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１９３７年7月，“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程砚秋就是不唱，更对劝说人讲：“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他虽隐居乡间，罢息歌舞，却十分关注新一代的艺术成长，对于张君秋等人的求教皆给予热心的指导，并亲授了一名女学生——自沪专程前来求教的王蕙蘅，程曾记道：“向来未正式教人学唱，因（其）远道而来，不得不如此。

隐居务农的艺术家程砚秋

１９３４年底，程曾将原名《江油关》的一出旧剧易名《亡蜀鉴》加以重订，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上演。程编此剧的主旨，正在讽刺政府不抵抗政策，剧中李夫人自刎前的[二黄慢板]唱道：“那魏国强欺弱强兵入寇，我蜀邦文贪武斗政事不修。贼兵到不投降就要逃走，眼见得好河山付与东流------到此时一身轻无可留守，愿国人齐努力共保神州。”听至此，全场观众联想国难危局无不感慨。此剧演两场后即遭禁演。

１９３７年7月，“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程砚秋就是不唱，更对劝说人讲：“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来人表示恐于北平剧界不利，砚秋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同年，程曾在北京采购了一块地基，计划建筑一座近代化剧场，但因日寇入侵，抗战爆发，工作被迫中止。

1942年，梅兰芳先生自港返沪，卖掉了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缀玉轩住宅，并靠向银行透支借贷度日，最后卖画为生，蓄须明志，以各种方式婉拒为敌伪演戏；尚小云先生卖七所房产坚持办好荣春社，荀慧生先生也称病隐居，寄情文玩，拒为敌歌。9月初，程砚秋结束沪上演出，经天津只身返回北平，于前门东车站遭到铁路警宪盘查群殴，以报复其屡次拒演献机义务戏。程面对挑衅，毫不畏惧，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并挥拳还击，脱身而去。从此，他采取“三闭主义”，隐居于京郊青龙桥务农，自耕自食，并始记日记，勤读史书，学练书画，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退隐生活。此间，日本宪兵曾于深夜搜查报子胡同程宅，并到青龙桥调查程之行踪。有人答：“此人平日规矩谨慎不乱交朋友，不妄取人财。”砚秋就此记道：“平日做人如不能如履薄冰，安能处此社会乎？今方信社会上尚有公论。充数戏界二十余年，所见所闻心常厌恶而不满，常以个人见解为余安心之法，所谓：‘不义之财不取，非礼之色不贪，损人利己之事不做’，人人做不到的，我自为之。”期间，吴富琴欲赴济南演出，程赠其一全份行头，并言：“富琴人忠实而欠打算，相随二十余年没有所余，从此可另谋一新的生路。”7月，琴师周长华定居上海以专教程腔为业，程也不无欣慰地记曰：“可想我所研究之腔调，亦可以自豪了。”他虽隐居乡间，罢息歌舞，却十分关注新一代的艺术成长，对于张君秋等人的求教皆给予热心的指导，并亲授了一名女学生——自沪专程前来求教的王蕙蘅，程曾记道：“向来未正式教人学唱，因（其）远道而来，不得不如此。”

程先生性情纯厚，古道热肠，具有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居于乡间，更多且深地体恤民情。他不仅自己施仁，还教导和支持子女们为善乐施。每得知子女善举，总感“精神上极愉快”或“真感为善最乐事也。”

1945年清明时分，他携子到坟地烧纸，“决思大哭一场，又未哭出。不知这场痛哭几时才痛快哭出！” 此间，他还深情地写下了“淡极方知艳，清疏亦自奇。风霜都历尽，留得后开枝。”的诗句以明志。当日寇投降，胜利来临时，程先生兴奋地以“极痛快！”之言一表胸臆，在代表国剧总会讲话中，不仅尽诉日寇强盗事，仍言：“虽说收复东北，表面而已，至今北平市尚未接收清楚，何况东北之远在边陲，曾告青年非有直捣黄龙心不止的意志才能达到目的，那时才是真正胜利！”并宣布结束“三闭主义”，实行开眼、开口、开心。

1946年秋，应宋庆龄邀，程砚秋率秋声社赴沪于中国大戏院为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二场。后又于天蟾续演营业戏66天，将所擅之传统戏和程派本戏陆续上演，称为：“程剧大检阅”。他高兴地对吴富琴说：“我从小踏上舞台到现在，从来也没有这几个月心情愉快。”兴奋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