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场悟道前的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王阳明从小就渴望建功立业，曾"纵观山川形胜"，"好言兵"。除此之外，王阳明感兴趣的便是哲学。据《传习录》记载，他曾按照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去格竹子，一连格了七天，最后"劳思致疾"。于是他感叹圣贤难做，转而出入佛老之学，但也未曾反驳朱熹的方法。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为官之后，自然直言敢谏，于是在正德元年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这才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

二、关于龙场悟道的记载

关于龙场悟道，最直接的记载还是《传习录》，就在"格竹"下文，王阳明自称：

"及在夷中三年, 颇见得此意思, 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 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 便自有担当了。"

除此之外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也对龙场悟道有过记载，颇具参考价值。钱德洪曾直接受教于王阳明门下，他的记载应当基本可靠。在《阳明先生年谱》中的龙场悟道更富传奇色彩：

(正德) 三年戊辰, 先生三十七歳, 在贵阳。春至龙场。是年始悟"格物致知"。……时瑾憾未已, 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 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㨯,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黙以求静一, 久之胸中洒洒, 而从者皆病。……因念圣人处此, 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 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黙记五经之言证之, 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两段话虽详略有别，但记载基本一致。可以推断出王阳明面对龙场艰难的环境首先是悟进退之道、"生死之念"，然后反思朱熹格物穷理之说，最终顿悟。

三、龙场悟道的内容

1、订"格物穷理"之谬

朱熹在注《大学》"格物致知"时提出的"即物穷理"的观点。朱注云:"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功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王阳明在格竹失败后便开始怀疑，直到龙场悟道终于找到突破口。他意识到"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天下事物千千万万，求之于外物永远只能得到个别的规律，难以达于大道，所以"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2、初步意识到"心即理"

既然"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反过来就是得"求理于心""心外无理"了, 推而言之, 也可谓有"心即理"的意思在。但这时的王阳明, 还只是初具"心即理"的意识, 还没有完整明白的论述。毕竟《年谱》说的"格物致知之旨"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非"吾心自足"。在当时程朱理学的语境下，"性"指人的天性，"心"指人的主体意识，两者不能等同，直到后来王阳明才提出"心即性"的命题。可见王阳明龙场所悟尚未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仍在思想成形阶段。

3、提出"知行合一"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四年条记曰："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这时距离悟道仅一年，因此"知行合一"也可以看作龙场悟道的成果。当时朱熹"知先行后"论在社会上造成了知行脱节，以致形成"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的现象。王阳明针对这一社会现象，为补偏救弊而提出"知行合一"。这是与其"求理于心"密切相关的。他与席书讨论"知行本体"是已明白认识到, 求理于外, 知行本体就分裂为二, 求理于心, 则知行本体就只有一个, 所以知行合一之说自可成立了。可惜, 此时的王阳明, 还没有像后来载江西时期那样明确认识到这个知行本体, 其实就是"吾心之良知"。

而"致良知"说, 是在经历平定朱宸濠叛乱、又被奸臣张忠、许泰诬陷等重重磨难之后, "始有良知之说", 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 是"此良知之说, 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可见此说并非顿悟而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