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穷国普遍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穷→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没有钱投资→国内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很小→没有就业机会→穷。如果政府下个命令就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GDP增长率，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

第10章　贫穷怪圈

•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导致贫穷的原因，却没有指出摆脱贫穷之路。华丽的辞藻后面空洞无物。

•许多脱贫建议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由于穷，所以穷。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穷国普遍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穷→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没有钱投资→国内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很小→没有就业机会→穷。

•就业是摆脱贫穷陷阱的突破点。

•摆脱贫穷陷阱的唯一出路是靠民众努力增加生产，让老百姓有活可干。既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那么就只好另找出路，开发外部市场，给国民创造就业机会。

摆脱贫穷的对策

怎么才能帮助占人口总数40%以上的穷人摆脱贫穷陷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等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归纳起来主要有：

（1）科技脱贫；（2）教育脱贫；（3）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医疗保健脱贫；（4）提高储蓄率脱贫；(5)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脱贫；（6）通过扩大消费脱贫；（7）呼声最响的就是增加外援脱贫。

有人建议发展中国家走科技脱贫的道路。实践证明，帮助穷国人民提高农业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采用新技术提高农村小作坊的劳动生产率等，确实有助于脱贫。可是，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取决于生物基因，而基因的形成或改变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1000年前的小麦和今天区别不大。虽然新科技、新品种能帮助增加农业产量，但是空间不大。科学技术必须作用于生产活动才能如虎添翼。倘若穷国除了农业之外，没有现代产业的增长点，现代科技也难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为穷国找到新的增长点，科技脱贫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人尽皆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特别是穷国，只有抓好儿童教育才有未来。可是，办教育需要投资，穷国连饭都吃不上，办学的经费从哪里来？

疾病是导致许多家庭陷入贫穷的重要原因。提高社会福利，建立良好的公众医疗网络，为民众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能够有效地帮助脱贫。可是，昂贵的医疗费用从何而来？

在有些媒体上出现的脱贫建议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有人指责中国的工人工资太低，应当把中国员工的工资增加二三倍，马上就可以帮助他们脱贫。听起来荒唐走板，可是这些“脱贫建议”曾经多次出现在德国、法国的某些报纸、杂志上。且不说这些所谓的“建议”醉翁之意不在酒，请问给员工增加工资，钱从哪里来？

有人指出，储蓄率太低是穷国出现贫穷陷阱的重要原因。他们收集了各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储蓄率和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可是，这样的研究只不过是把人们从一个困惑引进了另外一个困惑。如果人们比较富有，也许可以动员他们减少当期消费，多储蓄一点。储蓄高了，就有更多的资金来投资。增加投资就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为将来更高水平的消费提供条件。储蓄只不过是把今天的消费转移到了未来。这些道理连小学生都明白，还用得着反复说教？穷国就是因为穷，没钱，才没有办法提高储蓄率。提高储蓄率有助于脱贫的说法陷入了一个走不出来的逻辑陷阱：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通过提高居民购买能力脱贫。有些建议值得参考，例如降低政府税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不过，穷国居民收入水平很低，购买力很弱，除非显著地提高居民收入，否则很难提高居民的购买力。

通过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脱贫。说到底，扩大市场规模是脱贫的结果，不能拿扩大市场规模作为脱贫的政策工具。（萨克斯在《非洲贫穷陷阱》一书中总结非洲各国陷入贫穷陷阱的五个理由：第一，交通成本很高，市场规模很小；第二，农业生产率很低；第三，疾病负责很重；第四，不利的地缘政治；第五，吸收海外技术能力很差。参见萨克斯《非洲贫穷陷阱》，p131。）

有些学者认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是脱贫的捷径。费尔德（Gary S.Fields）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西班牙、委内瑞拉、印尼、南非等国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民营企业高速发展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助于脱贫。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中，脱贫的主要贡献来自于让民营企业在最具有活力的部门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正确地提到，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地发挥穷国最重要的资源，即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参见Pathways Out of Poverty,Private Firms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Gary S.Fields and Guy Pfeffermann,2003。）

他们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提供了大部分就业机会。可是，如同许多计量分析模型一样，找到了民营企业发展和穷人数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为什么中小企业在有的国家蓬勃发展，而在另一些国家就是发展不起来？

