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有份无意义工作，且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无意义工作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种彻底的绝望与抑郁当中。

你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甚至更多。你收入还不错，但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觉得它毫无意义。你不禁质疑，我们无休止的工作与加班，真的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吗？

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直接戳破了这个梦幻泡泡，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概念：无意义工作。格雷伯使用了更过分的说法：bullshit job，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样一类工作非但无益，甚至有害。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但实际上，调查显示30%到40%的人，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格雷伯举例，比如在他的调查中，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进而，“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公共关系研究员、金融战略家、公司律师等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组成委员会讨论不必要的委员会的问题。”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如金融、法务、咨询、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都没有实际的意义。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已经足以被描述为“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

其实，早在格雷伯之前，畅销作家斯坦利·宾（Stanley Bing）2007年的著作《一百种没用的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们》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概念。无意义工作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职员本人也无法证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义，但作为职务的一部分，他们又感到自己必须假装意义存在。这种令人怨念的矛盾状态深深损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但人们对此避而不谈。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毫无意义？你该看看这本<狗屎职业论>》一文中，作者俞冰夏很妙地将这种状态概括为：“体力劳动伤身，狗屎工作伤心”。她指出，格雷伯看到了类似职位的关键问题：职员主观能动性的完全缺乏，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完全扭曲。“有份无意义工作，且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无意义工作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种彻底的绝望与抑郁当中。”

这种无意义工作，通常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走狗型”工作。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第二种，“打手型”工作。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表示，“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第三种，“胶布型”工作，他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工作，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

一个从事咨询的人说：“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学术界也类似，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型工作，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无意义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shit jobs），事实上，无意义工作可能光鲜亮丽，颇受尊重，且待遇极佳。无意义工作缺乏的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包工头型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格雷伯颇为遗憾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吊诡，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报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护士……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工作？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

问题的答案不仅仅经济性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性的。无疑，失业率太高会造成社会动荡，我们需要向社会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之中，大多数工作都属于“第三产业”，即致力于分配或维护而不是生产商品。格雷伯指出了很微妙的一点：观察近几十年工作的扩张情况，会发现行政部门扩张得最厉害，甚至比“服务”部门扩张更多。虽然企业会无情地裁员，但受雇处理公文的小职员数量却总在不断增加。

我们能够看到，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许多事物必须被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我们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每个人都有占其他人的便宜的可能，所以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观察前面提到的几类无意义工作的性质，不难发现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指涉着某种主仆关系，更准确地说，这背后潜藏着“99%的人”和“1%的人”之间的劳动异化关系。如果1%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财富，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就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认为重要或有用的东西。

无意义工作的大量存在，成为最适合维持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的职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同那“1%的人”的视角和情感，及其背后的金融化制度。无意义工作最无意义之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和僵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受制其中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

反过来，有益社会的劳动一直被低估了，比如那些从事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工作的人，他们真正照顾他人，却只得到很少的报酬，甚至无力顾及自己和家庭。这种不公平是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但反常的是，人们却往往认为事情本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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