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杭黄高铁通车了。从徽州到杭州，是历史上徽商最重要的一条商路。当年，徽州人须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到达杭州。随后，这一条漫漫徽商路再向他处延伸。历史上的徽商到底是怎么回事——

漫漫徽商路（上）

文 | 赵焰

图 | 张东俊

本文阅读大约需要30分钟

|一|

在歙县渔梁小街上走来走去，见到的，似乎都是老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小镇。破败而寂静，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3里路，但感觉相当偏僻。

我很早就来过这里了，那还是童年的时候。那时的水要比现在清得多，氛围也宁静得多。

渔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童话剧里的场景，神秘而宁静，亲切而温馨。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条古街，窄窄的，滑滑的。街面全是由青石板铺成的，行走在上面，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足音，就像啄木鸟尖喙撞击树干的响声。

而在清晨甚至上午，渔梁一直浓雾弥漫，宁静而遥远，像栖于水边的一个千年之梦。

渔梁的著名，是因为有座古老的坝。

渔梁坝横跨新安江，虽说是青石板筑成的，但现在已呈黑色了，那是一种岁月的底色。

它建于宋朝，构建之精巧，让人匪夷所思。坝不是完全垒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都有榫头。正因如此，千年之后仍巍然矗立。

坝的存在给渔梁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观，斜阳西照渔舟唱晚时，这坝看起来有别具一格的美，古朴而富有质感。

实际上不仅仅是古坝，渔梁的一切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尤其是这里的老人，态度安详，举止沉静，那是岁月磨砺的结果。

当然，岁月也磨砺出他们的麻木，他们的知天乐命、屈辱和隐忍。

这些都是人生的馈赠。

如果站在坝上看渔梁，老房子层次分明，像一首古老的歌谣，被分成了很多声部。渔梁的房屋一律是青瓦白墙翘屋檐，沿着山势铺陈下来，到水边突兀地停下，一副惊诧的模样。

在白天，渔梁整体的黑色显得特别刺眼，像是一幅刻得很深的版画。而在夜晚，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水天一色，一切都天衣无缝地掩埋在未知之中。

实际上徽州很多东西都是未知，都是空蒙。

现在的徽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蝉蜕下来的壳。

当年，渔梁曾是徽商水路出走的一个重要码头，无数船只栖集在这里。

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2里，远远长于现在的小街，街道两旁布满酒馆、客栈、商店，到处都是徽商、水手、脚夫和往来的客人，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

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被列为一景。

但它指的不是兴旺，而是在码头送别亲人的悲凉。时人有诗描绘道：

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

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

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

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

在诗中，晚日、归雁、渔笛、孤舟、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断肠人在天涯啊，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出生于茶商家庭的胡适曾经描述过徽州人出行的情景。

他回忆说，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桥了。

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粮，有时候就是简单的炒米，到一地方，只要向别人要点水喝，就可以聊以充饥。

在徽商中还流传着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

意思是说徽商出门总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或者货物绳子断了，都用得上自备的，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

很明显，当时不少徽州人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投身于商海的。

我舅公也曾是那长长队伍中的一员：1940年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到金华去打工了。

出发前，亲朋好友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并拿祖上和身边的很多事激励他，希望他成就一番事业。他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否则将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舅公在外面的世界里辛辛苦苦积攒着财富。先是在金华给人当伙计，然后辗转杭州。就在他积蓄了一点资金回到金华盘下一爿小店准备实现发家致富愿望时，日本鬼子来了。

舅公无奈只好回到家乡歙县，暂时避一避危险。

等到抗战胜利，舅公再次下新安来到金华，想一切从头再来。但很快，新中国成立了，公有制实行了，舅公不得不放下了自己的老板梦，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国营百货公司的小职员。