外援脱贫。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积极主张增加国际援助帮助穷国脱贫。他在世界上的各个穷国和富国奔走呼吁，如果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在2006~2015年间，需要每年投入不少于1000亿美元。他很乐观地指出：如果美国等富国拿出其GDP的0.7%来援助穷国，可以在2015年将贫穷减少一半，并且在2025年完全消除极端贫穷。

萨克斯引用“蒙特利尔共识”中的一段话：“作为对发展融资其他来源的一个补充，官方发展援助（ODA）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多少能力吸引私人投资的国家。ODA有助于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间内达到可以充分动员国内资源的水平，同时该国的人力资源以及生产和出口能力得到提高。ODA对于改善私人部门的环境也是重要的，因此为稳健的经济增长铺平了道路。ODA在支持教育、健康、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促进粮食安全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对非洲的很多国家、欠发达国家、小岛型发展中国家以及内陆型发展中国家而言，ODA仍然是最大的外部融资来源，并对实现千年声明的发展目标以及其他达成国家协议的发展目标有着关键的作用。”

毫无疑问，萨克斯为穷国所做的努力值得赞扬和钦佩，如果各个富国能够慷慨解囊，自然是件好事，乐观其成。可是，萨克斯很沮丧地说：“令人震惊的是，到了2004年末期，美国还没有给千年挑战账目划拨一分钱。”不知道在萨克斯的《贫穷的终结》一书出版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追加了扶贫拨款。令人担忧的是，在2008年10月以后，世界上排名前五位的投资银行接连垮台，金融危机横扫北美。美国经济好比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增加对穷国援助的可能性非常渺茫。看起来，通过外援帮助穷国脱贫的时间表可能又要大幅度推后了。

经济史学者提出的脱贫建议总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可是付诸实践的可行性并不高。哈佛大学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六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发表题为“国富国穷，原因何在”的演讲。他指出：“经济的增长源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看似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

詹姆斯•罗宾逊说：“在英国，主要的政治变迁体现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的利益和国会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国会代表了上升中的商人商业利益。发生在国内战争中的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政治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对君主的限制和国会权力的上升。经济制度上的变迁也同时发生了，金融机构变化了，垄断被取缔，私人产权更加安全了。所以，经济增长看起来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相关。”

随后，他说：“我试图根据英国经验和近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给出对世界相对发展差异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尽管政治制度使得经济制度的变迁成为可能，但它也带来了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何英国能够避免寡头铁律。（”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的高层改变了，但他们的利益及行为与先前的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英国的经验说明，很难创造一个对发展有利的政治均衡，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还存在众多贫穷的原因。”

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否定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变迁的密切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影响，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此同时，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使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这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规律。罗宾逊的深层含义姑且不论，他却回避了我们最希望解决的问题：究竟怎么样才能摆脱贫穷陷阱？

有的脱贫建议强烈主张推进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制度。毫无疑问，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上，公开反对民主，主张独裁的论调已经越来越少了。可是，民主和脱贫之间的关系似乎还不是非常明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许多民主国家，至今还穷得一塌糊涂。印度的民主制度似乎比中国更强一些，可是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远远不如中国。更何况民主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世界上独裁政权的特征基本类似，可是有100个民主制度就有100个不同的版本。民主的基本概念就是把决策权交给人民，而世界各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各国人民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简单地说，通过推进民主来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含义，让人听过之后茫然不知所措。

詹姆斯•罗宾逊指出保护产权有利于脱贫。他说：“经济制度与产权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产权安全性越高，则人均收入越高。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因果性的存在，表明如果穷国能够改进经济制度以使产权更加安全，它将会变得富裕。”产权清晰有利于公平竞争，提高生产效率，鼓励技术创新，对于这一点似乎并无争议。但是产权清晰的私有制国家未必脱贫，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还有一些人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习俗、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导致贫穷的原因。有些说法很有道理，有些文章在华丽的辞藻背后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但是，最糟糕的是，这些文章并没有指出摆脱贫穷之路。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每逢大选就可以听到政客开出廉价的支票，许诺要消除贫穷。虽然事后证明这些许诺大多是空头支票，可是政客们依然如故，从不厌倦。穷国人民摆脱贫穷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哪怕只是望梅止渴，口头上说说摆脱贫穷也是好的。

