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大城市有关。

说起大城市,最先让人想到的,往往是“拥挤”、“堵车”、“污染”、“高物价”这些词儿。

每个在大城市打拼的人,对这些词所代表的生活压力,都深有体会。更有不少都市人,选择了逃离大城市,回到家乡生活。

是什么让城市生活这么难呢?

有人说,是因为大城市里的人太多了,和这么多人竞争极少数的资源,生活当然难。

这听上去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不妨先放下已有的看法,跟着《大国大城》这本书,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陆铭,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特聘教授,同时,还担任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咨询专家。城市化发展,就是他的专长领域。

对于上面的问题,他在书里给出的答案,可谓让人耳目一新。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咱们先想一想,为什么四面八方的人,都愿意去大城市呢?

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里有更多的机会,让你更容易找到工作,更快地提升技能。

作者有一个朋友,博士毕业之后,选择了到北京工作。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

这位朋友说,他想做学术研究,而北京是国家的学术中心,科研单位比较多,在这儿找工作相对容易,工作氛围也比较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也是博士毕业,学的是气象学,这么偏的专业,除了北京,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对口工作。

可见,不只是一般的工作,越是冷门的专业,就越要到大城市里寻找机会。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来自台湾。这位朋友原本在台北学习中医针灸,后来,去了上海继续深造,但是,学完后她就不走了。

为什么不走了呢?台湾朋友说,在台北,她一天只能看30个病人,可是在上海,一天能看300个。

这个业务量可是原来的十倍!不但收入变多了,更重要的是,治疗的人多了,遇到各种疑难杂症的机会就多,自己的技术提升得更快。有这么难得的镀金机会,她当然不走。

另一方面,人们愿意去大城市,还因为它丰富的资源。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新疆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开始有中国商人,把咱们比较便宜的日用品,运到边境去,卖给俄罗斯客商。

随着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便形成了一条商业街。

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宾馆很特殊,叫做“边疆宾馆”。这家宾馆是商业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入住的都是做生意的商人。

商人们之所以选择在这家宾馆落脚,不是因为这里住宿条件好,而是看上了这里的配套设施。

宾馆有高大的商贸厅,可以在里面谈生意。有仓库,可以暂存货物。还有非常大的停车场,方便大货车停放。

最便利的是,宾馆的旁边,就是一个通商口岸,这是宾馆的管理层,特地向当地政府申请的。

住在这儿,外贸交易的所有手续,都能一站式办妥。这家宾馆,简直成了一个外贸交易中心。

可说了半天,这和大城市有什么关系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在新疆做生意的中国人,一般不是新疆本地人,他们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商人。

他们做买卖的方法,是把货物从江浙拉到新疆,然后在边疆宾馆住下,寻找外国买家。

你可能有疑惑了,既然在新疆交易这么方便,工人的工资也比江浙的低吧,为什么这些商人,不直接在新疆建工厂,把运输费用省掉呢?

江浙的商人可是十分精明的,他们尝试过在新疆设厂,但是,在新疆生产一件商品,最后的成本,比在江浙生产之后运过来,还要贵一块钱。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成本会更贵?答案就在于,新疆和江浙的城市比,缺少了资源优势。

在大城市里,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生产、运输,每个环节都已经形成精细分工,在城市里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所以,江浙商人最后还是选择在城市里生产。

那么,大城市的机会多、资源丰富这些优势,都来自于哪里呢?

正是来自于人多

我们来看看,城市是怎么繁荣起来的。

一开始,四面八方的人涌入城市,大家都需要过生活啊,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消费需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并且,在这个市场里,喜欢各种东西的人都有,充满多样性。

这样一来,各式商人就会被吸引进来,做起各种买卖。

所以,我们在大城市里,能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这就是沾了巨大市场的好处。

那么,在这个巨大而又充满多样性的市场里,商人们想要脱颖而出,该怎么做呢?

那就得把产品做精做好。这就意味着,每个生产步骤,都要达到高水准,还要有所创新。

可想而知,单凭一个人,是做不到这些事儿的,一个企业也难以兼顾,于是,便出现了精细的专业化分工。

市场越是发达,分工就越是细致,于是,很多新的职业,便产生了。

比如,几年前还没有旅游策划师、整理收纳师、外卖小哥这些工作,现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已经成了规模。

好了,分工变精细、变得专业化了,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来,因为这些专业的人才,在大城市里都能招得到,企业当然愿意过来。

就是这样的良性循环,让城市变得越来越有动力。

城市的经济越来越好,再加上人多,又产生了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大家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举个例子,一些大型的、昂贵的设施,建起来就得花费巨资,可是,城市里人多,这些设施建起来了,不愁没人用,用的人多了,建设的一方就不会亏本。

像地铁、公交、工业园区、创业基地等等,就是这类建筑。

可见,我们不能把人多,看作是大城市的缺点,更不能把它看作是城市问题的根源,相反,人多,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它是一座城市的优点。

你可能会问,你刚才说的,倒是有一定道理,可是,如果不断地有人涌入大城市,难道不担心他们把城市挤爆,把资源都消耗光吗?一个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到了那个时候,人多还能是大城市的优点吗?

