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众所周知，收入最高的人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而收入最低的人群在西部荒凉的农村里。比较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居民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极端：东部城市和西部农村。在最高的立柱中选取相当于总人口10%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在最低的立柱中选取相当于总人口10%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再比较这两个收入之差。也就是说，假设6个地区的居民人数都是100人。如果选取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实际上是在东部城市的100人当中选取收入最高的60个人，然后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如此计算出来的平均收入肯定高于这个组别的收入均值。同理，选取最低10%收入的居民，计算出来的收入肯定低于这个组别的均值。由于东部城市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6，因此需要按照具体的分布情况调整。

如果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为α，农村的增长率为β，在基年，东部城市与西部农村的居民收入比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比例变为

。

在上例中，α=0.5，β=0.2；原来东部城市和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比为10，经过5年之后变为12.5。

假定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分别为100、80、40，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50、30和10（见图17-2）。东部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西部农村高10倍。假定在5年之后，城市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50%，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0%。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为150、120和60；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平均收入分别为60、36和12。如此一来，东部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到150，而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提高到12，两者相差12.5倍。显然，基尼系数会大幅度上升。

如果拿最高的立柱和最低的立柱相比，原来的差距是90，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变为138，两者之间的差距增加了48，这个差距扩大可以有两种途径分解。先看城乡差距后看地区差距，或者先看地区差距后看城乡差距。如果先看城乡差距，在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增加40；然后，农村东部和农村中部的差距增加4；在农村中部和农村西部的差距增加4。如果先看地区差距，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差距增加10；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差距增加20；在西部城乡差距增加18。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一般来讲，在5年内，农村居民收入增加20%，应当说很不错了。可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50%，结果，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如果城乡差距不大，或者城乡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不多，那么经济增长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

由此可见，城乡差别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属于极度不平等状态，往往会出现低收入群体的抗争、游行示威；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失去稳定？

基尼系数比较的是收入最高与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来说，这两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基尼系数确实可以反映贫富差距，在理论上并没有错。

孔夫子说：“不患贫，患不均。”意思是说，人们对贫穷的不满程度取决于和周边的比较。如果看见有的人（例如官员、奸商）暴富，而自己变得更穷，不平则鸣，怨声载道。如果周边的人和自身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变化，人们通常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承受能力比较强。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在同一个立柱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在任何一个立柱体内的居民收入方差加大了，肯定会引起低收入群体的不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基尼系数比较的是两个极端状况：最高的立柱体和最低立柱体，在东部城市中的富人和西部农村中的穷人。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可是这两组人并不生活在一个地方。收入最高的一组人在东部的大城市里，而收入最低的一组人在西部的农村中。

如果单独观察某个城市，例如北京、深圳或者银川、延安，数据显示，在改革初期，这些地方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都在上升。近几年，收入差距并没有继续增加，或者变化不大。少数城市，例如北京的基尼系数还呈现下降趋势。显然，北京加大了扶贫力度，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资助和补贴，提供了一些廉租房，这些转移支付措施缩小了贫富差距。纵观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基尼系数并没有明显恶化，见表17-3。

表17-3中国东、中、西部部分省份城镇基尼系数

注：括号中为基尼系数值。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如果单独观察农村的数据，基尼系数普遍先增后降。改革初期随着一批乡镇企业的出现，农村的基尼系数开始加大。务农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那些参与乡镇企业和服务业的家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经济开始调整，有些乡镇企业关门、消失了，有些被大企业吸收、兼并了。农村中非农经济相对稳定。2000年以后，农村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开厂、开店不容易，生产的商品很难卖出去，弄得不好还可能赔本，反而务农的风险比较小。2008年农业又获得丰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各项直接补贴，减免农村学校的学费，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和城市比较，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农民收入处于上升状态。农村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7-4。

表17-4中国东、中、西部农村基尼系数

注：括号中为基尼系数值。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全国各地城市或者农村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0，唯一高于0.4的地方是北京农村。北京郊区的农民收入多元化，不仅有较多的加工业、服务业，还有大量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贫富差距可能更显著一些。即便如此，基尼系数也只有0.409，尚且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有些人常常将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和GDP增长率混淆起来。在原则上，各地GDP增量求总之后应当等于全国GDP增量。（由于各省的经济边界不清楚，GDP计算往往出现重复计算，各省GDP求和之后可能大于全国的数字。）可是，在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并不是加总求和。无论城市或农村，各地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基尼系数可能越大，见表17-5。

