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的金丰大山有一个山头，名字很古怪，叫“牛牯勃”。

永定客家话把“公牛”叫成“牛牯”、“母牛”叫成“牛麻（母）”；“牛牯勃”就是“勃起的公牛头”的意思。

外来人听客家话听不大清楚，很容易把“牛牯勃”听成是“牛牯朴”或“牛牯扑”。

现在“牛牯勃”的名气大了，很多书籍都把它写成了“牛牯扑”，也就没什么必要去纠正它了。

牛牯勃山腰上有一个村落，叫“牛牯勃村”。

牛牯勃村的村民中，有一个名叫陈添裕的，他老婆一直没有生养，在1953年这年，终于怀上了。

陈添裕是1900年生人，在1953年这年，已经53岁了，可以说是老来得子。

老来得子，可把陈添裕乐坏了。

但让陈添裕想不到的是，这年临近国庆节，他又遇上了一大喜事：北京发来邀请函，主席亲自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主席怎么会邀请陈添裕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呢？

这事儿得跳回到1929年说起。

那年8月21日，红四军一支护卫队护送一位杨先生到牛牯扑村养病。

这位杨先生说他的名字叫“杨子任”，大家用客家话称呼他的名字时，“子任”和“主任”混淆不清，最后都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

杨先生是和夫人一起来的，就住在陈添裕家。

陈添裕一家人对杨先生夫妇都很热情，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

杨先生患了疟疾，病得很厉害，虽然身材高大，却瘦得皮包骨，浑身无力，动辄就“打摆子”；他的夫人则已经有了五个多月身孕，行动诸多不便。

陈添裕知道他们的难处，尽自己所能予以帮助。

国民党恨透了红军，发动了“三省会剿”，“清剿”部队配合金丰民团多次“围剿”牛牯勃。

为安全起见，陈添裕带领乡亲另在离家三里外的青山窝帮杨先生夫妇搭建起一座竹子寮棚。

这座竹寮，不仅墙、梁、“瓦”都是竹做的，连床、办公桌、食具也都是竹制成品。

夏天住竹子寮棚，的确是非常清凉惬意，但山蚊很多，坐竹子寮棚里一刻也不得安宁，用不了多久，身上就会被咬出数十个大包小包。

杨先生却毫不以为意，他知道牛牯勃所在的山地又叫“饶丰山”，就风趣地称竹寮为“饶丰书房”，并在书房门口悬挂上了书写有“饶丰书房”字样的牌子。

夫人却有些感伤，对他说：“我们仿佛与世隔绝，像山顶洞人。”

杨先生摇摇头说：“我们像桃花源人。我们不能甘于做山顶洞人，还得要进化，还得要下山，还得要革命啊。我们在这里，不是隐居，是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

陈添裕听了杨先生的话，感觉到他是个很有学问的大人物，更加崇敬他。

竹寮周围有山涧围绕，泉水清凉，可以直接饮用。

山涧里生长有许多石蛙，陈添裕管它们叫“石冻”，经常腾出时间去抓石冻，抓了就悄悄地放到竹寮里，给生病的杨先生补身体。

岐岭乡土豪张克识对红军恨之入骨，但伪装老实。他在牛牯勃一带转悠时，遇上了杨先生，觉得杨先生气宇轩昂，来头不小，便向国民党本县民团团总林蔚民告密。

林蔚民大喜，一面与下洋民团头子胡道南商议，一面向国民党广东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发。

9月17日，胡道南、林蔚民纠集13个乡的民团配合国民党广东大埔县保安团共700余人，兵分两路杀向金丰大山“围剿”。

红四军警卫连在前沿阵地英勇阻击，终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只好且战且退。

形势危急，必须把杨主任转移到距10里之外的雨顶坪村。

陈添裕带着堂兄弟陈奎裕、陈荣裕、陈万裕等人疾奔“饶丰书房”前大呼：“杨先生，有情况，赶快转移！”

杨先生听到呼声，缓缓地放下手中的书本，冷静地思索应对之策。

夫人知道事不宜迟，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

杨先生和陈添裕商量好转移路线后，说：“那好，我们就走吧。”

