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名沙特记者的神秘失踪案，从中东到美国，掀起波澜。沙特记者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人间蒸发”，更可能被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回顾历史，被暗杀或枪杀的记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向世界真实传递战争残酷的战地记者。

【故事·美国】

厄尼·派尔：被狙杀的二战最著名记者

被誉为“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贾永曾在北京电视台一栏目讲述了美国记者厄尼·派尔的故事。据贾永介绍，有着“大兵记者”之称的美国记者厄尼·派尔应该算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记者之一。当时，巴黎有个小酒馆，那是战地记者们的聚集之地。在那里，号称亲自参加了多次战斗、第一个驾吉普车冲进巴黎的海明威经常是记者中的焦点。但是，每当派尔走进酒馆，海明威就黯然失色。

派尔的战地报道活动贯穿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阶段。他同美军一道先后经历了北非、西西里、意大利、英国、法国、太平洋等主要战役，并在这个过程中凭借其杰出的战地报道在美国军队、美国媒体以及美国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确立了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记者”的地位。由于派尔最关注的是那些冲锋战斗在第一线的普通士兵，他的战地报道被300多家报纸同时转载，因此也被誉为“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

1945年1月至1945年4月，派尔前往太平洋战场随同美国海军进行战地报道直至殉职于伊江岛上。尽管派尔已经身心疲惫，但知名度的空前提升，使他无法在战争结束之前便将自己置身事外。此时，在美国公众的心目当中，“厄尼·派尔”这一平民英雄形象已经成为了整个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派尔决定再次出发前往太平洋战场。

狙击手瞄准了他

1945年1月21日，派尔来到美军太平洋中部舰队。在硫磺岛战役结束之后，冲绳成为了美军的下一个目标，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将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残酷的战斗之一。派尔深知这其中的风险，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丧失原有的勇气，他不仅决定前往冲绳还坚持要求随同海军陆战队一道登陆。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派尔有种近乎宿命的不祥预感，在给挚友佩吉·卡凡那的信中，他写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一点儿也不敢保证一年之后我还活着。我不是开玩笑的。”

登陆于复活节即4月1日进行，由于日本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登陆之战并没有预想中的惨烈。此时，派尔所在的陆军77师负责进攻不足10平方英里的伊江岛着陆带。进攻预定在4月16日发起，当得知一种新型的反坦克装甲车即将在这次战斗中派上用场的时候，派尔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他在17日那天上岸，第二天一早乘坐步兵第305团团长柯立奇中校的吉普车出发。10点钟左右，一架日军的南部冲锋枪响起。派尔以及车上的其他乘员迅速跳出车外，潜伏在路边的沟渠当中。片刻之后，派尔抬起头试图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就在此时，日军的一名狙击手瞄准了他，枪声响起，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太阳穴，派尔就此殒命。

不久以后，在他殉职的地点，竖起了一块粗糙的木牌，上面写着：“在这处地点，步兵第77师损失了一位伙伴，厄尼·派尔，1945年4月18日。”派尔的死引发了美国人仅次于对罗斯福总统逝世时的悲痛。

厄尼·派尔的死亡照片

【故事·中国】

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记者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30岁。他从事新闻工作短短3年，却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

1911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

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黄远生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各阶层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1915年9月3日，他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上海避祸。在抵达上海前，黄远生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他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逃亡美国躲避。

谁是杀害黄远生的真凶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多年来众说纷纭。

最初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前身）美洲总支部误认黄远生为袁世凯的死党而误杀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被革命党人误以为是“袁党”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84年，黄席群在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明白真相。他不无遗憾的写到：“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在西方国家，新闻记者通常有“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但当语境切换成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与西方有尖锐矛盾冲突的国家时，那些受雇于知名西方媒体的记者就没多少好日子可过了。特别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这样有大量外国军队进驻的战乱国家，为西方新闻机构工作的本土籍记者不仅要面临来自激进同胞的责难和攻击 ，还可能遭遇西方强权的猜忌和迫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背景】

记者：死亡威胁无处不在

与死神近距离照面

2007年10月14日，《华盛顿邮报》伊拉克籍记者萨利赫·奥尔丁在巴格达南部萨迪亚地区的街道上拍照时，忽被一枪击中额头。他是这家报纸在伊拉克冲突中遇害的第一名记者。

2007年9月27日，日本APF通讯社的摄影记者长井健司在缅甸首都仰光市中心地区被派来镇压该国僧侣示威的士兵强行推倒在地，并近距离遭枪击身亡。这位笃信“一定要到无人敢去的地方”并曾赴伊拉克采访的摄影记者最后一刻还举着相机拍摄。这一画面，要比电影《混乱时局》中被美军射杀的伊拉克摄影师倒地时仍在拍摄美国恋人更为真实感人。

2007年7月12日，年仅22岁的美国路透社伊拉克籍摄影记者纳米尔·埃尔丁在伊拉克阵亡。当时他正在巴格达体育馆拍摄举重的照片，听到枪响后，便同司机迅速冲向事发地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纳米尔归档的最后一张图片是这样标注的：“当地人几乎不再吃底格里斯河中捕到的鱼，牧师们提醒人们，现在底格里斯河中的鱼都是以死尸为食生长的。”