舅公一直对自己的人生有着一种不服气的感觉，也耿耿于怀。在他晚年的时候，政策好了，可以勤劳致富了，但舅公却已经老了。

老了的舅公每天在县城八眼井附近那个长着高大石榴树的院落里踱步，品咂着人生的命运，时而兀自叹息。

历史就像幽灵，只有相信，他们才会存在。

对于今天的渔梁来说，现在的情景就像是水面上的波光，而当年的热闹和繁荣早就沉于水里了。它们就像水底的淤泥一样，跟水草纠缠在一起，只有游来游去的鱼偶尔才能撞击一下，惊醒一片昔日的春花秋月。

|二|

一个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肯定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大宅，竟然藏在这偏僻的东南山区。

单就那一个个村落的规模、环境，所注重的风水和水口，那种浑于天然的整体布局，就不是一般的财力所能达到的。

比较有名的是黟县宏村，当初在建造之时，据说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白银以上。而在徽州，原先与宏村相媲美，甚至比宏村更考究的村落还有许多。

在徽州的古村落中，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矗入云。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深宅大院，竟那样别有洞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三雕”、家具、陈设、书画，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的确是曾经富庶的地方，那富，不是一般的占有，而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殷实海内外的。

记得初次接触徽商历史的时候，翻开厚厚的典册，从那些正史、野史字里行间读到的东西，真是令我大吃一惊，我从没想到徽商在历史上竟然是那样的辉煌。

以乾隆时为例，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徽商之富，令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就商业繁荣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徽商仿佛是“一枝独秀”，或者“独占鳌头”，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

他们的光亮，似乎真的是可以照亮全中国。

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徽商辉煌的前提是，随着财富与文明的积累，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松动，一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抑制不住的方式悄然出现。

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经济的大舞台，叱咤商业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

我一直相信历史和人生的宿命意义。

这个世界的因与果，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当中必定掺杂着许多复杂、不可捉摸的因素。这正如人健康状况的神秘性一样。一切历史事件，尤其是大事件，都不可避免地难以诠释。

对于徽商的成因，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有很多人认为徽州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是徽商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靠近东南发达地区，致富的机会多，人众田少，有着发展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就被迫走向山外的广阔空间。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古徽州相对薄弱的封建思想基础也是从商的有利因素。徽州“山高皇帝远”，封建专制的控制比较薄弱。

这就使得徽州人有着相对务实和超脱的意识，而意识，往往是行动的先觉条件——这样的解释都是对的。

但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有着偶然性的作用。以上的条件在很多地区都存在，为什么崛起的偏偏是徽商呢?在必然性中，必然有相当多的偶然成分，带着神秘和宿命，让人无法解释。

就这样，地处偏隅的徽州以谁也无法解释得清的原因，成为天下财富的摇篮。

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而从徽州外出的线路主要有四条：

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渗透苏浙全境；

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入蜀、入云贵；

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

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

在这些线路当中，最普遍的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江浙。从徽州到浙江的主要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然后再转到苏州、上海；

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

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徽州本地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2002年，我曾经参与过一场“寻访徽商故道”的大型采访活动。

活动是从徽州出发，然后下新安，经过浙江兰溪、金华、义乌，再到杭州、上海，然后再走苏州、扬州。

这一带，曾是当年徽商活动频繁的地域。

沿着这条线路，我们行程有半个多月，走了4000多公里。

每到一地，我们尽一切可能寻访到当年徽商遗址，寻访当年的徽州会馆以及散落在当地的徽商。由于时间相去久远，当年的遗址已很难看到，有的也辨不真切。对于当年的具体情形，我们大都只能从讲述者的描绘中去感知雪泥鸿爪，去分辨它依稀的景象。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走“徽杭古道”所留下的强烈印象。

那是一个冬天，风无比凛冽，打在人脸上生疼。车在山脚停下之后，我孤身一人走上了往日的徽商古道。这条蜿蜒的山路显得很落寞，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两个人。当年，这条古道上每天都有徽州人进进出出，为生存和致富奔走不停。

我沿着石级，顺山势蜿蜒而上。石级是由石条嵌入石壁内筑成，石条足有一半凌空而悬，令人心悸目眩。当走到“徽杭古道”的关口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浑身无力。

