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济， 盘古智库咨询服务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智行院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期的“去杠杆”过程，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紧缩货币来倒逼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使经济逐步摆脱依靠债务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但是严厉的政策另各级地方政府和大部分的市场主体都面临着融资极其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要保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不能出现恐慌，不能出现经济的断崖式下跌，更不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要求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做到微妙而精确。

就目前货币紧缩政策持续一段时间的效果来看，对于经济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没有达到预期，而发生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融资难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定向降准如预期而来，这次定向降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为金融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也是对于消费和投资数据的偏软给予一定回应，还特别强调了支持债转股和小微实体。但是从市场的回应来看，效果并不那么显著，通过股市反映出来的市场情绪也不是非常积极。

本质上来说，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控制的调控方式，用总量控制的办法去解决结构上不合理的问题，显然是事倍功半的。市场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使得央行最终也不能决定增加的流动到底会被什么主体使用。所以，本次的定向降准和未来随着经济情况需要而将大概率实施的继续宽松，可以看成是对前一段时期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的修正。但是，不能认为去杠杆的大趋势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在未来，中央的货币政策将会进行一系列的微调，会更多的出现定向的、微量的宽松。但是这样的政策追求的是一个温和“去杠杆”和保障经济稳定之间的平衡，第一不能期望还会出现过去那样的大面积宽松状态，第二也不能对于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结构改革作出太高的预期。

现在普遍的认为是我国在债务使用的过程中，行政力量所占比重太大。过多的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和大型央企成了负债的主体。于是，将借贷权还给市场成为最为普遍的呼吁。这在学理上看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取消行政力量的市场无疑能够极大的提高金融效率，也能有效的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政府发展模式是中国多年的传统的，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恢复市场融资能力，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却永远都迫在眉睫。

所以，与其把去行政化的信贷当成是改革的方向，不如暂时把他当成是实施政策的约束条件来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要“放水”，就要建立一个货币供给更精细化的“滴管系统”，逐步恢复优良主体和优秀项目的融资功能。而这样的系统，不能单单靠中央银行系统，更多的是要靠中央政府做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并依靠各个地方政府具体实行。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我们需要对于地方债务完全穿透和完全透明的统计和公布制度；要采用多种方式逐步化解存量债务；要确定政府负债的硬标准和投资项目的硬条件；要建立明确的政府负债责任人制度；对于企业融资难，要成立有地方政府牵头的市场平稳基金，采用债权或者股权的方式为暂时缺乏流动性的优秀企业提供资金保障；对于僵尸企业，也要给予适当的资金和时间来逐步分流员工，保证社会稳定。总之，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整套政府金融学的概念，在大政府的主导的条件下，也要逐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