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与曾国藩、左宗棠年龄相仿，三个人前后也就相差了一两岁。

这样说来，在他们童年和少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三个人应该同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上学读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些有趣的并列镜头画面：

每天早上，三个小男孩同时背起书包走出各自的家门，迎着同样的朝阳，吹着口哨，蹦蹦跳跳走向他们各自的学堂。

然后，在三间不同的教室里，他们同时在摇头晃脑地读着课文，为的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

考取秀才，然后接着考举人，考进士，金榜题名，快意人生。

散学了，回家的时间还早，他们同时欢快地奔向各自的乐园，跟小伙伴们一起嬉戏：

或是在草地上忙趁东风放纸鸢，或是在小河边捉鱼虾蟹蚌，或是爬到树上掏鸟蛋。

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三人是邻居，是同学，那他们应该会是很要好的小伙伴：

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一起放学玩游戏。

那该是多么美好纯真的童年友谊啊……

可是，上天也许觉得这样的剧情不够刺激，偏要让他们天各一方，各自快乐地成长，然后让他们的命运开始分化。

多年以后，再让他们狭路相逢，你死我活，成王败寇。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天是个很优秀的导演。

说到读书，洪秀全的天赋也许不及左宗棠那样的天生奇才，但应该比曾国藩的笨拙愚钝要好不少。

史料记载，洪秀全幼时天资聪慧，7岁入私塾读书，表现优异。

老师们都说，他将来考取功名就像捡拾草芥一样容易，必能光宗耀祖。

老洪也非常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儿子，经常在别人面前夸耀。

虽然家里比较穷，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节衣缩食也要供他上学读书。

要知道，全家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

不过，洪秀全读到16岁时，就再也上不起学了，只得辍学回家帮忙干农活。

两年后，村里的族人见他的学识还不错，不应埋没于农活之中，于是聘请他担任本村的私塾先生。

这样，洪秀全就有机会一边教小孩读书，一边寒窗苦读，自学备考。

大约从16岁起，洪秀全开始考秀才，一直到29岁那年，先后考了四次，全部落榜。

清朝时，考秀才一共要参加三轮考试：县试、府试和院试。

洪秀全每次县试都名列前茅，但却就是通不过后面的府试或院试。

个人推测，洪秀全的天赋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每次县试都考得很好。

很可能是因为，在整个府（地级市）里面，他老家那个县的总体教学水平比较落后。

所以洪秀全在县里算是尖子生，但拿到全府一比试，差距立现。

再加上家里很穷，他也没机会像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转到城里的好学校继续读书，辍学后只能自学。

这样不利的学习条件，考不上秀才也很正常。

可是，洪秀全从小就被老师夸奖，被父亲夸耀，被同学夸赞，因此自我感觉良好，向来很自信，自我期望也很高。

这其实跟左宗棠的心理很相似，只是还没到自大狂傲的地步而已。

因此，尽管考不上秀才也许确实是因客观条件所限，但这对于非常自信的洪秀全来说，心理打击是很大的。

秀才只是最低的功名，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谈什么金榜题名？

前两次落榜，洪秀全还能承受。

到了第三次落榜（1837年），多年的失落和压力，导致他身心崩溃，看完榜就病倒了，不得不雇顶轿子，请人抬回老家。

这一场大病持续了四十多天，期间洪秀全有时候昏睡不醒，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手舞足蹈。

因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家里人只好把他关在屋子里。

这场怪病好了之后，洪秀全跟大家说，自己做了一个异梦：

天神封他做人间的君王，来拯救苦难的世人。

其实，屡次落榜的他，做这样的梦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过激反应，符合落榜综合症的病理特征。

这个时候的洪秀全，虽然愤愤不平，但应该还没有产生造反的明确念头。

不过，这个异梦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入了洪秀全的心中，几年后终于开始生根发芽。

