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和博物学家,被誉为“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博学宏通,卓然一代大家。

一介书生

1611年,方以智出生于一个习文蹈武的官宦家庭,祖、父二人均为进士,其父官至湖广巡抚。自幼聪慧灵敏的方以智,据他于《浮山文集前编》自述:“九岁能论诗属文,十二诵六经,长益博学,遍览史传,负笈从师,下帷山中,通阴阳象数,天官望气之学,穷律吕之源,讲兵法之要,意欲为古今学者,遇时以沛天下,而未至逮焉……又善临池,取二王之法,好围棋、舞剑,少知弹琴、吴歌、杂技之末,有所见辄欲为之。”《清史稿》说,他“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

二十岁时,方以智“以为从此以往,以五年毕辞赋之坛,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穷经论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则专心学易”(《浮山文集前编》),加上他英俊风流,一时名噪东吴。不过时人却视其为狂生,于是,他也干脆以狂生自诩,尽显其书生本色。

崇祯七年(1634年),桐城发生市民暴动,二十四岁的方以智随家人“迁往”南京。当时大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依然歌舞升平的南京。面对着内忧外患,尽管崇祯也想励精图治,只是国事早已积重难返。以天下为己任的方以智自然不能坐而观之。很快,他就与陈贞慧、侯方域等复社名人“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复社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文人社团,曾召开过五次大会。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南直隶十四郡的乡试诸生,最多高达二三千人。在复社活动中,方以智与吴应箕、刘城结下深厚情谊。方以智思想倾向于东林党,曾写《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等,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政。

他们除了切磋学问,还对古今人物进行评说,讽议朝政,成为名震一时的“明季四公子”之一。据《浮山文集前编》载:“日与诸子画灰聚米,筹当世大计,或酒酣耳热,感慨呜咽,拔剑砍地,以三尺许国,誓他日不相背负。”

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克凤阳,一把火烧了太祖皇陵,方以智悲愤不已,此时他写了很多表达自己不能报效沙场遗憾的诗句:“剑欲报仇惟有死,梦能从汝说无生。”“岁著新书雄少壮,空持痛哭有何才。”……

热血男儿的方以智,轻狂放纵。他衣华服,骑高马,带刀的剽悍随从常常是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很是豪迈。他和一帮朋友常常是流连青楼,结交名妓,曼歌长啸,风流无比。但是,这风流轻狂的背后,友人却看出了这是他报国无门的痛苦心理发泄,“密之名家,盛年多才负气,又当乱世,不能为人主建一奇,立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颓激而恢荡也。”

崇祯十二年,方以智乡试南京,得中举人,预示着“久厌公廷革履声”的他,即将走上入仕之路。

不过,就在这年,方家却遭到遭到灭顶之灾。中举仅半年,方以智父亲就因战败而获罪,被逮捕下狱。为救父,他求救于朝臣,希望有人能为父亲说句公道话,但人人自危。

期间,他避开仇家耳目参加会试,名列二甲。但由于父亲下狱,方以智尽管得禄位,却无任何荣誉感,不停奔走于南北两都之间。

最后,他不得不以新中进士身份,上《请代父罪疏》,希望代父一死,以白冤屈,但遭到拒绝。上书不获准,求告又无门,方以智一下子老了许多。

崇祯十四年五月,方以智“怀血疏讼冤”,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为父申冤书,长达一年多时间,每天替父亲奔走,哭号喊冤。这份孝心打动了崇祯帝,将方孔炤从轻处理,免去死罪,遣戍绍兴。自此,他对崇祯皇帝感激涕零,发誓要为国尽忠。据《清史稿·方以智传》载:“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

此后,方以智历任任翰林院检讨,定王、永王讲官……他一直想建功于朝廷,但这些毕竟只是闲职,对朝政紊乱、烽火日炽的局面根本没帮助。

中进士的第四年,他上书“投笔从戎”,希望能效仿范仲淹父子共报效沙场。很快,崇祯帝召见了他,对其痛陈扶危的策略十分赞许。但因朝中重臣阻挠,无施展之地。

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太原,直逼京师,最终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方以智被农民军俘获,多受折磨,但他乘机逃脱,一路九死一生,最后逃到南京。

到南京后,方以智随即向成立不久的弘光小朝廷通报兵情,希望能领兵北伐,一报国耻。

谁知,南明国政更加腐败,奸臣当道,忠良被罢。方以智被以“复撰伪书,以乱是非”的罪名通缉。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迫流亡天台山,之后又辗转广州,以采中草药为生,俨然一个江湖郎中,哪里还像个翰林学士?