表17-5城乡基尼系数各区段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在西部农村的人对于上海、深圳居民的收入并没有感性认识。换句话说，上海、深圳和那些西部落后山村相比，好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对于西部农民来说，上海、深圳的收入水平再高，和他们也毫不相干。宁夏的农民并不关心上海的有钱人是否开宝马，就像索马里的农民对美国贵妇用什么牌子的香水没有兴趣一样。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觉建筑在本地的收入差距上。只要本身的收入水平还在持续上升，只要周边的收入分配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产生激烈的反感，就不可能因为基尼系数扩大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压力，社会也不会轻易失去平衡。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在基尼系数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原因。

基尼系数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是否很重要？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单一的小国来说，基尼系数确实可以用来度量贫富差距。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的经济体而言，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第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从上述案例可见，农村增长速度是20%，城市增长速度为50%，结果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是东部城市中收入最高的组别和西部农村收入最低组别之间的居民收入的相对关系。不能说基尼系数高，经济增长速度高（或低）。

第二，基尼系数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在上例中，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20%。在任何指标体系中这个变化都很可观，可是基尼系数却大幅度上升了。由此可见，基尼系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

第三，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国土面积越大，最富的群体和最穷的群体在空间上的距离越远，可比性越少。当然，如果在某个地区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有可能危及这个地区的社会稳定。

治理三大差距适用不同的政策

基尼系数并没有解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没有找准病根，就很难对症下药。虽然三大差距（城乡、地域和阶层）都会扩大贫富差距，但是有必要探讨究竟哪个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只有抓住主要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是阶层差距的原因，适用政府的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例如，直接给极度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或社会救济；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通过累进税制或财产税（例如物业税、遗产税等）减缓高收入群体对财产的占有率。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这个领域。

如果是地区差距，适用政府投资政策。政府需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修路架桥，修建交通、电力、电信和水利设施。增加对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例如兴办学校，增加教育经费，免除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

如果城乡差距是主要原因，除了加大政府对农业投入，减免农业税收，对农村提供各种技术、信息服务，兴修农田水利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帮助、鼓励劳动力流动；提供各种帮助，让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移动；务必要善待进城的农民，不允许在户口、居住和其他方面对农民工有任何歧视。

治理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在于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只有加速把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印度的贫富差距与就业机会

比较1987~2000年期间贫困线以下人口比重，在印度16个省中，有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人口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占全部考察样本的62.5%。另一方面，有8个省（占总数的50%）城市贫困人口增加了。有6个省（占37.5%）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却相对增加，见表17-6。

表17-6印度各省贫困线以下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转引自Dipak Mazumdarand Sandip Sarkar (2008)。

如果从基尼系数来看，印度的贫富差距没有中国严重，不过很多印度人并不那么乐观。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拉•海格德指出:“6个五年计划造成的结果是两个印度的出现──一个以高级技术和尖端工业、原子能领域的进展，人造卫星的发展和富贵豪华的五星旅馆文化等为代表的印度,以及另一个浸泡在贫困、失业、饥饿、疾病和无知中的传统的印度。”（参见江春泽,《国际经济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p254。）根据印度学者的研究，在印度出现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衡,贫富差别两极分化。20％收入最低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7％,10％收入最高的家庭拥有全部收入的34％。印度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独立初期为40％,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比重上升为50％左右。

林毅夫指出：“在其他市场化国家，输入分配将出现两极分化。在这些国家，只有同政府关系密切、有机会获得银行贷款和财政资源的富人（或）裙带资本家才有能力投资于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对优先产业的补贴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工人和农民，而他们相对较为贫穷，无力在优先发展的产业内投资。因此，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引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参见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2008年，p36。）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从那个时候起，印度的贫富差距逐渐恶化。

在观察印度的贫富差距时，可以看到几个特点：

第一，印度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印度统计部门在1981年预期，到2001年印度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31%左右的水平，而实际比重仅为27%，整整少了4 000万人口。像孟买、德里、加尔各达和金奈等大城市，人口的年均流入率仅为1.5%。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国等，印度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是最低的。特别是中国，从1990年到2003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加了近1.9亿，相比之下，印度仅增加了不到8 000万的城市人口。

