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望晚清与民国的十六座城市 | 阅读

回望晚清与民国的十六座城市

青年学人张泉的《城殇》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它不是标准的学术著作，却有着如同学术著作一般的专业品质和思想深度；它不是流行的历史读物，却又犹如流行的历史读物一样明白如话、通俗可读。在回望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著作中，张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选取了一百多年来的城市变化作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以十六座城市为切片，从市政建设、民主探索、金融秩序、实业振兴、军事化转向、公共空间的营造、文化转型、宗教改革等多个层面，去追寻城市在历史中的基因突变，寻找那些被后人遗忘的现代城市缔造者的身影，尽力复活历史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进而勾勒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风貌。

民国时期的北京

如果将公民看作是现代化的灵魂，那么，城市则是衡量现代化的一把重要标尺。自古以来，中国即有着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城市理念，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城市显然并不是一个诗意的栖居，反而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与军事的权力意志，道德和伦理的教化功能。近世以降，传统中国被动缓慢、亦复曲折迂回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正是从城市外观的逐渐变化中才真正显现出来的——当此时，天下已不复旧时的天下，城市也不复从前的城市，戒备森严的传统城市，再也无法抵挡时代的洪流，它们自身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势必成为那些时代拓荒者寄托现代化理想的绝佳容器。从为人称道的“小南京”、“小苏州”、“小西京”，转而成为令人称羡的“东方的巴黎”、“东方的伦敦”、“东方的莫斯科”，不管城市的基因突变是否达到了现代城市的预期目标，张泉精心选取的这十六座城市，即基本囊括了这种城市转型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象征了中国城市转型的艰难坎坷和尴尬宿命。

民国时期的上海

在张泉选取的十六座城市中，既有转型成功的例子，也有转型失败的例子——但无一例外，成功往往只是暂时的成功，失败却常常成为最终的失败。在民国时期此起彼伏的城市实验中，安庆、马尾和天津分别承担着先行者的角色，但是，面对短暂的机遇，因为城市观念的滞后，前二者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以至现代化之梦就像飓风一般席卷而过。倒是天津因为全盘接受了现代化的城市理念，才因其多元的文化色彩而大受其益。同样作为殖民城市的香港和澳门则形成了两套鲜明的参照系：一个积极推进城市改革，创办实业，建立经济基础；另一个总是被机会主义所蛊惑，试图通过极端手段快速崛起。相比之下，以专家主政的南通、杭州和汉口虽然屡屡塑造城市传奇，却也暴露出专家与权力之间的相持，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那么，由军人主政的城市又如何呢？北碚、天水、南宁、康定，它们分别与彼时军事强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虽然同样创造了城市的神话，却也覆手摧毁了城市的未来。事实证明，这两种统治模式在民国都氤氲出新的气象，也都引发了新的危机。

民国时期的安庆

张泉以“失控的摇篮”来形容中国城市艰难曲折的现代化之路，他有成熟的城市理念，也有不俗的观察视角。比如，他写上海，并不以大上海的经济繁华为重点，而是从出版界入手，更为看重上海得风气之先的文化影响。他说：“在这座充斥着西式器物、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城市中，文化启蒙既是一种使命，又是一种消费形式。”以之印证包容性成就城市的尺度，商业化决定文化的成败。他写北京，则从公园的设立作为切入点，以公共事业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暗示着中国向现代化文明过渡过程中的诸多峰回路转”。在张泉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其实远远不仅只是城市，还有城市背后的个人：李鸿章之于北京，袁世凯之于天津，张謇之于南通，张静江之于杭州……。他们或者因造福一方而显赫一时，或者因身败名裂而身后寂寞，但他们曾经的理想和作为，却都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回溯城市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修复历史的容颜，还原那些被遗忘抑或被忽略的城市化先锋们真实的个人面貌呢？

民国时期的天津

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其间得失未有定论，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的城市总是因政治形势和强力人物的影响而改变，却从来没有按照现代城市自身的逻辑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过去如此，今天亦复如此。事实上，张泉写作《城殇》也有着明显的现实用意，他的文字既带有八零后学人所特有的激情、尖锐和担当，同时也建立在回望历史、反思现实的基础之上；他的写作既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城市理想、倡导多元化的城市观念，同时也是为了唤醒那些沉睡的城市记忆，为当下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张泉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