2007年4月3日，总部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自由欧洲之声电台一名50岁的女记者哈迈勒·哈拉夫在伊拉克头部中弹身亡。

2008年1月2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07年全球被杀记者多达86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伊拉克遇害的，另有17人在中东以外亚洲地区、12人在非洲、7人在美洲遇害。

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还靠得不够近。”为了深入当地，与民众近距离接触，战地记者们大多是一身便装，而不会像士兵们一样穿防弹衣；同时，在战场上拍摄，根本来不及照顾自己的安危，只有离开战场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曾经那么近。

最为折磨人的是，那些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本土战地记者，他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如《华盛顿邮报》伊拉克籍记者巴萨姆·塞布提所说，“没有一个邻居知道我的真实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做自己的生意，即便在睡着时，我的精神依然高度警觉，随时准备举起床边的AK-47抵抗闯入者”。

相对于外籍记者，一些服务于本国新闻机构的记者的死亡，虽很少能成为国际关注话题，但事实上，他们反映了一国内政和人权的基本状况，因此也值得探究。2007年12月24日，菲律宾某电台记者菲尔迪·林彖在南部被两名驾驶摩托车的持枪者击中身亡，成为该国当年第5位被杀的记者。

2007年8月11日，索马里“首都之声”电台台长马哈德·埃勒米和“非洲之角”

电台台长阿里·沙玛科先后遇害身亡。索马里政局因埃塞俄比亚2006年底对索马里教派武装宣战而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中。

2007年1月19日，土耳其《阿戈斯报》总编辑、著名记者赫兰特·丁克在伊斯坦布尔市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当场死亡。丁克是亚美尼亚裔，曾因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上的言论被土耳其法院判刑。

囚禁中遇害最令人神伤

容易引发媒体追踪的记者死亡个案，还有或长或短遭拘禁的那种。

恐怖分子绑架是一种，某些国家对所谓间谍或人权分子施以非法和不人道手段是另一种。这些事件往往经过多年发酵之后，还能引发媒体和相关国家政府的关注。

2002年1月23日，《华尔街日报》南亚地区的总编丹尼尔·珀尔因为跟踪调查英国“鞋子炸弹人”理查德·里德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而来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结果中了恐怖组织的圈套而身首异处，相关斩首录像带还被寄给了巴警方。五年后，以丹尼尔失踪五周时，同样身为记者、且怀有身孕的妻子玛丽安千方百计寻找丈夫的经历为主线改编的电影《坚强的心》在美国公映，赚得许多人的眼泪。

2003年6月23日，伊朗裔加拿大女摄影记者扎赫拉·卡齐米在德黑兰一监狱外拍照时被捕，四天后死在狱中。伊朗当局曾称卡齐米死于中风，但随后由当时的总统哈塔米任命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认定，卡齐米死于因遭受“身体打击”导致的头骨破裂与脑出血。2004年，伊朗法院宣判被指控谋杀卡齐米的情报部门特工艾哈迈迪无罪。加拿大不满，两国爆发外交冲突。2007年11月，伊朗最高法院下令重新调查卡齐米事件。

2006年9月，被土库曼斯坦政府指控犯有颠覆罪而被判刑六年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外聘记者奥古萨帕·穆拉多瓦女士在入狱三个月后离奇死亡，引起欧洲大哗。之后，土库曼斯坦不仅在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2006年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坐到倒数第二的位置上，而且在欧洲议会持续的杯葛之下丧失了本可到手的将土库曼斯坦与欧盟之间基于1989年协议的贸易条约“升级”的机会。

这些记者为了真相或人权事业而积极奔走在敏感国家，他们面对的风险其实并不小。当然，战地记者也一样。

这是美国独立记者詹姆斯·福莱，他于2013年初在报道叙利亚冲突时被绑架，后来被极端组织杀害。

战地记者的死亡率超过交战士兵

2014年8月19日，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公开了一段震惊全世界的血腥视频，视频的主角是失踪长达21个月的美国战地记者詹姆斯·福莱，他在念出生命中的最后声明之后被极端分子残忍地斩首杀害。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按照极端分子在视频中的要求停止干涉伊拉克局势，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后，“伊斯兰国”又在视频中公开杀害了美国-以色列双重国籍战地记者史蒂芬·索特洛夫。

2003年3月23日，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特瑞·劳埃德、摄影师内拉克在前往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时，混入一群伊拉克士兵之中，美英联军坦克部队仍误认为他们车辆上的电视台标志是伊方部队的故意伪装，而对其实施了猛烈攻击，劳埃德当场死亡、内拉克失踪。

2005年3月4日，在伊拉克遭绑架意大利《宣言报》女记者朱丽亚娜·斯格雷纳在多方营救之下获释，当她在营救人员陪同返回的途中，因其乘坐的汽车未能按照美英联军哨所士兵要求停车接受检查，被误认为企图实施自杀式袭击而遭到攻击，斯格雷纳和两名营救人员受伤。

根据国际新闻协会和保护记者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87年至2014年，已有超过700名的战地记者在报道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丧生，仅2014年就有16名战地记者在叙利亚、伊拉克、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中殉职。有关机构统计后感叹：战地记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了交战士兵的死亡率！（来源|《读者报》 作者|谢奕秋 纪彭 高文军 汪作雷 孙杨 李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