在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速高于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在城市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至少应该下降得比农村更快。但是，印度的情况却刚好相反，随着经济增长，农村的贫富差距在缩小，与此同时，有一半以上的城市，贫富差距扩大了。

第二，印度的人口迁移率非常低。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将从农业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可是印度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1997~2000年间，印度人口的年均迁移率为1.8%左右，其中仅0.3%的迁移人口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许多地区的净迁出、迁入人口少于1%的比例。同时期，美国人口的迁移率高达5.5%。有迹象显示，不仅印度的城市化进程缓慢，近年来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城市人口返回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反向流动。

第三，印度的基尼系数很小。从表17-7中可见，在1999年城市中正式工人的收入基尼系数才0.11，临时工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14，属于绝对平均社会。固然这里面有统计口径造成的偏差，但印度的基尼系数很低应当属实。

表17-7印度城乡真实收入比较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Dipak Mazumdarand Sandip Sarkar (2008)。

有人提问：在印度的大城市中，五星级饭店、豪宅和成片的窝棚并存，贫富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小？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在金融、高科技领域工作的人收入很高，远远超出了一般收入水平，可是，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数量太少。IT产业的就业人口还不到印度人口总数的0.2%。由于高收入群体人数不多，而大部分没有工作的人几乎没有正式收入，因此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四，印度的失业率高得惊人。由于印度对就业的定义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所以很难进行横向比较。根据印度经济学家的判断，如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印度的失业率可能要超过40%。

第五，印度失业率与人口移动显著负相关。在城市中失业率不断上升，这是人口迁移率较低的主要原因。这很合乎逻辑，如果一个地方失业率很高，跑到那里去找不到工作，还会有人去吗？

印度贫富差距变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找不到工作，万般无奈，只好返回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人口流动率很低，都是没有工作惹的祸。城市赤贫群体的收入也许还赶不上农民。在大量无业、失业的人当中，大家收入都极少，或者近似于零，自然贫富差距也就非常小。基尼系数如此之低只能说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这也再次证明，基尼系数高低并不代表居民生活水平。在效率与平等这对矛盾中，绝对不能走极端。如果从人民利益出发，不难得出结论：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能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势必陷入贫穷陷阱，即使基尼系数再低，也不值得炫耀。

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主要原因是在高速发展中城乡差别在加大。在同一地点内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恶化。中国需要通过加速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给剩余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帮助脱贫，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建设投入来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在动态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印度却是停留在贫穷陷阱中的稳态。看起来，印度的贫富差距并没有显著扩大，如果问一问印度民众，他们的呼声是：工作，给我们工作。

第18章　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格局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参与的竞争组别比较低，对手比较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保持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还有扩张空间。

•印度参加的竞争组别层次较高，对手的实力很强。虽然印度可以在IT产业中争取到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竞争的前景并不看好。

•“中国制造”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基本上没有关系。

•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

•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就业上具有替代关系。

•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假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导致美国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印度从美国得到服务业外包，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是合理的。

了解竞争态势，方能知己知彼

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该国参与竞争的组别，而对手强弱决定了市场的占有率。在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还要看清楚竞争的态势，要花大力气来研究对手的情况，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足球世界杯比赛中，如果和巴西、德国队分在一个小组，人们常说这是“死亡之组”，意思是说对手太强，出线的机会很小。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这样，要分析可能遇到的竞争对手，主动选择参与竞争的组别，扬长避短，从而提高获胜概率（前些年，各省市在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纷纷提出要建立多少个中心，例如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要建立多少个支柱产业，例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高科技产业等。雄心壮志固然可佳，却缺了几分理性，有点一厢情愿。它们忘记看看周围竞争环境，如果所有省、市都是什么中心，还有中心吗？如果什么都是支柱，岂不是只能趴在地上？）。