关口在半山腰，是用石头堆积成的一个石隘，上面不知是谁题的字——“江南第一关”。

一边是万仞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

往东看，古道弯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我知道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是浙江临安县，然后就是杭州。

徽州人当年在经过这个关口时，很多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故乡已被抛在身后，而眼前的茫茫山道，极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归路。

那一天，在关口的北风呼啸中，我仿佛听到依稀传来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正是徽州人出外经商时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三|

对于徽商，现在的徽州人，绝大多数是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对于曾经活跃在外地的徽商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那一年我们从上海外滩沿江往南浦大桥方向走，走到那个叫“多稼路”的公共汽车停靠站，向右一拐，便感到时光一下子倒退了近百年。

那里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房屋，很多人无所事事地坐在狭窄的街面上晒太阳、嗑瓜子、聊天，就连开出租的司机也将车停在拐角处，一伙一伙地打扑克。这条狭窄弯曲的小街就曾经是老徽商栖集的地方。

从街名和地址就可以看出：会馆码头街、会馆街、会馆后街……行色匆匆的我们找了一圈后，根本无法确定哪一幢旧房子跟徽商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地当年随处都有徽商的足迹。

当年在上海，徽商可真是惊天动地!

清末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商，就有好几万人。

在上海，他们不仅仅从事棉织业、木材业，还从事着典当行、造船业，甚至海上贸易。同时，徽商中的盐商由于财力雄厚，对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确实道出了实情。在上海地区驰骋了数百年之后，一直到近代，徽商才慢慢地退出。

但上海还是有一些无形的徽州印迹留传下来。比如现在的上海本帮菜，就有很重的徽菜的影子。

当年徽商大兴于上海之时，由于徽商有钱，又喜欢重油重色的家乡菜，一时间，徽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还有500多家徽菜馆，有一些还非常有名。

比如位于老西门的丹凤楼，据《徽馆琐忆》描述：此楼“千余只座席常常爆满……夜间厨师为次日生意所做的准备工作，从打烊起要忙到东方发白，店伙晚上只睡二三个钟头。为此，灶间里不得不常备一大壶西洋参供店伙饮用”。从这样的记载中，也可见当时徽馆的繁荣。

对于现在很多文章描述的徽商的经营手段以及发达原因，我很不以为然。那些文字大多是出于政治或宣传的功利，对当年的徽商过于美化，甚至认为当年徽商的财富完全是靠诚信以及辛苦所得来的。

这当然不完全是事实。

马克思就说过，没有一种财富是靠完全诚实而得来的。徽商同样也是如此。在徽商经营的过程中，勤勉和诚信当然是有的，但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一些与道德伦理相悖，却可以带来经营效益的方针和策略。

对于这样的方式，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

商业手段与道德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融的东西少，并行的东西多，它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就如铁轨一样平行延伸。

两者在理念与方式上所造成的差别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们硬拧在一起。

万历《歙书》曾经把徽商的经营方式归纳为五种：一是走贩，二是囤积，三是开张，四是质剂，五是回易。

在这当中，走贩，即长途贩运，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他们还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

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地，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清朝咸丰时，黟县人余士鏊经营商业，“其为贾也，术习计然，故善居积”。余士鏊的资本曾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失殆尽，而他居然又以剩下的50两银子作本，不断地买进卖出，最终重振雄风。

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曾经描写过徽商程宰囤积致富的故事：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长途贩运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一时穷困潦倒。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先是囤积了黄檗、大黄等药材，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然后又是囤积彩缎、粗布。短短的四五年间，程宰就由一个小商人一跃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商。

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统治者阶层相处的过程中，徽商也表现出了比其他商帮更多的过人之处。

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奉迎与仰攀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徽商也是如此。

清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全力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资来搞接待。

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徽商对于权力的攀附：乾隆皇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

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凭空多了一座白塔。这时候的乾隆，除了惊喜感叹之外，对于徽商，可能还会多出三分警惕来。