贫穷怪圈

穷国究竟穷在哪里？

分析各种脱贫建议，可以看到其中存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因为穷，所以穷。穷就意味着没钱，没钱就什么事情都办不到，改变不了现状就意味着穷。仔细推敲，在穷国普遍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没有钱投资→国内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很小→没有就业机会→穷。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循环中更换一些元素或者加入更多的元素。例如，倘若我们想强调教育的作用，那么可以稍加改动，新的贫穷循环是：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没有钱普及教育→生产效率低下→没有就业机会→穷。

如果要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略改动一下，贫穷循环如下：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没有钱开发研究→市场竞争力差→没有就业机会→穷。

若要强调医疗卫生对脱贫的影响，贫穷循环可以表述为：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系统很差→贫病交加→没有竞争力→没有就业机会→穷。

如果强调人口因素：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系统很差→人口增长率很高→没有就业机会→穷。

如果强调债务负担：

由于穷→收入水平低→负债累累→没钱还债→没钱投资→没有就业机会→穷。

总之，可以加入储蓄率、市场规模、教育、人口、科技开发、医疗卫生、债务等等，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见图10-1。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穷，所以穷。贫穷是一切麻烦的起点，最终的结果又回到贫穷。

图10-1贫穷循环

注：处可以添加其他原因

纳克斯（Ragnar Nurkse）于1952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Some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文章，（Ragnar Nurkse，“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2，No.2，May，1952.）其中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贫穷怪圈，见图10-2。

图10-2纳克斯提出的贫穷怪圈

纳克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影响穷国脱贫的各种因素。他指出，不仅需求价格及人口数量能影响经济体的市场规模，一国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决定市场规模的重要因素。减少运输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不仅如此，任何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因素都对需求市场的扩大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纳克斯得出结论：一国的普遍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其消费市场规模的最重要因素，而生产力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决定的。由于欠发达国家资本的使用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因此其市场规模很小。纳克斯强调资本投入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扩大消费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根据萨伊定律（Say'sLaw）指出，在没有通货紧缩缺口的情况下，资本的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

纳克斯以委内瑞拉为例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增长的重要性（R.Nurkse，1952）。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与石油行业有关的就业人口还不到全部就业人口的2%，大部分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不平衡增长，导致委内瑞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随石油价格的起伏而波动。1960年委内瑞拉国人均收入高居全球第18位；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下跌到第40位左右，1990年更跌至第72位。由于近年来石油价格不断上涨，2006年人均GDP排名又回升至第48位。纳克斯看到了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指出其仍然没有走上发展的道路。纳克斯强调利用石油出口的创汇加大国内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扩大国内外消费市场以促进经济的起飞。和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一样，纳克斯只强调资本投入在摆脱贫困陷阱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的因素。

纳克斯怪圈的优点是兼顾供求两个方面，不足之处是没有指出跳出贫穷怪圈的途径。

贫穷怪圈的突破口

在哪个环节能够突破恶性循环？

有人说，也许应当从提高储蓄率开始。从贫穷怪圈来检查，在储蓄率之前是收入水平低下，在收入水平低下之前是穷。由于民众很穷，所以没有能力储蓄，顺理成章。从储蓄率往后推，由于储蓄率低没有资金积累，没有足够的投资，生产不能发展，没有就业机会，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穷字。

无论是从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入手结果都一样，在贫穷怪圈中往前推几步是穷，往后推几步还是穷。从穷出发，归结于穷。

《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脱贫的主要对策是给穷国提供外部援助，注入资金，或者减免外债。外部资金可以投入两个点：第一，通过外部援助帮助改善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二，通过外部援助减免外债。实事求是地说，有外部援助总比没有好。如果外部援助的力度足够大，自然可以缓解贫穷怪圈的紧张程度。但是，即使注入外资，减免外债，也未必能跳出贫穷怪圈。外援很难改变国内市场规模，由于大部分居民很穷，他们买不起东西，即使生产出来也很难卖掉。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建立新的企业，没有就业机会，穷人花完了援助款之后，又回归贫穷。