西方国家的工业产能普遍大于实际产出，在很多时候，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市场占有率往往约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对于穷国来说，国内购买力不强，市场规模比较小，这是制约生产发展的瓶颈。一个穷国要脱贫致富不能单靠国内市场，必须打开国门，力争在海外市场上拿到一些订单。有了订单和合同才能开工，才能在生产中逐步培养自己的竞争力，最终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因此，开拓海外市场成了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积累资金的重要途径。国内市场固然重要，但是，选择突破口时绝对不能忽视国际市场。

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有些人习惯于引用宏观统计数据，而忽视了具体的市场结构。其实，在很多时候，只有分解数据才能看出竞争的本质和趋势。在研究国际市场竞争态势的时候，要细分不同的商品市场，观察在不同的市场上各个国家的竞争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要害问题是能否在竞争中取胜。

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都选择了什么竞争项目，其竞争对手又是谁？

中国，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时并没有制定什么赶超的蓝图。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竞争策略。中国人踏踏实实地从玩具、雨伞、服装、鞋帽做起，不怕利润低，不怕知识含量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幸运的是，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并没有遇到很强的竞争，过程比较平静。当时四小龙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越来越低。市场规律迫使它们主动地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出去。刚好中国打开了大门，于是水到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纷纷转向中国大陆。

中国走向世界市场是一个渐进过程，逐步积累，逐步发展，从低到高，一步一个脚印。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工资，单位出口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近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不是在削弱而是在继续增强。

如果按照劳动力密集程度排队，国际贸易大致可以从低到高分为若干组。在最底层的是初级产品贸易，包括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和比较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雨伞、玩具等。第二组，虽然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技术含量略高一些。例如，手工工具、机械产品、纺织品、小五金等。第三组的资本和技术含量更高一些，包括钢铁、造船、电机、机械、日用电器等。再往上是技术更高、资本更密集的产品，在顶端是高科技产品，例如IT产业、生物化学、计算机技术等。

中国出口商品基本上属于层次较低的三个组别，竞争对手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第二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第三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一些东欧国家等。

在第一组的竞争中，“中国制造”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虽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于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单位劳动力成本反而低于他们。如果要求其他国家按照目前中国产品的价格出口，非亏本不可。他们要和中国产品竞争，难度很大。

2004年10月，美国废除了多边纺织品协定（MFA）对进口配额的规定，第一次允许世界各国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这是对纺织产业竞争力的大检阅。印度是传统的纺织品和轻工业产品生产大国，可是在竞争中印度却落入下风。中国制造的各类纺织品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涌入北美市场。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中国出口美国的羊毛衫增加了2738%，棉卫生衣增加1476%，纯棉衬衫增加1416%，纯棉内衣增加939%，蓝工作衣增加754%，羊毛卫生衫增加641%，合成纤维衬衫增加420%。在200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总量剧增189%，把美国市场纺织品价格压低了24.6%。

中国生产的纯棉成衣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从10.8%上升为18.2%；而印度在2004年的市场占有率为13.6%，在2005年为13.7%，勉强维持原状。中国出口美国的纯棉男裤的市场占有率从1.5%迅速上升为12.2%，而印度的市场占有率维持在2.2%。中国出口的纯棉女裤的市场占有率从1.9%上升为13.3%，而印度的市场份额从1.8%下降为1.4%。（资料来源：John Whalley,“The Post MFA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Asia”,Working Paper,March 2006.）

实践证明，一旦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优势被确定之后，除非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否则这个竞争优势很难被动摇。例如，温州生产打火机和鞋子，由于规模效益、劳动分工和工业组织，大大提高了竞争力。印度如果要和温州的打火机产业竞争就必须付出相当高的前期成本，从相当大的规模起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受亏损。在可以预见的几年之内，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和中国的差距将继续加大而不是缩小。（罗奇认为：印度靠服务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是“非就业式”的，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人口构成的转变，这种模式可能会降低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

在第二个组别的竞争中，中国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许多产品和“中国制造”并驾齐驱，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越南的纺织品无论在价格和质量上都不亚于中国货。可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些国家受到重创，其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中国，至今还没能走出困境。近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些国家想东山再起，比较困难。