由于慷慨，也由于“贾而好儒”的表象，当权者与徽商的心理距离缩短，权力和金钱顺理成章地联姻了。

徽商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那就是经营盐业。

在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与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因此也不得不给商人一些特权和利益。这样的联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盐商在取得这样的垄断特权之后，更是翻云覆雨，高价卖盐，贱价收盐，垄断专营，从而暴富天下。这样赚来的钱，要比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同乡多出好多倍，也来得轻松而潇洒。

明朝万历年间，时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富至千万”的大盐商。

这样的行为，虽然归结于投机，但商业规则本身就是讲究利润的，倒也无可厚非。

这时候的徽州盐商，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凶猛异常的野兽一样，能很快地从制度的漏洞中发现商机并迅速致富。这样的事例，说明徽商对于商机有着非常好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这同样也是“胜人一筹”的表现。

|四|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

的确是这样。

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

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有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

在经营中，徽商相对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

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利厚，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

但我觉得，这些特点都不是徽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也是当时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

只不过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商业活动中的自律更严格一些，比较注重道德行为规范。

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

作用如此，何乐而不为？

于是，徽商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便将这种道德规范自觉化，也广告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徽商的影响。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一种“内心的观照”。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比较崇尚理性思维与实践伦理，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这样的方式，与商业活动中所强调和需要的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徽商真正的特点，或者说在成功当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徽商有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

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

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在商业行为中，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徽商较早地探索和运用一些较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方式，这也有助于他们的竞争。

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职业经理人的方式，还有股份制、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等等。

在商业组织形式上，徽商的所为已有很多与现代商业模式相同了。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必然使徽商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

在徽州所涌现的无数商人当中，有一个人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徽州人的很多品质，体现徽商的经营特点，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所以几百年来，他一直是徽州的骄傲和楷模。

这个人就是“红顶巨贾”胡雪岩。

在杭州城东南的元宝街，有一座豪华无比的大宅。这座大宅坐北朝南，占地10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

进入院内，但见迷宫般的大宅，金雕银砌，亭台楼阁曲折通幽，重楼叠嶂，极得江南园林之妙。这就是当年资产高达3000万两白银、号称“中国第一富商”的胡雪岩的大宅。

胡雪岩是绩溪人，跟许多徽州人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

胡雪岩先是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因为勤奋、肯吃苦，慢慢地被擢升为“跑街”，深得店主器重。

在胡雪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徽商的很多特点，那就是聪明、踏实、会抓机遇。

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期间，有一天，看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在店里晃悠，胡雪岩便上去跟他闲聊，发现这个书生非常有才华，也很有抱负，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官。

因为书生缺上京赴考的盘缠，胡雪岩便偷偷地借出钱庄的500两银子给他。

这个书生就是后来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他成为胡雪岩看中的“潜力股”。

事情败露后，胡雪岩被赶出钱庄，靠乞讨度日。王有龄很快当上了官并回到杭州，这时候胡雪岩正在街头流浪。王有龄当然不会忘恩负义，便拿出钱财来资助胡雪岩。

靠着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很快在杭州开了属于自己的钱庄。

在此基础上，胡雪岩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财富也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后四五年中，胡雪岩又跟左宗棠拉上了关系。左宗棠在王有龄之后担任浙江巡抚，带兵在安徽和浙江与太平军殊死决战。胡雪岩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给了左宗棠以极大的支持。

之后，胡雪岩又倾囊相助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

正因为如此，胡雪岩在左宗棠的保举下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有很多故事通过电视剧以及高阳的小说流传甚广，我在这里就不想说得太多了。

胡雪岩的起家显然有着某种代表性，那就是勤劳、诚信、节俭、聪敏，具有超前的眼光，能将金钱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生意场上高歌猛进。

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

“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

我不知道胡雪岩大力提倡这些的初衷，但由诚实和信用所创造的品牌，不仅可以带来好的名声，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一举几得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徽州，正因为胡雪岩在各方面的“完美”，所以他成为每一个奋斗的徽州人的榜样。

在胡雪岩身上，闪烁着徽商的双重追求光环：一是成功地占有财富；二是在主流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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