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和博物学家，被誉为“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博学宏通，卓然一代大家。

一介书生

1611年，方以智出生于一个习文蹈武的官宦家庭，祖、父二人均为进士，其父官至湖广巡抚。自幼聪慧灵敏的方以智，据他于《浮山文集前编》自述：“九岁能论诗属文，十二诵六经，长益博学，遍览史传，负笈从师，下帷山中，通阴阳象数，天官望气之学，穷律吕之源，讲兵法之要，意欲为古今学者，遇时以沛天下，而未至逮焉……又善临池，取二王之法，好围棋、舞剑，少知弹琴、吴歌、杂技之末，有所见辄欲为之。”《清史稿》说，他“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

二十岁时，方以智“以为从此以往，以五年毕辞赋之坛，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穷经论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则专心学易”（《浮山文集前编》），加上他英俊风流，一时名噪东吴。不过时人却视其为狂生，于是，他也干脆以狂生自诩，尽显其书生本色。

崇祯七年（1634年），桐城发生市民暴动，二十四岁的方以智随家人“迁往”南京。当时大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依然歌舞升平的南京。面对着内忧外患，尽管崇祯也想励精图治，只是国事早已积重难返。以天下为己任的方以智自然不能坐而观之。很快，他就与陈贞慧、侯方域等复社名人“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复社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文人社团，曾召开过五次大会。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南直隶十四郡的乡试诸生，最多高达二三千人。在复社活动中，方以智与吴应箕、刘城结下深厚情谊。方以智思想倾向于东林党，曾写《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等，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政。

他们除了切磋学问，还对古今人物进行评说，讽议朝政，成为名震一时的“明季四公子”之一。据《浮山文集前编》载：“日与诸子画灰聚米，筹当世大计，或酒酣耳热，感慨呜咽，拔剑砍地，以三尺许国，誓他日不相背负。”

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克凤阳，一把火烧了太祖皇陵，方以智悲愤不已，此时他写了很多表达自己不能报效沙场遗憾的诗句：“剑欲报仇惟有死，梦能从汝说无生。”“岁著新书雄少壮，空持痛哭有何才。”……

热血男儿的方以智，轻狂放纵。他衣华服，骑高马，带刀的剽悍随从常常是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很是豪迈。他和一帮朋友常常是流连青楼，结交名妓，曼歌长啸，风流无比。但是，这风流轻狂的背后，友人却看出了这是他报国无门的痛苦心理发泄，“密之名家，盛年多才负气，又当乱世，不能为人主建一奇，立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颓激而恢荡也。”

崇祯十二年，方以智乡试南京，得中举人，预示着“久厌公廷革履声”的他，即将走上入仕之路。

不过，就在这年，方家却遭到遭到灭顶之灾。中举仅半年，方以智父亲就因战败而获罪，被逮捕下狱。为救父，他求救于朝臣，希望有人能为父亲说句公道话，但人人自危。

期间，他避开仇家耳目参加会试，名列二甲。但由于父亲下狱，方以智尽管得禄位，却无任何荣誉感，不停奔走于南北两都之间。

最后，他不得不以新中进士身份，上《请代父罪疏》，希望代父一死，以白冤屈，但遭到拒绝。上书不获准，求告又无门，方以智一下子老了许多。

崇祯十四年五月，方以智“怀血疏讼冤”,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为父申冤书,长达一年多时间,每天替父亲奔走,哭号喊冤。这份孝心打动了崇祯帝,将方孔炤从轻处理,免去死罪,遣戍绍兴。自此，他对崇祯皇帝感激涕零，发誓要为国尽忠。据《清史稿·方以智传》载：“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

此后，方以智历任任翰林院检讨，定王、永王讲官……他一直想建功于朝廷，但这些毕竟只是闲职，对朝政紊乱、烽火日炽的局面根本没帮助。

中进士的第四年，他上书“投笔从戎”，希望能效仿范仲淹父子共报效沙场。很快，崇祯帝召见了他，对其痛陈扶危的策略十分赞许。但因朝中重臣阻挠，无施展之地。

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太原，直逼京师，最终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方以智被农民军俘获，多受折磨，但他乘机逃脱，一路九死一生，最后逃到南京。

