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辈子，谁都不是始终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活条件，种种原因，搬家，怎么也得几次吧！

房子，都是越换越好，越来越宽敞亮堂。但是记忆里，还是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印象最深。

打记事儿起，我家住在屯子的后半截儿，把着康白公路，当时还没铺设板儿道，是砂石路。我家住道南，东边是一条南北贯通的小路，再往东有两家，老裴家和我三大爷家，再过一条小路，是李明才家，之后就到屯子头儿了！

我家住的是三间连脊的土房，还是跟别人家一起住，他家姓邹，家里三个孩子，住西边一间，我家三口人，住东边一间。两家共用一个大厨房，灶台是连着屋里的土炕的。想想当时，虽然挤巴，可也不失热闹儿。尤其是邹大娘一做好吃的，趴人家锅台边，恨不得哈喇子都能淌人家锅里去。每每这时，邹大娘不管多少，总能分给我一点，有好吃的，就给我送一碗。

那房子，是我爸花了一千一百块钱，从我们屯儿张书记手里买的。屋里是老式的南北炕，因为房子太旧，北边那铺炕始终没扒，没有下屋，就把一些农具和不用的破烂儿堆在了北炕上，晚上睡觉，你就能感觉到那些“勤劳”的小耗子出没。“吱吱”的发出叫声，咱不知道他们是在传递着某种信息，还是因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

对于老房子来讲，夏天和冬天都是最不好过的。

夏天。外面大雨屋里中雨，外面晴天屋里小雨。

被褥被淋湿都是经常事儿。妈妈结婚时的炕檎，上面一层是纤维板，被雨水泡的，大河塄小圈儿的，原本平整的板子都变了形。炕上，地下，柜盖，窗台……盆盆罐罐儿，满屋都是。

三姑家的小表哥来屯子串门，从来不在我家住，他害怕房子塌了，他说，“那要是跑不出来，可咋整？”

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雨，爸妈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家住。第二天一大早，亲戚把我扒拉醒，叫我起来回家，让我看看我爸妈被没被砸死？那时，我怎么也有七八岁了，回家把这话跟我妈一学，我妈抱着我一顿哭。其实，说到底，不就是人穷，人家瞧不起吗？连自己的直近亲属都不行。

冬天。头天晚上放一碗凉水，第二天早上冻实心了。

家里支上铁炉子，都烧不上几回。因为没有钱，买不起煤，就一垧多地苞米瓤子，还想留到年跟前儿再烧。屋里能取暖的只有一铺火炕。傍眼擦黑儿了，我妈抱回来新苞米杆子，扒下来苞米叶子和稍儿，塞在炕洞子里，点着。两捆也扒不下来太多叶子，青杆子还得送出去靠墙根儿码好。好多时候，里面的柴禾刚被点着没多久，从攮灶子里“噌”家伙窜出来一物，原来是家里的小狗崽儿进去取暖了。

晚上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只敢露出个脑袋。水管子被冻住，是常有的。起初冻得不太深，用苞米杆子燎燎还能来水，天气越来越冷，到后来干脆不燎了，等到开春儿自己就化透了。只是这期间，母亲得去邻居家拎水吃，为此，母亲总会跟父亲磨叨，听烦了，父亲就摔门而去。

老感觉小时候的气温比现在低，就连雪都比现在下的深。已经不记得那样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了。

老房子地势特别低，跟后面的村公路高低相差半米多。冬天，我爸给了一块长方形的木块，坐在屁股底下，从路上顺着斜坡儿能滑到我家后墙跟。夏天要是雨水大点，水能没过三大爷家的墙头。可是有一点好处，别人家停水，我家不停，前后杆儿，就我家跟邹大爷家有水。跟前的邻居都来我们这挑水。

地势低，那边的园子种啥都容易被淹。唯独大辣椒，年年种，年年丰收。我爱吃生的大辣椒，趁我妈不注意，溜进园子趴在垄沟吃。起初，我妈以为是耗子把辣椒给嗑了。一寻思，耗子再会吃，也不可能把辣椒籽和筋完完整整的留在辣椒尾巴上啊。

三大爷那边的园子靠墙边种的是黄烟。到了秋天，烟叶子都劈下来晒干了，秧上还有烟籽儿，撅一株挨个包儿捏一遍，把籽倒出来，放嘴里一嚼，说不出来的一股香。

1998年春天，父亲花了“天价”在屯子第二趟杆儿买了两间砖房，还是连脊的。为此，他背了七年的债。好在我们躲过了那年夏天的雨季。那个房子的窝儿，被我们屯的贾兽医买去，盖了三间大房子。再后来，我家又买了西院李大爷家的三间房，母亲也终于住上了盼望已久的独门独院。

老房子，有老房子的苦，老房子，也有老房子的乐。想想那些年，跟在父亲屁股后，他走一步我跑两步的情形，还是觉得小时候好，还是觉得老房子好。

此刻，我的记忆在游走：老房子的火炕上，是一瓢冻梨，半盆瓜子和一把糖块；14寸黑白熊猫电视机里播放着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母亲在热气腾腾的外屋地忙活着，锅里煮着白白胖胖的芹菜馅儿饺子；父亲在院子里刚刚点着一卦一百响的大地红；我身穿一套粉色黑点的新衣裳，手里拿的是一块蜡纸包的两毛钱雪糕，嘴里喊着：过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