在第三个组别的竞争中，中国产品很难发挥劳动工资较低的比较优势，在许多方面竞争力不如四小龙。近年来，中国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培育新兴产业，逐渐积累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缩小了和四小龙之间的差距。在一些高科技和高资本密集度的产品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正在加强。许多在10年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当初，如果有人说中国打算造飞机，一定被当成笑话，就是生产出来飞机，也没有人敢坐，技术不过关，风险太大。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给外国飞机企业打下手，从飞机的座位开始，直到飞机的舱门、外壳、机翼，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学着做。从小到大，在干中学，积累经验，培养技术人员，渐渐瓜熟蒂落。2008年，全球各大飞机公司争先恐后与中国签订合同，愿意合作生产客机。中国自主开发的机种也逐渐问世，飞上蓝天。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支线客机，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另外一个飞机制造大国。

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食品、饮料、烟类、矿物原料等）占50%以上。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步上升。2002年，出口的初级产品比例下降为8.8%，而工业制成品上升为91.2%。2007年初级产品比例只有5.05%，工业制成品占94.94%。从出口商品的组成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逐步向资本和技术较为密集的产品发展。从鞋帽、玩具等传统轻工产品向电子、机械、电机等领域扩展。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2005年，中国出口汽车17.3万辆，进口16.2万辆，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进口。（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2月30日。）手提电脑、手机、计算器、电话通信设备等在国际市场上展示了强劲的竞争力，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当前，中国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竞争中占有相当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是某些国家频频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的背景。在第三组，竞争双方各有所长，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有可能继续拓展出口空间。

中国出口商品基本上和欧、美、日本不在同一个竞争组别中。美国出口的，例如飞机、小麦等，中国不出口；中国出口的，例如雨伞、玩具，美国不出口。中美贸易，互补多于竞争。

中国每前进一步都很谨慎，始终脚踏实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超出自己的实力。在竞争中，中国的对手比较弱，有些和自己差不多，只要经过努力就有可能取胜。

印度，跳跃式发展

印度出口上升很慢，对外贸易总额一直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上。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 650亿美元，印度只有1 787亿美元（其中主要是软件外包等非物质产品）。

在印度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2006年，印度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占30%,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为70%左右。（数据来源：印度Economic Survey 2007~2008。）和中国渐进地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不同，印度采取跳跃式发展，从初级产品一下子就跳跃到高科技产品。新千年以来，印度以高科技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外包服务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诚如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12月8日的封面故事《印度的崛起》中所言：“精通于软件及计算机科学领域，让印度取得进入众多相关产业的门票。印福科技公司（Inrosys）、塔塔咨询服务（TataConsulting Services）、威普罗（Wipro）、HＣL科技（ＨＣL Technologies）、萨迪扬电脑科技服务（SatyamComputer services）等公司最初即以低价为外国公司提供软件撰写服务进军全球，甚至利用印度庞大的工程师与科学人才库，逐步扩展到咨询服务、事业流程外包、研发服务等领域。由于价格比IBM商业服务事业、埃森哲等公司便宜3～4成，印度的资讯科技公司早已改变了全球资讯科技服务业的价格与竞争结构。如今，这些印度公司渐渐成为汽车、航天、制药等产业创新链上的重要环节。工程师使用3D电脑模拟便可以远距测试新组件的化学反应，研发引擎模型、飞机机翼，甚至设计整套自动化工厂的组装线。随着汽车、消费电子、机器工具等产品在晶片技术上的进步，印度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的能力也愈来愈有价值。”

《商业周刊》描述道：“印度庞大的低成本、高智商、说英语的人才库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快就会超越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强项是制造业，但制造业只占美国产值的14％以及11％的就业机会；印度的长处是服务业，占了美国经济产值的60％以及2/3的就业机会。印度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新经济的食物链中力争上游，他们娴熟于需要分析、行销敏锐度及创意的工作。这意味着，印度正在渗透美国的经济核心。”

印度试图靠服务业而不依靠制造业脱贫致富。很清楚，印度走的路和中国不一样，和当年亚洲四小龙也不一样。令人担心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做而获得成功的先例。

显然，印度选择参加高科技的竞争，这是一组高规格的竞争，在这个竞争组别中，对手是美国、欧洲和日本。问题在于，印度能不能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美国就业的冲击

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必然在就业、收入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等三个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冲击。

2008年度，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国，销往美国的商品占中国总出口量的19.1%。美国也是印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占印度出口总量的15%。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占美国出口量的5.6%。美国向印度出口的数额很小，排不上队。见表18-1。人们常说，顾客就是上帝。由于美国是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必须仔细分析，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对美国会产生哪些影响，以及美国可能会采取什么对策。

200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总进口量的7.3%，排名第四。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进口伙伴，占印度进口总量的10.6%；美国次之，占7.8%。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其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占总量的16.9%，见表18-2。

海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印度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数量极少，主要收益来自于软件外包服务业。

表18-12008年中国、印度和美国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2009.1.