我们先从一个城市弊病——拥堵说起。

我们总是认为,路上堵车,是因为开车的人太多;地铁公交挤不上去,也是因为出门的人太多。这不正是一个城市承受不了人多的表现吗?

其实,拥堵问题,跟人多不多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真正影响拥堵的,是一个城市的规划。

就拿香港来说,香港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城市,人口密度能挤进世界前三。但是呢,香港却很少堵车。

什么原因?

因为香港的地铁网络十分发达,香港的小巴,又能开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于是,大家出门的首选,就是公共交通。

并且,香港的高楼大厦建得很密集,在大厦之间,经常建有地道或者空中连接的走廊,就算是下雨天,人们不用打伞,也可以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出行十分便利。

在这种环境下,开车出门的人,自然就不多了。

咱们再来看看上海

上海的有些区域,马路建得是比较窄的,只有两车道,但是在这些区域里,反而不容易堵车。那又是为什么呢?

别看这些马路窄小,它们四通八达,每条道路都是相通的。这样的路,很适合行人和自行车行走,充满灵活性,一个地方堵了,人们可以快速找到其他的路,行人行车马上就被分流。

同时,因为路上走的人多,这些道路边,就催生起了很多沿街商铺,卖的都是便利生活的东西,比如日用品、生鲜肉菜、五金百货之类。

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被满足了,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开车出门,去远一些的地方买东西。

那城市里堵车的又是什么情况呢?堵车发生的地方,往往是大马路。

直观上我们都认为,马路越宽,越不容易堵。可是,宽马路只适合开车,不适合行走,同时,大马路周边,往往又很少有相连的街道,于是疏通功能就比较弱了。

另外,没有小街道,也意味着沿街商铺少,周围生活的居民非常不方便。他们只好选择开车或者坐车出门,到别的地方购物。

大家都往外走,最终,便增加了交通的通勤压力。

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这个城市建了很多宽阔的马路和绿化广场,看上去十分漂亮。可是,市民的生活很不便利,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结果,出门的人多了,增加了拥堵和汽车尾气的排放。本来,巴西利亚是想成为一座花园城市的,现在,却因为拥堵和污染,被一些城市规划学家称为“灾难”。

说到底,大城市的拥堵,并不是因为人口超过了负载能力,而是规划设计出了问题。

如果从居民的生活需要出发,合理地规划道路,建设完善的公共交通,那么拥堵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

好了,找到拥堵的原因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污染问题。

不少人认为,一座大城市,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得制造多少垃圾?这么多企业、工厂聚集到一起,又会排放多少废气?大城市绝对算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

可是,我们看看国际经验就能发现,人多还真不是问题的根源。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这起公共灾害的源头,就是汽车尾气

这些气体和阳光产生了化合作用之后,继而产生了有毒物质,大范围地污染了空气。

那期间,生活在洛杉矶的人,大都患上了红眼病和呼吸道疾病。而在洛杉矶周围,大片的松树林也因此而枯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洛杉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污染事件,城市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他们用什么方法解决了污染问题呢?

首先,他们并没有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限制汽车的生产,而是改进了汽车制造技术,改善了尾气排放。

同时,他们重点发展了服务业,淘汰了一批重污染的工业,还发展了各种新能源。

这就说明,与其把污染看作是一个城市扩张的结果,还不如将它看成是发展的过程。城市只有继续往前发展,以前的污染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这也告诉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城市,城市的容量是可以改变的,当出现了技术创新,城市的容纳能力,就会越来越大。

好了,城市的承载问题解决之后,你可能还有疑问:

既然城市里不嫌人多,城市可以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大城市就会把各地的人都吸走,小地方不就没有了劳动力,失去发展资源了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在作者和他的一位律师朋友的谈话中,寻找答案。

有一回,作者的律师朋友说,他在几年前曾经有过冲动,想和铁道部打一场官司。原因就是,铁道部建高铁,只在大城市设置站点,小城镇却没有通车的机会。

这高铁的建设费用,动用的是公共财政资源,既然是公共的,就应该全民共享。小地方不能出了钱,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好处啊。

所以,这位律师想代表高铁沿线上,不设置站点的小城镇,向铁道部索要赔偿。

不过,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让高铁经过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甚至每一个村,这动车还有效率可言吗?建这么一条路线,不就会形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吗?