1843年，洪秀全前往广州参加院试，第四次考秀才，结果又落榜了。

这次他没有再病倒，而是默默地回到家。

他在书房里静坐了半天，突然大喊一声：

我再也不考这破科举了，我要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

开科取士，是皇帝和朝廷才拥有的权力。

看来，洪秀全是想要自己当皇帝了。

这就好比现在，某人去一家大公司应聘求职，却屡次被无情拒绝。

倍受打击的他，最后拍案而起：

我还不稀罕给你们打工了，我要去创业开公司，自己当老板！

当今那些求职不成、愤而创业的人，其豪情壮志确实令人钦佩。

相比之下，求职被拒的洪秀全，显然要牛气得多：

他想开的公司，全国只容得下一家。

他想当的老板，全国只容得下一个。

现在某人要是创业没成功，还可以回头接着找工作。

可当时的洪秀全，要是创业（造反）不成，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杀头，甚至满门抄斩。

风险如此巨大，所以一般嚷着要造反当皇帝的人，大多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很少有人会当真去行动。

可是，洪秀全竟然当真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洪秀全的造反动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首先，他考秀才屡次落榜，产生不满情绪，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洪秀全也像曾国藩那样，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他还会造反么？

实际上，会试屡次落榜的左宗棠，曾经也产生过不小的造反倾向，后面会提到。

不过，仅仅因为科场不顺就去造反，这似乎说不通。

事实上，中国自从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真正考取功名如愿做官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大多数读书人，都是科场失意者。

抱怨归抱怨，也没见有多少人真敢去造反。

再说了，考不上秀才的洪秀全，也不是无路可走。

他还可以继续当私塾先生，与干农活相比还算体面和轻松，应该也能勉强养家糊口。

总之，从客观环境上讲，他没有必须得冒杀头的风险去造反的外在压力。

这一点就与历史上很多造反者不同。

比如陈胜吴广，他俩因大雨误了行程，按律当斩。

逃亦死，反亦死，横竖是个死，还不如反了他娘的，于是才有了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比如朱元璋，本来当乞丐、当和尚都是难求一顿饱饭，后来又被人告发自己暗通起义军，很可能会被抓起来杀头。

被逼入绝境的他，心一横，也只好反了他娘的。

可洪秀全没有被逼入绝境。

只要他愿意，自己应该可以一直本本分分、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

在我看来，真正逼洪秀全造反的原因，源自他自己的内心。

不难猜出，他应该有着极大的抱负和雄心，或者说野心。

然而，正常的科举途径却实现不了，所以不甘平庸的他，宁愿冒着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冒的风险，也要玩命一搏。

纵观历史，类似这样的主动造反者也不少见。

他们一般都是抱负远大，雄（野）心勃勃，却又怀才不遇。

其中很多人都是科举落第者，比如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也是如此。

除了雄心极大和怀才不遇两个因素外，个人所处的时代局势也很重要。

要是正逢太平盛世，那么想造反并真正付诸行动的人，非常少见。

即便有极少数脑残者，不识时务地揭竿而起，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下场可想而知。

而到了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天灾人祸频发、民不聊生的时代，各种被动和主动的造反者就会涌现出来。

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

洪秀全是读书人，也见过一些世面。

他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趋势，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用他们造反者的行话来说：此诚丈夫得志之秋也。

当然，你也可以相信这样的解释：

洪秀全看到当时的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冒着杀头乃至满门抄斩的风险，毅然组织和率领贫苦百姓举行武装起义，去推翻腐朽黑暗的满清王朝，然后建立一个公正太平的人间天国。

这样大公无私的造反动机，很高尚，很伟大，但不真实。

古今中外，大公之人，这个也许有（虽然不多见）。

无私之人，这个真没有。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人而不是神，他就不可能没有私欲和私心。

我们不排除，普通百姓出身的洪秀全，刚开始造反时，确实可能兼有一点高尚的公心。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私欲远大于公心。

或者说，他的私欲急速膨胀，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当初那一丁点儿公心。

当然，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私欲过大和动机不纯，并不影响农民起义本身的正义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几千年来，正是那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在他们被压迫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暴政，这才推动了封建王朝的新陈代谢，换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太平盛世。

不管动机如何，重要的是，洪秀全真的开始实施造反行动了。

马上就到而立之年的洪秀全，创立了一个中西杂交的新宗教：拜上帝教。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仁坤”改为“秀全”，拆开就是“禾乃人王”，即“我乃人王”之意。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一心想当人王的洪秀全，主要活动就是秘密传教，发展信徒，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他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前面布满了荆棘，也充满了诱惑。

他究竟能走多远呢？

备注：本文节选自风华长歌原创的《说晚清 道民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