用不着多说，人人都同意这样的逻辑，不工作就挣不到钱。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指责穷人好吃懒做。世界上只有不合格的政府，没有不好的人民。在贫穷国家内，民众渴望有工作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水平。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能够干些什么，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工作机会。

突破贫穷怪圈的要害是创造就业机会。

可是，穷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很小，即使生产出一些产品也很可能卖不出去。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国内市场规模很难扩大。在非洲一些国家至今还没有摆脱饥饿。他们急需粮食，但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在这些国家有对粮食的需要，却没有构成市场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才对应着出现生产和供给。如果需求方没有支付能力，就很难启动生产。

国内市场规模反映在某个时间点的宏观经济状态，并不是一个控制变量。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只有把国内生产总值搞上去，国内市场规模才能相应扩大。如果政府下个命令就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GDP增长率，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因此，把国内市场规模太小作为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有点本末倒置。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大国（如印度、中国和巴西）具有更广泛的多样化的资源基础和更大的内部需求。这种更大的需求起因于更大的人口规模，并能使这些国家提前实现工业化和利用规模经济而不必参入出口市场，较小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通常具有更小的内部需求，因此必须依赖外部需求和国外市场来刺激其总的经济增长。”（参见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p68。）

从人口上来说，中国和印度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按照上述观点，两国都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提前实现工业化。尽管中国和印度产出总量的绝对值不小，可是平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微乎其微。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印度，由于老百姓很穷，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国内市场规模都很小。实践证明，并不是人口多就意味着规模经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都没有因为人口众多而自然而然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可是关起门来努力多年，几乎还是在原地徘徊。

摆脱贫穷陷阱的唯一出路是靠民众努力增加生产，第一个环节就是让老百姓有活可干。既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那么就只好另找出路，打开国门，寻找外部市场。开发外部市场，给国民创造就业机会。

就业是摆脱贫穷陷阱的突破点。

替外国市场生产雨伞

国际市场分为不同层次，有高科技产品市场、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一般制造业市场，还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当发展中国家打开大门的时候，看起来穷国有许多机会，实际上，摆在它们面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多。如果穷国要生产高科技或者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己之短较人之长，很难赢得市场份额。穷国劳动力过剩，工资水平低，应当千方百计找到一些适合当地劳动力干的活，让剩余劳动力开始工作。暂且不谈穷国的劳动力能够创造多高的利润，只要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对社会的贡献是负的，一旦有了工作，即使利润率为零，起码他们自己的生活成本已经被覆盖了，这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此外，只有就业才能给员工提供在岗训练，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关于人力资本的探讨请参阅本书第13章。）

有人说，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很低，划不来。他们就没有好好想一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之外，还能生产什么？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是剩余劳动力，短缺的是资金和技术。在国际竞争中唯一留给穷国的空间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何况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还有那么多的穷国在竞争，稍有疏忽就让别人把市场抢走了。（例如，于海莲和杜振华认为：“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更多的是被外资所剥夺。除了解决一些就业压力之外，自己从中获利不多。印度虽然目前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是印度在关键领域正在超过中国，这些领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终赶上甚至超越中国。”参见于海莲、杜振华，“中印经济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究竟是赚了还是赔了？有些人只算商品交易的账，却没有算算人力资本的账。在贸易中交换的是商品，但是，在就业问题上必须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就没有办法给亿万劳动者提供上岗训练的机会，也绝对不可能形成现代的工业组织，更不可能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积累人力资本上的收益要远远超过账面所得。

以雨伞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制造的雨伞占国际市场的70%以上，被称为“雨伞王国”。在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大陆能生产什么呢？最佳的选择恐怕只能是“雨伞”。如果考察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出口商品的清单，几乎都是类似雨伞一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简单地说，中国就是通过为外国市场生产雨伞开始走向世界的。

无论一把雨伞的利润有多少，起码养活了几百万工人。实际上，雨伞业在不断地创造着利润，这些利润积累起来，提高了人均收入。人们开始有了储蓄，企业有了投资，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国内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就有能力出口更多的雨伞。台湾的雨伞业几乎全部迁移到大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不断升级换代，除了出口雨伞之外，还大量出口其他商品，其中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训练了大量技术工人。有两亿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转变为熟练的技术工人。

