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家庭秩序，妇女的地位其实远在一般现代人的想象之上。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儿媳受姑命，主家政，夫虽在，仍不敢夺其权，母权之重，观此可知。而妻主家政之能力，亦可想见。妻既统理家政，固有独立处理家产之权”。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妇女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妇女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商代女领主妇好与妇妌

殷周时代，多有女贵族、女领主活跃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如著名的商代妇好，一条典宾卜辞记载妇好从自己的封地上提供了三千人的武力。妇好是女领主，有自己的封地、财产、封臣及武力，并率领军队出征，她不是商王的奴仆，而更类似合作伙伴。另外一位女领主妇妌，也是有自己封地和臣民的，如典宾卜辞记载“妇妌不受年”（《合集》9756）、“妇妌不其受黍年”（《合集》9607），是占卜向神灵询问，妇妌领地上的农作物是否能获得丰收。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妇”的女领主，如妇庞有封地叫“庞田”，还有妇良、妇杏、妇杞、妇喜、妇息等女领主，王卜辞中多有她们向朝廷进贡财物的记录，表明这些女领主各有自己的领地，并享有经济管理之权。在甲骨卜辞中，往往将这些女封君、女贵族统称为“多妇”，仅武丁时期的这些女领主就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97页）。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女封君、女贵族

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女封君、女贵族治理领地、管理封臣的记录，如《令簋》等器中就记载了“王姜”对臣下赏赐贝、臣、田、裘等；《季姬方尊》铭文中，记载女领主“王母”被称为“君”，管理臣属宰，并赏赐给女儿季姬土地、人口、马牛、粮食等；《螨鼎》也记载，女君“任氏”被家臣称为“皇君”，赏赐给家臣人口。琱生诸器中也有妇女“君氏”掌管召氏宗族；《次尊》铭文记载女领主公姞命令一个叫“次”的封臣“司田人”，即管理自己领地上农业，并且赏赐给他马、裘衣；《邢姜太宰己簋》记载女领主邢姜有自己的太宰，显然是属于自己的封臣。

1975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一件周代铜簋铭文记载，某贵族率领师氏攻击戎胡，该贵族的“文母”也参与了这次战争，“很可能是一位出众的女将军”（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9页）。《论语•泰伯》中周武王说自己有十位能臣，其中一位是“妇人”，也就是王后女君。西周王后，也掌管王室的工业和武器生产（沈长云：《金文所见西周王室经济》，自《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第200—202页）。不但西周王后参与治国和管理，诸侯国君的夫人也参与治理，如《晋姜鼎》铭文记载，晋文侯的夫人晋姜及其姑妈——晋穆侯的夫人——都曾经“君晋邦”，即担任晋国的治理者，具有“君”的身份以“治我万民”，她们没有闲暇逸乐，而是审慎地辅佐晋侯治国。

“三从”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人身管辖权

贵族制下女子“三从”，实际上只是表述贵族妇女服丧之礼。《仪礼•丧服》记载，“妇人三从之义”意思是女子出嫁前为父亲服斩衰的丧服，出嫁后如果丈夫死则为丈夫服斩衰，夫死从子意思是改嫁后，前任丈夫的儿子为继父服一年的齐衰，所以该女子可以按照儿子为继父的标准，也服一年齐衰就可以了。五四以后很多人不读古书，却将“三从”片面地理解为人身管辖权，是非常错误的解读。

夫权的崛起与贵族制崩溃

夫权的崛起与贵族制崩溃有关，殷周时代贵族妇女也可担任宗族管理者，因为她们被视为从属于宗族共同体，但礼崩乐坏，编户齐民的一夫一妇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大宗族，妇女只能从属于官府登记户口为丈夫的小家庭。“夫为妻纲”之说，就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忠孝》篇中。北京大学藏秦代竹简《善女子方》中，就强调“善衣（依）夫家，以自为光”，人身依附于丈夫，“虽与夫治，勿敢疾当”，意思是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而且要“屈身受令”。

在秦朝的统治下，女性地位卑贱，甚至被大量残酷肢解用以殉葬。2013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十座小墓，墓道填土中发现大量未成年女性散乱人骨，是遭到肢解后埋入的。“这一葬仪的发现说明始皇帝死后，二世处理先王的后宫人员时有着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复杂、血腥的过程”（《考古》2014年7期）。

西汉早期的法律《二年律令》中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就是说丈夫打妻子，只要不用兵器，打伤了也没有罪。官府赋予丈夫极大的夫权，恰恰是编户齐民一夫一妇小家庭管理的需要。

