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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时代:欲做思想家,先做段子手

《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高林

东方出版社

一部关于19世纪后期欧洲精英群体的生活史、心灵史,也是一部宽泛意义上的“美好年代”剪影集。

段子手的黄金时代

摘自《皇帝圆舞曲》

高林 著

伏尔泰是一个奇妙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他,因为我们大多没看过《哲学书简》,也没看过《风俗论》。但假如我们坚持着看完了《哲学书简》《风俗论》,甚至《老实人》,我们就真的了解伏尔泰了吗?!

如果我们像一个18世纪末的外省青年那样熟读伏尔泰作品,然后来到巴黎,坐在某个咖啡馆里,搞不好卢梭正在你身边下象棋;或者在某个夫人的沙龙里,旁边是邦雅曼·贡斯当[1],然后我们就伏尔泰和他的思想侃侃而谈。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家纷纷露出一种惊奇的神色,拿看外星动物的表情看着你……终于有人鼓起勇气上来拍着你的肩膀说:“您谈论的真的是我们的阿鲁埃老爹吗?”

接着你转过来听他们说,听他们聊他们眼中的伏尔泰,你会想问和他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谈论的真的是同一个伏尔泰吗?”

伏尔泰时代:欲做思想家,先做段子手

伏尔泰肖像

在我们看来,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伏尔泰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哲学书简》或者《哲学词典》的作者,而他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一个满嘴“俏皮话”或者“格言”的段子手。

仅仅是伏尔泰一个人有这种双重形象吗?如果有人说,伟大的哲学家狄德罗其实是想钱想疯了,孟德斯鸠是继承了伯父的职位马上抛售变现才过上了优哉游哉的生活,霍尔巴赫[2]是因为伯父死了才实现了财务自由,我们对启蒙思想家的固有印象岂不是碎成一地?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看他们的著作,要发现这个被遗忘的世界的只鳞片爪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伏尔泰说,出版审查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十个人里只有一个读书,读书的十个人里九个只看小说,剩下那一个看哲学的十有八九还看不懂。孟德斯鸠说,他们的时代里,人们只在每天起床之后和出门之前看看书,就是为了待会儿在别人面前去谈论它。这两句话几乎可以为我们还原启蒙时代读者世界的全貌。

那是一个君主试图和才智之士分享权力的时代。前文就已经讲过,经过宗教战争和三亨利之战的杀戮,法国贵族遭到第一次重创。在那之后,路易十三和他的“红公爵”又给了这些积极地想要和君主分享权力的贵族第二次打击。当波旁王朝的第三个国王决定在凡尔赛当绝对君主时,法国贵族已经温顺得像一群小动物了。法兰西大君主国在专制程度和宫廷的华丽优雅方面都走上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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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是法国第一个掌握这样绝对权力的国王,晚年的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充满悔恨,其中很可能也包括他抓住的巨大权力。但是风尚已经形成,制度已经固化,在法兰西大君主国之内,只有一个人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只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国王,贵族已经不再能生龙活虎地提出意见了。

当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登上王位时,失去了敌手的国王也因为寂寞而失去了动力。现在法国国王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趣的人来填补那些管住自己嘴巴的贵族。于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蓬勃发展的沙龙文化绽放了。人们非常清楚,要飞黄腾达其实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国王注意到你。而让国王注意到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格言”或者巴尔扎克所谓的“俏皮话”。巴尔扎克说,法国人是可以为了一句“俏皮话”而抛头颅洒热血的。

就这样,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一群“民科”登上舞台,他们不但不在乎自己缺乏“学术背景”,还以讥笑学院知识分子为乐。而且在沙龙里,他们也很少和学院知识分子公平竞争,因为评价标准是一元化的,就是沙龙主人的趣味,而沙龙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很少会是学院做派,因此专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蒙受了惨痛的失败。每一个进入沙龙的人都有且只有一个评定标准,那就是脱颖而出,让别人注意到你。你在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家玩“弹剑作歌”那一套是没有用的。对沙龙女主人来说,这些“才智之士”就像赛马场上的马,每一次晚宴、每一次下午茶都是精挑细选的,各种风格、领域里的“赛马”被认真地分配在他们的座位上。你以为去侯爵夫人家吃晚餐是真让你吃东西吗?在沙龙里待一晚上其实比躲在书房里写书累太多了。但是风险和回报也高太多了!

