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松

4月下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其实，“一带一路”与《西游记》也有着重要关联。唐僧取经走的便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途经10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历经17年，5万里行程，最后到达印度。玄奘法师本身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先驱与标志人物。《西游记》对此有瑰丽的文学描述。学界对此早有公论。

《西游记》专家李天飞先生还提出过一个更开脑洞的说法，即孙悟空学艺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他从“东胜神州”花果山撑木筏飘荡到“西牛贺洲”菩提老祖所在(也就是天竺)的地方，中间经过了“东洋大海”和“西洋大海”，这一趟“奇幻漂流”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在历史上，东汉的法显大师去印度、斯里兰卡求法，从陆路出行西游，又乘船从海道归国，水陆并进，来了一趟更圆满的“一带一路”。

这也展示了《西游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在小说中，唐僧师徒也经历了车迟国、女儿国、祭赛国、宝象国、乌鸡国、狮驼国、天竺国、凤仙郡、金平府、玉华州等林林种种数十个国家及地区，便是这种多元文化的折射。《西游记》人物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如孙悟空来源于印度神猴哈奴曼，沙僧来自西域探沙神信仰，在《西游记杂剧》更称为“回回人河里沙。”

时至今日，《西游记》也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品。根据检索发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流通的《西游记》，被翻译成至少16种语言、60个版本。

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也呈现了有趣的涉外法律因素。唐僧师徒每到一个外邦国家，不是凭法力闯关，而是走法律途径，师徒必定先去倒换通关文牒，盖印押花。这体现了对于国际交往规则的遵守。在宝象国的故事中，还透露了通关文牒的具体内容：“南赡部洲大唐国奉天承运唐天子牒行……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倘到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放行。须至牒者。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

这与现代“护照”类似。严格来说，护照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舶来品。西方的“Passport”来于中世纪用于通过城墙大门(porte)的文书，需提请边境关防检查机关给予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对持有人予以“保护”和“关照”，因此称为“护照”。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凭证。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通过“符”“节”“验”“封传”“棨”等凭证打交道。《周礼》云：“凡通达天下者必须有节，以传辅之。”战国时，商鞅外逃边境，住店时因查验证件不过关而“作法自毙”。因“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到了唐代，因为“一带一路”等对外交往颇为发达，唐代已有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实行“过所”制度，这在《唐六典》《唐律疏议》等主要法典中都有专门规定。如《唐六典》云：“古书帛为繻，刻木为契，二物通谓之传。传如今之过所。”又称“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过所”一般由中央尚书省或地方都督府或州颁发，要求必须注明持证人的姓名、经过的路线，颁发机关要署名、钤印、落款日期，若失落，须过所审查后才予补发，有严格的管理。

这就是《西游记》中“通关文牒”的来源。相对于这一严格的管理，小说其实有个明显的漏洞。唐僧从长安出发，通关文牒上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悟空、八戒、沙僧加入了取经队伍，这份通关文牒其实不再有效。后来，西梁女国国王发现并弥补了这个漏洞。女王问：“关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唐僧说：“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人物……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即令取笔砚来，饱润香毫，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名讳，又盖了御印。唐僧取经后回归大唐面见太宗时，“牒文上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梁女国印，祭赛国印，朱紫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印，灭法国印。”

小说与现实还有一大差异。唐太宗刚刚即位时，为了国家稳定，严禁百姓出入国境。与唐僧的“御弟哥哥”身份完全不同，玄奘法师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即“偷渡”出境。他西行最大的障碍之一便是边境官员的查勘，数次差点葬身于边防军的飞箭之下，可见边所管理的严密。 从符、传到唐代的过所、公验，古代通行证件的基本形制已经形成。宋元明清时期，称谓和格式只是略有调整。明代称关照或通关文牒，《西游记》的通关文牒准确的来源当然是其成书的明代的说法。甚至在民间，老百姓出门“请关照”还成了通用的礼貌用语。

除了国家的边防管理，白骨精这些妖怪之间也具有某种事实管辖的潜规则。书中白骨夫人说“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因此，白骨精想尽千方百计要在自己管辖的势力范围里捉住唐僧。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西游记》虽然列出了那么多外邦国家，但正如本专栏《法说西游》所分析的，各国之间采用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明代法律制度的投射，而非真实的国外法律。

林鸿雁等在《西游记与明律》中称：“神怪谈律所反映的法律有效范围，不仅广及民间，而且包括天庭;不仅行于中华，而且施及域外。在吴承恩的潜意识中，明律的基本精神和若干重要律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许，这也是通过法律来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思想的某种折射。当然，在描述国际交往的背后，《西游记》更深怀母邦的邦国荣耀，如唐僧见人便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