杨宽先生就说，秦朝“用法令来对女子作严厉的压迫，是此前所未有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类似的奇葩法律，后来恐怕只有野蛮的女真部族才能相比，金国的法律规定“殴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洪皓：《松漠纪闻》卷上），《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表述是“如果一个丈夫因故殴打其妻，而她曾犯过罪并被打致死的话，像这种情况丈夫便可以不受惩罚”（[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汉儒：“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汉儒面对的是秦朝的巨大遗产，汉承秦制的特点是西汉前期的法律和秦朝区别不大，需要在这个框架下做出点滴的突破。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有几个判例保留至今，其中一条涉及妇女问题。某甲的丈夫遇到海难，船只沉没找不到遗体，不能得到埋葬。几个月之后，某甲的母亲安排她改嫁。当地官员根据当时汉承秦制的法律，“夫死未葬，法不许嫁。私为人妻，当弃市”，提出要将某甲处死刑。董仲舒显然反对秦律那种机械不考虑人情的判决机制，他指出妇女有“更嫁之道”，是可以改嫁的，并且是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是“私为人妻”，因此是无罪的（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64—165页）。如果按照一般汉承秦制的刀笔吏思维，那位可怜的某甲就会被处死，尸体陈列在市场示众。但经过儒者董仲舒的努力，不但拯救了这位妇女的生命，而且也在点滴地改变秦朝的遗产。

秦汉时代，夏商周的贵族制虽然崩溃，但其贵族文化被则记录在儒书之中，随着汉儒的社会重建而得到了部分的复活。这些涉及妇女地位的，如《礼记•昏义》记载公婆飨宴新媳妇，一方降自西阶，一方降自东阶，意思是将宗族内部管理托付给新的女贵族媳妇，用的是宾主之礼，体现的是新妇宗族管理责任的重大；《礼记•曲礼下》也有贵族“男女相答拜也”的相关记载。所以后来汉儒重建的家庭文化中，产生了夫妇之间“举案齐眉”的互敬典故，汉儒汇编《白虎通•嫁娶》亦言:“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指夫妇之间为对等的关系。汉儒郑玄在注释《礼记•内则》中也认为“妻之言齐也，以礼则问，则得与夫敌体”，意思是夫妻是对等的关系。《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生病，他的妻子派遣婢女去拜问，樊英下床答拜，别人问为什么，他指出“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意思是夫妻人格对等，妻子拜丈夫，丈夫也应该答拜妻子。

法律儒家化及对妇女地位的保障

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妇女地位并不像一些人想象中那么低。首先，杀妻要判处死刑，《梁书•何点传》记载，何点的父亲“无故害妻，坐法死”，这和汉初以及金国那种杀妻不犯法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当时妇女作为家长，也具有很高的权威，如“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颜氏家训》第二章），王僧辩的母亲作为家长，具有很高权威。此外，当时妇女可以主动离婚改嫁，如谢安的侄孙谢邈之妻郗氏，因为谢邈纳妾，因此“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晋书•谢邈传》），主动选择离婚。

妇女离婚权：“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中国传统中妇女有主动离婚的自由，《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中将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称为“和离”，是合法的。在敦煌发现的“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都显示了女性不但可以自由离异，而且男方也祝愿女方“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

相比来看，西方传统女性的离婚自由几乎为零，例如在英国，婚姻被视为宗教宣誓，因此直到1857年以前，英国居然是一个“无离婚”的社会。“盖英人传统婚姻受宗教之束缚，碍于誓言难违，婚姻关系不能因为男女双双同意即可轻易解除”（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显然，这种用神权强制捆绑的“无离婚”社会，其实对妇女的自由和权利伤害更大。相比而言，中国敦煌的和离文书中强调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反而更能保护妇女免遭伤害。

妻子统理家政之权

中古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家庭秩序，妇女的地位其实远在一般现代人的想象之上。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儿媳受姑命，主家政，夫虽在，仍不敢夺其权，母权之重，观此可知。而妻主家政之能力，亦可想见。妻既统理家政，固有独立处理家产之权”（《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4年，第458页）。

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唐代妇女 （资料图/图）

宋代缠足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宋代女性地位低下，而且是“程朱理学”造成的，认为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了妇女缠足，这其实是对历史的无知。

首先宋代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下，也享有财产权和离异的权利。

另一方面，宋代民间出现了缠足现象，但这属于社会一般的审美趣味，并不是知识精英设计出来“压迫妇女”的。傅斯年先生就指出：“欧美时装女子的高跟鞋，实与中国妇女之缠足在心理及作用上无二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页）。现代女性手术整容、抽脂、削骨之类，也是类似缠足，是为了美而伤害身体，属于社会一般的审美成本，但现代精英也不可能强制要求国家去禁止这些社会趣味。同理，儒家士大夫也不可能去强制废除缠足趣味，因为这是社会的私人领域，国家强制介入反而更不好。