表18-22008年中国、印度和美国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2009.1.

有人说，美国大量的制造业工作移往中国，白领工作外包去了印度，减少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参见Engardio Peter.Chindia,2007.）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事实上，在中国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之前，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失去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第一波转移去了日本，第二波去了亚洲四小龙。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的制造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像普通的制鞋、成衣、玩具、家用电器等行业早已消失殆尽。工业的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22%逐年下降，到2007年只有19.8%。其中，制造业萎缩更为严重，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14.4%下降到2007年的11%左右，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2007年，服务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9.2%。就业比重从2002年的76.2%，到2007年上升为78.8%，见表18-3。

表18-32000和2007年美国三大部门产值及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就业数据来自U.S.Bureau ofLabor Statistic,Comparative Civilian Labor Force Statistic;三大产业比重来自CIA Factbook。

决定国际贸易结构变化的既不是哪位总统，也不是哪位经济学家，而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平均工资水平是中国的22倍，比印度高出40多倍。）众所周知，工资具有刚性，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升不降。如果在美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非把老本都赔光不可。除非美国废除最低工资法，大幅度削减员工工资，或者彻底关上贸易大门，否则制造业的工作机会绝对不会再回到美国。很清楚，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敢下令降低平均工资水平，或者废除最低工资法。既然美国工资那么高，就意味着只能放弃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最近几年内，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越来越多，美方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产品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即使美国拒绝购买中国产品，也只能购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并不能给美国人争取到任何就业机会，反而要为进口商品支付更高的价钱，增大通货膨胀压力。美国本来就不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中国制造”进入美国市场，是美国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中国制造”并没有替代美国的劳工，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外流基本上没有关系。（美国的经济学界对此非常清楚，有些人在报刊或媒体上频频指责“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劳工的饭碗，既没有理论也没有数据支持，别有用心。）

IT行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美国的支柱产业。根据美国劳工部预测，2002~2012年十年间，在美国30个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中，IT行业占了其中7个，见表18-4。

表18-42002~2012年美国7个就业增长最快的IT行业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

信息行业是美国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雇用了大量员工。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协会（ITAA）的数据，2004年，美国各大电讯中心的职工总数约为600万人，所有和IT有关的就业人数达到1 030万。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IT行业受到了来自日本、欧洲的强力竞争。美国占世界IT业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到2007年，在7年之内美国信息行业占全球的份额下降了2.5个百分点。即便如此，美国信息技术仍然在世界遥遥领先，占据全球IT市场38.5%左右。见图18-1。

图18-1美国及全球通信信息技术行业（ITC）年均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DigitalPlanet/Global Insight as downloaded from www.itaa.org.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佛瑞斯特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麦卡提（JohnC.McCarthy）指出，在美国劳工统计局所追踪的500多种职业中，有242种服务工作最有可能受到影响。他估计美国平均每年有30万个白领工作移往海外。在2015年前，总计约有340万份工作被移往海外，这相当于现今这242种职业工作者总数5 700万人的6％。在规模排名前1 000的美国公司中，把白领工作外包的公司在2004年占37％，预估2008年，有54％以上的公司将部分工作外包了出去。

根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哈斯商学院巴翰（AshokD.Bardhan）及克罗尔（Cynthia A.Kroll）的研究，美国目前约有1 400万白领阶级的工作内容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传送，理论上这些工作全都可以移至海外。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的首席顾问温伯格（Allen Weinberg）指出：“我们看到惊人数量的高阶部门工作很轻易地被切割出来，移往海外。”这类工作包括证券分析、信用卡诈骗侦查，等等。美国劳工部预测，到了2015年，将有330万左右的工作机会因外包而流失。

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预估，在2008年之前，将有50万份金融服务业工作移往海外。由于美国外包的主要承包国是印度，也就是说，大量就业机会从美国转移到印度。