中国就是从“出口雨伞”开始了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摆脱贫穷怪圈的突破点就在“为外国市场生产雨伞”。

如图10-3所示，摆脱贫穷的突破口选择在为外国市场生产雨伞上。当接到外国市场的雨伞订单之后，中国企业开始雇用工人，由于制造雨伞无需复杂的技术和设备，很快生产出来第一批雨伞，并且顺利地在海外市场售出。工人得到了收入，开始有点储蓄，银行将这些储蓄集中起来，贷款给那些新兴的雨伞厂。工人就业之后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国内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新的投资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出口更多的雨伞。

图10-3贫穷陷阱的突破口

就是在不断地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训练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也逐步积累了资本，扩大了投资。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一圈又一圈向外延伸，出现良性循环，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起飞，逐渐摆脱了贫穷陷阱。

附录　1亿条裤子和1架飞机

我的朋友杨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问：中国是否要永远拿1亿条裤子换1架波音飞机？在他看来，中国出口纺织品（例如裤子），进口高科技产品（例如波音飞机）吃了大亏。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不仅误导了学生，还误导政府决策层。

既然出口裤子吃亏了，好吧，干脆掉过来，让中国出口飞机，让美国出口裤子，如此一来，中国不就再也不吃亏了吗？显然，这个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

首先，美国人大概没有出口裤子的本事。按理说，美国科学技术很发达，什么样的裤子做不出来？关键在于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太高，最低工资每小时6美元多。中国制造的裤子在美国市场上一条只卖几美元，其中给中国人还不到1美元。别看美国人连航天飞船都能做，要他们把生产裤子的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连门都没有。

其次，叫中国人制造飞机，造是造得出来，质量还过不了关。如果你出门的话，除非没有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坐国产飞机，否则还是坐波音飞机为妙。爱国的口号，人人会叫，但是到了生死关头，人们的选择非常现实。倘若非选择坐国产飞机不可，固然精神可佳，不过要瞒着太太才好，否则回家之后也不得太平。为什么中国人坐了二三十年的外国飞机并没有感到不舒服？难道中国人当中就没有爱国的吗？看起来，事情并不是像杨帆所说那样，要爱国也得有点条件。如果国产飞机的质量还不能过关，恐怕在这个时候想爱国也爱不起来。

要求中国人现在就造波音飞机，这种想法本身就很不合理，就好像让没有学会走路的孩子踢足球一样。中国人早晚也要在航空工业占据重要位置，但是现在还不行。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中国在制造业上的进展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20年前，进口家电在国内非常受欢迎，留学生回国时每年可以免税带进电视、录像机、冰箱、微波炉各一台。我出去4年之后才第一次回国。为了满足国内亲朋的愿望，省吃俭用，咬紧牙关，一个指标都没有浪费。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中国彩电可以向美国出口，别人一定会说这是做梦。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到三十年，中国的彩电已经打进了北美市场。日本人估计，要不了几年，300美元以下的中国电视机将全面取代日本货。既然第一步已经迈了出去，难道会没有第二步？中国人现在不造大型客机，并非不想，而是不能。我们的工业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再过几年，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在文革期间有句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敢于争先固然很好，但是任何时候头脑不能发昏。办什么事情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违背了经济规律是一定要受惩罚的。幸亏在中国还没有听说立刻要投资生产大型客机的消息，不过，在亚洲已经有人办过这种蠢事了。

1997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找了哈比比来作他的副手。哈比比在英国拿到了航空工程的博士学位。他认为，为什么要出口值不了几个钱的裤子？干脆造飞机，赚大钱。在他担任内阁部长期间，到处鼓吹要在印尼建立亚洲最先进的航空工业，被人称为“高科技先生”。在他主持之下，印尼投资数百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飞机生产基地。可是由于印尼缺乏配套的产业基础，需要投入资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印尼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足够的高级科研和技术人才。尽管印尼政府不断把钱投了进去，可是这些工厂就像黑洞一样，不断地吸进资金，就是吐不出飞机来。