伏尔泰时代:欲做思想家,先做段子手

伏尔泰在沙龙中

说到风险和回报,在18世纪末,有一个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读者群。那就是英国!在英国,一个成功的作家已经可以靠写作的收入养活自己。从亚历山大·蒲伯到写恐怖小说的安娜·德·拉德克里夫夫人,如果你看了《成为简·奥斯汀》这部电影,你就会记得简·奥斯汀想跟男主私奔的时候去拜访了拉德克里夫夫人,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靠写作生活。

但遗憾的是法国不行,原因是两面性的:一是法国的文化水平虽然很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有版权意识的读者阶层。而无法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和瑞士是当时的两大盗版书出版中心。你今天辛辛苦苦写出一本流行著作,下星期阿姆斯特丹或日内瓦就有了盗版。而且当时的作者并不愿意把自己跟瑞士和荷兰出版商的关系搞僵,因为法国国王陛下还有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如果作家写了陛下可能看了不愉快的书,自然也得去瑞士印,甚至作家自己都要随时往瑞士跑,比如说伏尔泰。

所以在法国,即使你是莫里哀这样公认的喜剧大师,你也不确定自己这辈子能否赚到钱,他死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家产已经赔得差不多了。另一个原因是作家自己过得太奢侈,在凡尔赛几乎只有两种生活可供选择:“人上人”的生活和为人上人服务的人的生活。而很多作家其实都不富裕。别看伏尔泰叫“德·伏尔泰”,但这是笔名,伏尔泰本来叫弗朗索瓦·阿鲁埃,“德·伏尔泰”是他给自己起的贵族式的笔名。孟德斯鸠就好多了,他是真贵族还有俩男爵的爵位,但如果没有伯父留下一个可以卖了变现的法官职位,孟德斯鸠也不会那么悠闲。

所以在旧制度晚期,一个法国文人没什么家底,却必须过人上人的生活,他有什么方法吗?进入体制内和迎娶白富美。是的,虽然时间流逝了200多年,但任何时代的天才小哥走上人生巅峰还是要靠这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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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情人,女科学家夏特莱侯爵夫人

沙龙让人趋之若鹜,也正是因为它是通往这两条路的大门。白富美家敞开大门招待宾客,只要你吸引到夫人的注意,说不定你就两件好事一起赶上了。在沙龙里红了,夫人们会记住你,更重要的是整个凡尔赛的贵族社会会记住你。夫人们把十几匹身形矫健的“小马”聚集在自己家餐桌上,可不是让你去做学术报告的。你要打动夫人,又要打动其他人,怎么办?

那时候,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靠说话,靠说笑话,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更准确的词——“段子”。但段子也分怎么讲,一桌人里十个有九个是段子手,你觉得你该怎么讲?“我有个同学……”说完这句你就可以闭嘴了,好好吃你的饭,因为明天你就没机会再来了!所以必须简短、必须有趣、必须有深刻的内涵,还要逗乐。

你得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拼命打满全场,在你摔断腿之前,得到夫人或者夫人们的青睐,然后你不失时机地拿出一本书,瞬间人人都在买,都在“看”,都在谈你的书。你就像一匹爆冷的栗色小马驹,一夜成名。然后你怀着满心的喜悦睡着,第二天中午醒来,你发现请柬堆成了山。然后国王也知道了你,王后带着你一起散步;你写文章踩了线被塞进巴士底狱,王后去找国王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先是进了法兰西学院,然后成为某个机构的首脑,三十几岁当上大臣,给自己大捞一票,买下一个被偷得连窗户都没了的城堡,从此成为伯爵。

十几年前有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作品叫《惊世浮华录》,讲的就是一个外省小哥如何在凡尔赛出人头地的故事。当时神父问他:“要不要一起打牌?”这原本没有恶意。他把脚一伸,说道:“我只剩下鞋上的银搭扣可以押(这里当下注讲)了。”这句话看起来也没有恶意。于是,大家都低头看他的鞋扣,结果黄蜂尾上针来了,“别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出它值多少钱!”小哥一炮打响!迈开了他在凡尔赛的第一步。这就是凡尔赛竞技场的游戏规则。

对,凡尔赛要的就是“机智”,“机智”就是幽默、聪明而且充满哲理地说话,这话还不能长,否则餐桌上没人耐心听你讲。

这就是伏尔泰时代的游戏规则。

……

伏尔泰时代:欲做思想家,先做段子手

凡尔赛社交场

[1] 邦雅曼·贡斯当(Henri-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1767—1830),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活动家、自由派领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统治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贡斯当于1794年在瑞士结识了斯台尔夫人,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浪漫关系,他的小说《阿道尔夫》很大程度上是描述这段关系的自传性作品。1795年,贡斯当随斯台尔夫人来到巴黎后,立即成为斯台尔夫人沙龙里的中坚人物,该沙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

[2] 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1723—1789),原名亨利希·梯特里希(Heinrich Diefrich),法国启蒙思想家,曾参加《百科全书》的编纂,著有《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揭穿了的宗教》等。他继承了伯父的遗产和男爵封号,终身过着富裕的生活。

(本文摘自《皇帝圆舞曲》,高林著, 东方出版社。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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