据统计，美国IT行业平均时薪为8美元，同样的工作在印度，平均时薪仅为2美元，（参见Zack Lynch，Outsoucing-Japan,India,China,US,March.2004.）美国硅谷工程师的工资要比印度班加罗尔高3~5倍。因为数据处理、应用软件等用工较多，而且信息上网传输的速度很快，成本很低，因此，美国硅谷的大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保持与欧洲及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必然把一切能够外包的活都包出去，以节省成本。2004年，大约9万名IT行业的工人因为外包而失去工作，占美国IT行业就业人数的0.9%~2.7%之间（数据来源：Pfannenstein,L.and Tsai,R.,“OffshoreOutsourcing:Current & Future Effects on American IT Industry,”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2004,Vol.21,p.72-81;NASSCOM,U.S.of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hab“IT Employment On Upswing”Information Week,April 4,2005. ）。见表18-5。

表18-52000~2015年美国因外包而转移出的就业机会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Labor & Forrester Research.

IT行业的工作也分上、中、下不同层次。和所有行业一样，在高端的只有很少一些专家，而在基层需要很多员工。外包给印度的主要是偏下的一些层次，高端研究还保留在美国。非常明显，印度和美国在信息行业雇用员工上具有替代关系。在印度多雇几个软件工程师，就可以在美国硅谷少雇几个。

在印度IT行业就业机会增加时，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失业率在2003年底已经升至4.6％，电机工程师的失业率为6.7％，网络行政人员的失业率更高达7.7％。总体来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2003年美国有23万专业资讯人员失业。当然，造成失业率升高的主因是美国经济衰退，而工作移往境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梅塔公司的统计数字指出，美国大型公司的科技研发至少有1/3是在海外进行的，印度是最大的基地。2003年，印第安纳州发生一场强烈抗议活动，要求州政府取消对印度塔塔咨询公司的1 500万美元外包合约，电信工会起而声援。印第安纳州并不是唯一把工作外包至海外的政府单位，愈来愈多的美国政府机构把会计或是贫困户食物券分发统计和流程控制外包给印度；就连美国邮局现在也把部分工作移往海外。预估汽车工程和药物研究是下一波外移的目标。

由于印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比较优势，使得美国大量的服务性就业转向印度，但美国的某些新闻媒体过度夸大了来自于印度的冲击。美国在2003和2004年增加了370万个工作，需求成长带来的正面效益超过并抵消了外包造成的负面冲击。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从2003年7月到2005年7月，计算机系统设计业的工作数量增加了6.9％。全美大学与雇主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of Colleges＆Employers）指出，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在2005年的平均薪资比前一年提高2.3％，居于所有科系毕业生之首位。

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美国收入水平的冲击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的收入状况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物美价廉，降低了物价水平，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美国家庭的实质购买力。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或产业外移丧失部分就业机会，失业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下滑。此外，由于印度的软件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同行，竞争的结果有可能降低美国白领员工的收入水平。

以此看来，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对美国收入水平的影响截然不同。

总体来讲，近年来美国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显示，私人部门员工的实质收入在2000~2004年期间提高了3.3％，在高技能职务方面，经理人的实质收入提高了5.1％。尽管处于经济不景气时期，资讯科技工作大量移往海外，但是高科技人员的实质收入仍然提高了3.1％。在技能程度较低的工作方面，办事员及行政后勤员工的实质收入在2001~2005年期间提高了4.1％，蓝领员工实质收入上升3.2％。医疗护理人员的收入历来偏低，可是在这段时期提高了6.7％。1996~2000年美国经济处于景气阶段，私人部门的收入水平也不过提高5.4％。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假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导致美国收入水平下降。（参见《商业周刊》，2005年8月22日。）

许多经济学家都赞同，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社会福祉，改善全球资源分配。可是，国际贸易的好处却并不一定在所有社会成员中间均匀分配。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企业家得到了主要部分，而普通员工和消费者所得甚少，或者还不如以前？

全球化对于美国各阶层收入水平的冲击相当复杂。美国劳动力大约1.3亿，其中制造业劳动力总数大约1 450万，在服务业的白领员工大约5 700万。如上所述，中国向美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其中大部分产品早就不在美国生产了。无论进口不进口“中国制造”都不会改变美国的失业压力，而物价水平的降低则明显有利于普通家庭。

