兰大毕业留校、北京两次读研、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

“能成为第一号博士是历史的偶然”

马中骐

马中骐，一位78岁乐观爽朗的老人，在上海出生、长大，1961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读了两次研究生，间隔14年，获得博士学位时42岁，博士学位证书编号10001，由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钱三强签发，成为中国第一号博士。

退休后在东莞生活的马中骐并没有闲赋在家，写书、游泳……忙得不亦乐乎。多次联系后，老人家终于答应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并与记者进行了对话。

受访人:马中骐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第一号博士

采访者:武永明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人物简介

马中骐，男，1940年3月生于上海市，浙江杭州(临平)人。1951年-1956年在上海市市东中学学习，1956年-1961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留所工作，1991年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四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教学成果二等奖和2004-2005年度王淦昌奖。

“能成为第一号博士，是历史的偶然，这并不说明我比别人强，我只不过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记者：从学位证书上看，您是中国第一号博士，您对这个第一号怎么看？

马中骐：第一号就是名字排在前了，没有别的意义。能成为第一号博士，是历史的偶然，这并不说明我比别人强，我只不过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记者：在那个特殊年代，顺利完成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学业是件很难的事，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这条路您走了整整26年，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马中骐：1956年，16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兰州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劳动”。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64年，我以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师从学部委员(现在称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但命运捉弄，我的研究生只读了1年，1964年冬，校内搞“四清”运动，1965年12月，北大所有的学生都到农村去了；“文革”开始后学生从农村调回来，但也不上课。所以，1967年我就回到了兰州大学，学校原来的部门都解散了，我就在别的教研室代课，跟学生劳动。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让我燃起了回北京继续读书的希望，但“年龄限制35岁以下才能报考”的规定，让希望再一次破灭，我38岁的年龄过“线”了。可没想到的是，当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先生联系了一批老学部委员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中有一批人才，他们很优秀，但没能学完，建议把报考年龄放宽，让这批人能继续读研。就在临考前的两个月，我在《甘肃日报》上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1978年，我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胡宁的研究生，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高能所)读研，胡宁当时是高能所兼职教授，在北京大学、高能所都有研究生名额。

马中骐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受访者供图)

作为国家选拔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绝不能给国家丢脸。此后的30多年，我都在努力地工作，并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

记者：是什么支撑您始终不放弃，不懈怠，勤奋坚守的？

马中骐：我很用功，很勤奋，但这样的人太多了，有时候机会也很重要，比如研究生招生报考条件放宽。1978年的考研学生中，我是“幸运”的，在兰州大学当老师的1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过专业，研究生考试的基础课、专业课难不住我。

记者：胡宁、谷超豪……担任第一批博士的授业老师都是当时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大师，您能谈谈导师以及您和导师之间的故事吗？

马中骐：那个年代的研究生导师没有“门户”之见，每一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的共同培育。在高能所时，我一般每两个星期去向胡先生汇报近况。我的记忆中，胡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讨论问题时，学生可以直接反驳他。我没有经过硕士论文答辩，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博士课程考试。“文革”前，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的硕士生课程，可已发表了3篇文章。1978年再次考上研究生后，导师说，我只需听两门课——英文和微分几何，因为这两门课以前没学过，其他时间全在搞科研。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很多学生都叫我“大师兄”，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做博士论文时，我找到了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谷先生跟杨振宁先生合作时，写了一篇关于规范理论的数学方法，我要做这方面的研究，高能所和谷先生都很支持。3个月后得到谷先生的认可后，我的文章被送到国外，并在高能所答辩，还录了像。

记者：“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的共同经历，您的论文答辩有哪些学术大家参加？

马中骐：1982年2月6日，新中国举行首次博士论文答辩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有5位学部委员、两位顶尖教授，委员会主席由“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担任。我的论文答辩比较顺利，答辩时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答辩委员会全体讨论，当场宣布通过。1982年3月4日，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钱三强签发了我的博士学位证书。

记者：1983年5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礼遇为你们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

马中骐：除了唯一一名工学博士冯玉琳在美国读书外，参加仪式的其他17位博士和导师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仪式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因此，我是唯一一名坐在主席台上的学生。当天，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都坐满了，我那天紧张得不得了，别人讲的啥我都听不见，一直在背发言稿。心想着，作为国家选拔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绝不能给国家丢脸。此后的30多年，我都在努力地工作，并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

编号“10001”的博士学位证书。

“我最大的兴趣是研究清楚过去不清楚的物理问题。”

记者：您博士毕业后在美国进修期间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过，杨先生对您帮助大吗？

马中骐：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杨先生听到我对Levinson定理的研究感兴趣，马上把他的新发现告诉我，让我学习他的手稿，我收获非常大。采用了杨先生的方法，我在Levinson定理的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这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基本定理，可以简单地写入量子力学教科书。我对这个定理的研究，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并被英国一本一流的物理杂志邀请写有关Levinson定理的总结文章。

记者：从1978年离开兰州大学到北京读研算起来已经40年了，您对母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马中骐：兰州大学的教师水平很高，而且全力以赴地参加教学工作。我大学毕业后因为教学任务非常重，使得我的物理基础非常扎实。

记者：听说您爱好游泳，现在每天还坚持吗？

马中骐：我每天游泳，游600米。这几年，我在全力以赴地写英文版群论书，2017年底刚交稿，很快会出版。我对群论计算有新的发展，现在还想再做些计算。我最大的兴趣是研究清楚过去不清楚的物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