在找不到运输工具的情况下，陈添裕让陈荣裕、陈万裕架着夫人边走边跑，自己和堂弟陈奎裕架着正患疟疾的杨先生跑。

杨先生身患疟疾，才一阵子急促奔走，就喘不上气，面色苍白，两腿发软，瘫软在地。

枪声越来越近，陈添裕情急之下，俯下身子对杨先生说：“杨先生，来，我背你走。”

杨先生连连摆手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

陈添裕急得直跺脚：“哎呀，敌人离这里不远，你就不要客气了。”说完，不容置辩，背起杨先生便猛跑起来。

山路崎岖，空手走路尚且困难，背人飞奔更是不可想象。

但陈添裕仗着年轻力壮，且整天爬山越岭，硬是一口气跑出了四五里。

杨先生身材魁梧，陈添裕浑身大汗。

堂弟陈奎裕尝试接着背一段，但他身材太矮，杨先生的脚拖到地上，根本跑不了。

没办法，陈添裕继续背着杨先生跑，累得直喘粗气。

杨先生感动万分，一再在他背上说：“安全了，下来吧。”

陈添裕全然不听，只顾埋头飞奔。

跑啊跑，鞋子掉了，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鲜血直流，陈添裕毫无感觉，只是拼命地往前跑。

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杨先生整整跑了10里路，终于到达了安全地点雨顶坪村。

在放下杨先生那一刻，陈添裕力气用尽，一头栽倒在地。

“哎呀！”先行到达的夫人看到陈添裕的双脚，心疼得惊呼起来——陈添裕的双脚不知道被划了多少道口子，鲜血直流，脚底更是扎满了荆棘山刺。

陈奎裕、陈荣裕、陈万裕哥几个人把陈添裕抬进屋内，给他擦洗干净脚上的血水，找来缝衣针，将脚板上的刺一根根挑出来……

杨先生耸容动容，感激地说：“今日之事，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啊。”

夫人很是感激，要付给哥几个3块大洋作为答谢，哥几个婉言谢绝了。

杨先生让夫人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

夫人感叹道：“革命就要靠你们这样的人！”

杨先生感激地说：“我忘不了牛牯勃人民！”

第二天，杨先生一行，在永定西洋乡赤卫大队的护送下，离开永定金丰大山，途经湖雷、堂堡、合溪，一站接一站，安全地回到了上杭。

杨先生让夫人留下了一张3元钱的白纸欠条，一再交待陈添裕要在革命胜利后找他。

但是，20多年过去了，这张欠条早已不知在何处。

收到了国庆观礼的邀请函，陈添裕知道当年的杨先生就是主席，留下欠条的夫人就是一代巾帼英雄贺子珍，心情激动极了。

主席没有记忆我们！

陈添裕恨不得胁生双翅，马上飞到主席身边，聊一聊当年的“饶丰书房”、山顶洞人、桃花源人……但妻子分娩在即，老年得子，怎敢轻易离开？

左思右想，就把上北京观礼的机会让给了堂弟陈奎裕。

主席见了陈奎裕，大笑道：“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

想起自己当年勉强背起主席时，主席的脚拖在地上的情景，陈奎裕也笑了。

主席动情地说：“我在牛牯勃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两年之后，即1955年，由政府拨款，当地群众在牛牯勃村建起了纪念亭，并在距牛牯勃东侧1.5公里的青山窝下，按“饶丰书房”原样搭建了一座竹寮，供人们瞻仰。

改革开放后，牛牯勃的居民陆续搬迁到山外岐岭乡的下山、桥子头等地。

据陈添裕后人说，陈添裕解放后享受的唯一一项待遇就是，凭政府发给的证件，出门享受乘车免费。但是，陈添裕一辈子并没出过几趟门，这证件也就没派上用场。

主席当年在牛牯勃遇险时，负责警卫的是粟裕带领的一纵三连。

粟裕在他的《粟裕回忆录》中也颇为自责地提到自己当时没能尽到责任，不过，他的记忆可能出了点问题，他说主席“住在永定附近天子峒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粟裕所说的天子峒是指金丰大山的的最高峰天子岽，海拔1296米，在牛牯勃之北，离牛牯勃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