有人认为，服务业外包能让企业的大老板获益，由于劳工工资更便宜，企业利润会上升，可是员工的工资下降（或者上升速度变慢），或者干脆丢失了工作。哈佛大学的凯茨（Lawrence F.Katz）、弗里曼（RichardB.Freeman）与布加斯（George J.Borjas）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进口或工厂外移而造成就业率下滑，每下滑1％就会导致保有饭碗的员工的收入降低0.5%。凯茨指出，在2015年之前，如果白领就业总数减少6％，他们的总收入将被压低2％~3％。弗里曼认为：“若外包造成大多数美国人的薪资降低，那么资方将是主要的受惠者，就算美国的GDP提高，劳方仍是最大受害者。”他们断言：美国服务业员工，从程式设计师到财金分析师等，将因为印度的挑战而蒙受伤害。

毋庸置疑，失去工作的人收入水平会急剧下降，受到的冲击最严重。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克雷泽（Lori G.Kletzer）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22年统计资料中发现，被裁员者中只有30％的人在3年后可赚取相同或更多的所得，只有68％的人能再找到工作。他发现，即使那些人再找到工作，平均收入也比过去少了10％。普林斯顿大学法柏（HenryS.Farber）认为：“饭碗被取代的数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服务业外包将严重伤害美国工作者的收入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外包服务导致美国工作机会外流，其损失可能会侵蚀掉消费者因廉价进口品而获得的益处。（哈佛大学罗德瑞克（Dani Rodrik）认为：截至目前为止，在美国有1/4的人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他们大多是低技能的劳工。对这些人来说，薪资降低所造成的损害远大于更便宜的进口商品所带来的好处。不过，另外3/4的人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外国工资竞争的影响。倘若把蓝领与白领员工考虑在一起，那么，绝大多数劳工蒙受的损失将远超过商品价格较低所带给他们的益处。增加贸易的主要受益者将是企业雇主。“劳工蒙受损失，而股东获益，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点。”）这些人逻辑混乱。他们没有仔细想想，廉价进口商品来自于中国，而服务业外包导致一部分工作外流去了印度。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把不同的两件事情捏到一起？

中国、印度经济增长对美国GDP的冲击

究竟服务业外包会不会在今后冲击美国GDP在学者中颇有争论。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趋势。早在20世纪初期，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lin）已经证明国际贸易可以改进整体福祉。全球化必然促进劳动分工，市场竞争促使各国将生产集中在其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美国，60%以上的劳动力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素质较高，因此，美国在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中国和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扩大贸易合作可以让美国、中国和印度更好地配置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力），生产更多、更省、更好。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变，那么在理论上参与合作的各方都可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究竟各个国家应当在哪些领域发展，国家之间如何实现分工合作，取决于市场竞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外包对整体而言是有利的，雇主节省的成本大于国内员工的薪资损失。曼恩（Catherine L.Mann）指出，外包可以使软件和其他产品的价格降低，从而促成新一波的生产力提升，就像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硬件价格降低带动了生产力提升一样。曼恩和其他人认为，各国将会继续专业分工，集中在本身最擅长的领域中生产。即使印度和中国抢走计算机软件程序设计，但美国仍然会在其他领域胜出，很可能是药物研发或纳米科技。他们说，与其思考广义的相对优势，倒不如具体检视各国拥有的产业优势。巴格瓦蒂说：“在产业内将会出现专业化，这将会使印度大量需求我们的较高技能。”由于美国在生物科技、金融等领域保持相对优势，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之后，自然会增加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反过来促进美国的研究和发展。2004年，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科技类产品与劳务占了22％，这个比例高于10年前的14％。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产品也相当成功地扩大了向中国和印度的出口。美国的金融业正打算向中国及印度提供更先进的金融商品与顾问服务，包括抵押贷款、经纪账户、退休规划等，这类交易将为美国开辟更大的市场。

环球透视公司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计算机软件与服务业的外移将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活动，预期在2008年之前为美国增加1 2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毛额。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估计，移往海外的每一美元产出，将使美国获得1.14美元的收益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