到南京后，方以智随即向成立不久的弘光小朝廷通报兵情，希望能领兵北伐，一报国耻。

谁知，南明国政更加腐败，奸臣当道，忠良被罢。方以智被以“复撰伪书，以乱是非”的罪名通缉。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迫流亡天台山，之后又辗转广州，以采中草药为生，俨然一个江湖郎中，哪里还像个翰林学士？

同年，后金又攻入北京，李自成西逃。顺治二年五月，南京又被清兵攻破，弘光政权覆灭。方以智的经世救国之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出家为僧

在广州，方以智遇到任南海知县的同年进士姚奇胤，并在姚府暂住。两人每日流连于山水之间，归隐之意渐浓。

但是，没过多久，瞿式耜将他带到肇庆，一起拥戴桂王朱由榔称帝，即永历政权。方以智起草永历监国诏书，被任命为左中允，充经筵讲官。

他以为自己可以为明朝的复兴而尽力尽忠了，但是现实还是残酷的。大敌当前，小朝廷内部却互相倾轧，太监专权，奸臣小人得势。不愿攀龙附凤的方以智被迫挂冠离职，为了弥补空虚，他纵情山水。

这可能和他“穷则独善其身”的书生情怀有关吧，但是，就是这种恃才傲物的书生意气，却成了他致命弱点。

首先，不能成长为一名力挽狂澜、能与政治对手周旋的政治家；其次，不会放下身段委曲求全，不要说通晓耍阴谋、使手腕、上下折衷、左右逢源等“乱世”政治家必备的手段。再次，孤身高洁，不屑和“满嘴仁义道德”之臣为伍。因此，他不可能再回到朝廷，永历帝曾十次命使臣诏方以智出任内阁大学士，都被他推辞。

他洞悉时事，知时局不可为，于是决心逃避：弃妻子，散仆人，流亡于苗民居住地，生活困顿，卜卦算命度日。

顺治七年，由于被人出卖，方以智在仙回山被清军逮捕，但他视死如归，拒绝高官厚禄。因其声望太大，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可由于牵挂家中老父，只能皈依佛门。在《自祭文》里，他就自述了从甲申之变后，心早已死了，只为老父暂且偷生，常伴青灯古佛左右。此时他才四十岁，要知道这正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之后，在老友施闰章的协助下，他北返至庐山，每天穿着破烂的大布衲衣，就是一个游方僧人。日子也过得十分清苦，每日粗茶淡饭，致使形容憔悴。

但是，就是在这样“凄惨”的境遇下，方以智以自己博学的佛法，成为曹洞宗第三十七世法嗣，振兴了曹洞宗，终成一代宗师。

实际上，就在方以智人生的这一阶段，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都已化为泡影，于是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著书立说，阐发“溶释、儒于一炉，旁通老庄”的三教同源思想。他一生著述四百多万字，融会古今，贯通中西。

不过，即使做了和尚，方以智骨子里其实还流着儒家学术的血液。他的父亲去世后，按照儒家习俗，在其父墓旁守墓三年。主持青原法席期间，讲学弘道，交接士人，以至士大夫们凡是路过吉州的，没有不去拜访无可大师的，闻其教诲，流连忘返。他似乎成了南方士人的精神领袖。

他将自己的学问分别授予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及侄子方中发，经史传于长子，数学、天文学传于次子，医学、音韵传于三子，诗文书画传于侄子。四人后来各因其长，各有著述传世。

死因成谜

死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据《清史稿》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即康熙十年，六十一岁的方以智，因为一个案件的牵连，被下狱押解广东，路经万安惶恐滩，因病去世。

第二，据《桐城县志方以智传》载：“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

第三，据其子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

第四，据其另一子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载：“辛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又《宗老梅先生七十序》载：“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

第五，据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由于文献史料缺乏，方以智死因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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