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印尼之后，苏哈托被赶下台，哈比比临危授命，接任总统职位。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哈比比还要求国际社会拉他的航空工业一把。当哈比比下台之后，这些工厂也接二连三关门倒闭了。现代化的厂区一片荒凉破败。哈比比要发展航空工业，其动机无可非议，但是，印尼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不能支持这样的高科技产业。超越了发展阶段，好心也会办坏事。

杨帆说中国出口1亿条裤子才能换回来一架波音飞机，吃了亏。在这里要算两笔账。第一，进口波音飞机吃亏了吗？第二，怎么计算出口裤子的收益？

如果中国进口的不是波音飞机而是法国香水，消费掉了之后，就没有回报了。中国买了飞机回来，航空公司就是靠这些飞机在提供航空服务，赚取利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买主，如果航空公司赔本了，还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去买飞机吗？显而易见，航空公司买飞机的目的是要赚钱而不是赔本。因此，赚也罢，亏也罢，除非是官员贪污腐败，购买飞机是企业的市场行为，用不着我们多担心。

中国出口1亿条裤子，如果每条赚了1美元，加起来亦不过1亿，看起来确实没有赚到多少。可是，在出口总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收益必须考虑。首先，为了加工这些裤子需要成千上万劳动力，出口裤子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城市中有几千万人处在失业、半失业状态，在农村还存在将近两亿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难题。由于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如果没有外来订单，许多生产线就只好停工。中国大量出口轻纺产品，恰恰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在发展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叫做比较优势。无论什么国家都各有所长，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特点，参加国际贸易。中国的轻纺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服装、鞋帽、玩具等是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和米兰开会的时候，会场外面有许多人示威抗议，这些人的口号之一就是自由贸易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显然大量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中国来了。中国人比西方工人穷多了，倘若要照顾的话，也得先照顾穷人。何况，市场竞争是无情的。市场规律决定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合作，并不是哪个政府的安排和照顾。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穷国赶上富国？有人认为穷国很难跳出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穷，收入低、消费弱，没有市场，无法生产，没有工作机会，所以穷，转了一圈，结果还是穷。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些经济模型，他们认为要让穷国变富，应当加大资本投入。这是废话。穷国之所以叫穷国，就是因为没钱，上哪里来资本投入？有人建议要加强教育，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话固然没错，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如果有个国家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投入研究开发的资金比较充足，这还是个穷国吗？穷国没有钱，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发达的教育体系，因此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有一个环节可以入手，那就是通过出口来创造就业机会。只有提高就业率才能够逐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在居民收入增加之后，才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逐步把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中来。

新增长理论有两个核心：“干中学”和“看中学”。“干中学”说的是在职培训对于人力资本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学院式教育。只有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把劳动力从低效率的传统产业中解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中来。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日本的工业基地差不多都被炸平了。可是，几年之后，德、日的工业就东山再起，恢复了竞争力，其中关键因素在于它们拥有高素质的产业大军。有了人就有办法。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收获就是把1.2亿农民转变成了产业工人。他们从农村走进了工厂，学到了技术，适应了现代化生产节奏，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市场竞争力。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要逐步把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讨论经济问题，立足点就是要看到人的因素，要关心人。在计算出口的成本收益的时候，第一条就要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收益。如果埋头只算财务账，把人给忘了，难怪得出来的结论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我在东欧访问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工厂，讲起来才知道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无私地援助过中国。可是，他们现在比中国落后多了。东欧的朋友把手一摊，无奈地说，我们高科技不如西方，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如中国，很难赚取外汇。由于没钱进口先进设备，所以技术水平总也上不去。显然，正是由于外汇短缺，他们没有能力大量进口比较先进的设备，因此许多附着在设备上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也就无从光临。2002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率在9.7%。外贸顺差年年保持在300亿~400亿美元左右，这说明进口量也在相应增加。大量包含着高科技的产品陆续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很聪明，只要常常见到，没有什么学不会的，这就是“看中学”。有了知识和技术，再加上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大军，中国的竞争力自然迅速上升。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和开放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我从来不怀疑杨帆的爱国之心，但是千万不要帮倒忙啊！

（2003年3月15日）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