从经济效率上考虑,选择在大城市设站点,是合理的。

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再考虑小地方的发展问题。

大伙儿可能听过一个词,叫“产业转移”。说的是,把大城市里不具有优势的产业,搬到欠发达地区。

比如,三十年前,上海遍布了纺织厂,但随着上海的发展,土地租金和工人工资变得越来越高,不少纺织厂为了降低成本,便搬离上海,去了周边的城镇。

可是到了今天,上海的郊区也看不到制衣厂的踪影了,它们都搬到了中西部的小镇,有些纺织厂,甚至搬到了越南、老挝一带。

因为那里设厂便宜,工人工资也低廉。

这样的产业转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可是,有些产业转移却被人为地扭曲了。

很多中西部省份,为了跟上东部地区,都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他们建了很多产业园区。

可是,这些园区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根本吸引不了商人去那儿投资设厂,只好一直闲置。

有些地方呢,为了快点产生经济效益,甚至引进了污染企业,结果就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得不偿失。

小地方的建设发展,跟高铁设站点一样,我们不可能给沿线的地方都设站点,同样,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地方,都分配等量的资源,按照同样的路子来发展。

比如,有些地方适合发展农业,就应该放弃发展工业的思维,放弃建设工业园区。

同时呢,发展农业还要讲求方法。

限制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土地。一个地方的耕地就这么多,怎么可以让农民提高收入呢?

你可能会想到提高种植技术,或者多种一些卖得好的农产品。然而,更有效的办法是,让村里大部分的人离开家乡,去城市工作,留下少部分农民来耕作。

这样的办法合理吗?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土地能收成多少农作物,是有天花板的,不会无限地增产。

同样一片土地,耕作的人变多,就算用上了新技术,产量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平摊下来,每个人的产量就变少了。

这样,每个人能赚到的钱,不就更少了吗?

但是,如果让留下来的这少部分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单个人所占的收成变多,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涨。

另外呢,去城市打工的人们,能拿到更高的工资,收入比留在村里要多得多。

作者到安徽安庆时,当地的村支书告诉他,以前,村里的地一年只种一季,一亩地只能种出六七百斤稻谷。

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出去打工了,他们把手上的土地,转包给了几个种粮大户,在这些种粮大户经营下,每亩地的产量,提高到了一千多斤,并且,一年还可以有两季收成。

由此可见,每个地方的发展,不一定需要等量的人力资源,该怎么发展,取决于这个地方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发展的方式对了,同样可以致富。我们不根本需要担心,大城市把人都吸走了。

不过,也许大家还有疑惑,很多的乡村,的确是有人到城市谋生,有人留了下来。

可是,到城市里去的,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留在村里的,却大都是老人、妇女、小孩,他们没有劳动力的优势,乡村该怎么依靠他们来发展?

我们暂且把视线放到遥远的美国

美国的底特律,曾经被称为“汽车城”,当地的汽车制造产业一度十分繁荣,吸引了众多人才到那儿安居乐业。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底特律的人口在全美国排行第五。

可是,从2000年开始,那里的人口开始减少,往后的十年间,有四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底特律,出现了大量空置房屋。

为什么呢?

因为底特律的汽车产业衰落下来,很多人没有了就业岗位,只好到别的地方谋生。

讲底特律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人们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到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好的地方去,是自然合理的选择。

在咱们的乡村里,到城市工作的人,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

当然还有一点,底特律的移民,和咱们乡村里出外打工的人不同,前者是全家搬迁,人去楼空,后者呢,只能把妻子老小留在家里。

究其原因,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障碍,分离了这些家庭。

在大城市里,没有户籍的人们并不能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待遇,有些城市,甚至有各种政策,限制进入城市的人口。

比如,外来人员的孩子,想在当地读书,门槛就非常高。

这样一来,外来的人们,只好让孩子在家乡上学,他们的妻子也只好留在家乡,照顾一家老小。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政策带来的是与家人分离的无奈。而对于大城市来说,这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城市里劳动力的结构,变得不平衡。

比如,月嫂、保姆、快递员、餐厅服务员的工资,甚至比普通白领还要高,这就表明,这一类劳动者,在城市里是缺乏的。

当一个产业的劳动力缺乏了,又得不到补充,这个产业就难以发展,最终买单的,还是城市本身。

所以,作者呼吁,大城市不应该限制外来人口,反而应该张开怀抱,吸纳各式各样的人们,这才是一个大国里,大城应该有的模样。

也许,这本书的观点,你不一定赞同,但是,这本书却给了我们一个视角,让我们尝试跳出直觉经验,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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