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同业业务货币供给创造的视角，分析银行同业业务对货币供给量和实体经济融资规模的不同影响及其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金融去杠杆的政策效果。本文构建政府、企业、银行的三部门经济模型，研究政府救助行为对主权信用和金融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指出政府对金融救助所增发的债务越多，财政缺口引发的主权信用风险越高。

美元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与对策

/ 宗 良 冯兴科 刘津含

反洗钱NCCTs黑名单与国家禀赋关系研究

/ 孙陵霞 张成虎

银行同业业务与实体经济融资

——基于货币供给创造的视角

/ 吴 晗 张克菲

利率市场化增加企业信贷成本了吗？

——基于中国某省信贷数据的研究

/ 钱 龙

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 张培良 席旭文

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及实证检验

——基于上市银行的研究

/ 方蔚豪 杨文慧

金融风险、政府救助与主权信用风险

/ 郭 敏 黄亦炫 李金培

美元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与对策

宗 良 冯兴科 刘津含

2018年4月以来，美元持续多次加息，多个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大幅贬值、股市急剧下跌、债市承压动荡，资本外流压力进一步显现。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的导火索以外部因素为主，风险传播渠道以跨境联动因素为主，风险放大渠道以内部因素为主。在美元加息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要妥善处理自身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关系，避免过于依赖美元，过多承担短期美元债务。支持法国、德国等提出的建立新独立国际支付体系的倡议，避免部分国家将国际公共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为制裁手段。

反洗钱NCCTs黑名单与国家禀赋关系研究

孙陵霞 张成虎

本文基于“国家纵容洗钱最优数量—国家反洗钱监管宽松程度—反洗钱NCCTs黑名单”的逻辑关系，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反洗钱NCCTs黑名单与国家禀赋的关系。研究表明，某国纵容洗钱最优数量取决于其自身的自然、经济、金融、犯罪、恐怖活动等条件，条件较差的国家会更倾向于纵容洗钱。2008年后的NCCTs黑名单制度更为合理，单纯的黑名单制度提高反洗钱有效性的作用有限。

银行同业业务与实体经济融资

——基于货币供给创造的视角

吴 晗 张克菲

本文基于同业业务货币供给创造的视角，分析银行同业业务对货币供给量和实体经济融资规模的不同影响及其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金融去杠杆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同业业务可以创造信用货币，但这些资金并非全部流向实体经济。虽然短期内同业业务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融资，但长期内不再显著，反而会提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此，应持续推进金融去杠杆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优化实体经济融资结构。

利率市场化增加企业信贷成本了吗？

——基于中国某省信贷数据的研究

钱 龙

本文运用中国某省2011-2016年间近100万笔信贷数据，考察利率市场化对企业信贷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之间市场竞争，考察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不仅需要区分企业特征因素，还要考察不同类型贷款的差异。从企业视角看，利率市场化利于缓解银行对企业的“套牢”问题，降低大企业和高资信企业信贷成本，但会增加普通中小企业信贷成本。从银行视角看，利率市场化对企业信贷成本的影响与贷款契约有关，贷款期限会弱化利率市场化对增加企业信贷成本的影响，且不同类型银行的差别化定价策略存在差异。

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张培良 席旭文

本文运用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非现金支付发展的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区域专业化差异、空间正自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票据和银行卡交易金额每增长1%，将分别促进GDP增长0.11%和0.13%，第三产业发展是非现金支付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本文认为，应促进非现金支付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防范潜在风险，运用“空间—制度”互动效应解决区域不平衡性。

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及实证检验

——基于上市银行的研究

方蔚豪 杨文慧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上市银行的数据，研究银行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显示，高管长期薪酬及总薪酬与银行风险水平呈现负相关性，即高管长期薪酬和总薪酬水平较高时，银行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应发挥银行董事会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运用股权激励、延期支付等长期薪酬激励方式激励银行高管，促进银行控制风险，创新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金融风险、政府救助与主权信用风险

郭 敏 黄亦炫 李金培

本文构建政府、企业、银行的三部门经济模型，研究政府救助行为对主权信用和金融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指出政府对金融救助所增发的债务越多，财政缺口引发的主权信用风险越高；被救助银行作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和被担保者，其风险随着主权信用风险上升而上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保障性支出等经济社会因素后，政府债务增长率对主权信用违约互换价差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救助后，主权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形成了风险“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