同年,后金又攻入北京,李自成西逃。顺治二年五月,南京又被清兵攻破,弘光政权覆灭。方以智的经世救国之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出家为僧

在广州,方以智遇到任南海知县的同年进士姚奇胤,并在姚府暂住。两人每日流连于山水之间,归隐之意渐浓。

但是,没过多久,瞿式耜将他带到肇庆,一起拥戴桂王朱由榔称帝,即永历政权。方以智起草永历监国诏书,被任命为左中允,充经筵讲官。

他以为自己可以为明朝的复兴而尽力尽忠了,但是现实还是残酷的。大敌当前,小朝廷内部却互相倾轧,太监专权,奸臣小人得势。不愿攀龙附凤的方以智被迫挂冠离职,为了弥补空虚,他纵情山水。

这可能和他“穷则独善其身”的书生情怀有关吧,但是,就是这种恃才傲物的书生意气,却成了他致命弱点。

首先,不能成长为一名力挽狂澜、能与政治对手周旋的政治家;其次,不会放下身段委曲求全,不要说通晓耍阴谋、使手腕、上下折衷、左右逢源等“乱世”政治家必备的手段。再次,孤身高洁,不屑和“满嘴仁义道德”之臣为伍。因此,他不可能再回到朝廷,永历帝曾十次命使臣诏方以智出任内阁大学士,都被他推辞。

他洞悉时事,知时局不可为,于是决心逃避:弃妻子,散仆人,流亡于苗民居住地,生活困顿,卜卦算命度日。

顺治七年,由于被人出卖,方以智在仙回山被清军逮捕,但他视死如归,拒绝高官厚禄。因其声望太大,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可由于牵挂家中老父,只能皈依佛门。在《自祭文》里,他就自述了从甲申之变后,心早已死了,只为老父暂且偷生,常伴青灯古佛左右。此时他才四十岁,要知道这正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之后,在老友施闰章的协助下,他北返至庐山,每天穿着破烂的大布衲衣,就是一个游方僧人。日子也过得十分清苦,每日粗茶淡饭,致使形容憔悴。

但是,就是在这样“凄惨”的境遇下,方以智以自己博学的佛法,成为曹洞宗第三十七世法嗣,振兴了曹洞宗,终成一代宗师。

实际上,就在方以智人生的这一阶段,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都已化为泡影,于是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著书立说,阐发“溶释、儒于一炉,旁通老庄”的三教同源思想。他一生著述四百多万字,融会古今,贯通中西。

不过,即使做了和尚,方以智骨子里其实还流着儒家学术的血液。他的父亲去世后,按照儒家习俗,在其父墓旁守墓三年。主持青原法席期间,讲学弘道,交接士人,以至士大夫们凡是路过吉州的,没有不去拜访无可大师的,闻其教诲,流连忘返。他似乎成了南方士人的精神领袖。

他将自己的学问分别授予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及侄子方中发,经史传于长子,数学、天文学传于次子,医学、音韵传于三子,诗文书画传于侄子。四人后来各因其长,各有著述传世。

死因成谜

死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据《清史稿》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即康熙十年,六十一岁的方以智,因为一个案件的牵连,被下狱押解广东,路经万安惶恐滩,因病去世。

第二,据《桐城县志方以智传》载:“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

第三,据其子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

第四,据其另一子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载:“辛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又《宗老梅先生七十序》载:“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

第五,据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由于文献史料缺乏,方以智死因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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