但是，儒家士人对社会上流行的缠足习惯，则有批评，如宋代理学家车若水就指责：“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脚气集》）。而理学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一直到元朝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罗群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理学家的态度是：我不强行改变社会的一般趣味，但我可以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跟风，不去学这些不好的。

经常被误解的程颐，对于女性的温和立场，不但反映在他坚定反对缠足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侄女的态度上。他的侄女很有才华，多年来虽然多有人提亲，但侄女眼光很高，所以一直没嫁人，是当时的“大龄剩女”，后来不幸在二十五岁逝世。程颐在给侄女写的悼念文中写到，“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意思是我只是为她的早逝而悲伤，但不为她未出嫁而悲伤（《二程集•孝女程氏墓志》），因为如果只是迫于“大龄剩女”的压力，就随便将其嫁给不贤德的俗人，让侄女痛苦终生，那还不如尊重她的自由选择。在这里，程颐对侄女自由选择的尊重，和很多人想象中的“礼教吃人”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存天理灭人欲”与压迫妇女无关

至于经常被误解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是宋儒限制皇权和规范精英的手段，而不是要“压迫妇女”。朱熹在给皇帝上的劄子中表示，“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辛丑延和殿奏劄二》）。很明显，朱熹给皇帝的奏劄中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限制皇权的行为，反对皇帝放纵欲望。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宋代精英的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一个社会的精英，当然需要节制，才能有更好的担纲。这些对皇帝、精英的要求，与“压迫妇女”属于风马牛不相及。

“夫为妻纲”：宋人的解释

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问题，宋儒的解释也和今人的误读完全不同。宋儒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说：“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意思是君主要首先做好人格表率，君主做好了，臣也就会做好。同理，夫为妻纲的意思是，丈夫有义务做出道德的表率，丈夫做好了，妻子也会做好。所以，“夫为妻纲”恰恰不是在“压迫”妇女，而是要求丈夫肩负起“正身”的表率作用，是对丈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衍义》刻本 （资料图/图）

把妻子当朋友

宋代士大夫文化也重视妇女权益，如范仲淹范氏义庄《义庄规矩》规定，如果家族妇女再嫁，义庄出钱二十贯，男子再娶则不支钱。范仲淹不但并不反对妇女再嫁，而且在经济上会出钱去保护她们的权益。而著名的学者赵明诚则称其妻李清照为“亦妻亦师亦友”，夫妇之伦在师友之间，和很多人的想象画面非常不同。

明代士人归庄《兄子》诗：“古风妻似友，佳话母为师”，可知当时士人认为以妻为朋友是中国文明的古老传统。据赵园《家人父子》一书搜集材料，类似例子甚多，如黄宗羲《李因传》“夫妇自为师友”；理学家大儒刘宗周《刘子暨配诰封淑人孝庄章氏合葬预志》妻死，他痛悼为“失吾良友”；孙奇逢《祭亡妻槐氏文》“尔虽吾妻，实吾良友”；叶绍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我之与君，伦则夫妇，契兼朋友”；毛坤《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谈其妻“予所结发而床笫者四十五年，未尝不师之友之”（《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60页）。出土的明代墓碑上，也有赞美夫妇之间“如宾如友”的文字（《文物》2007年3期）。夫妇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可以介于老师、朋友、宾客之间，在人格上是对等的。

缠足的废除

胡适说“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能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能够把小脚永远废了”，这种评价其实是并不公正的。实际上，儒家对这类恶俗的态度是因势利导，用精英家族的榜样力量去点滴影响社会，移风易俗，因为儒家相信“夫风化者，自上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治家》）。缠足的消亡也并非是“传教士”的功劳，而是儒家反缠足的本能，迅速与西方思潮合力的产物。晚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极力主张废除缠足，但他也指出，如果像清朝早期那样蛮干，“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也只能是失败。好的办法是“禁不过严，持之以恒”。1887到1898年之间，从康有为到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樊锥、易鼐等人推动的“不缠足会”，通过地方士绅之间的君子约定，持续推进不缠足的实践，其实取得了比简单粗暴禁止更多的成效。

结语

简言之，历史是复杂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面相，不可简单一概而论。“客观地说，传统家庭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实际处境要比理论上或想象中的高得多”（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李竞恒（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