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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元旦，上海的新世界大舞台上。

群星荟萃，歌声喧天。台下人山人海，掌声雷鸣，场面是相当的大。

不过，演出不只是庆祝元旦，更是为了给前一年浙江洪水造成的灾民募捐。那一年的浙江，“大水没屋檐，死者上万，要活万难。”

大上海一半儿的大老板都来了，纷纷掏腰包捐助。最后统计数目时，却让人大吃一惊。

出资最多的，并不是这些大老板，而是一个黑社会大佬。

杜镛，号月笙。

一时间，江湖美名传，杜月笙对慈善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只要有赈灾救济的地方，必有他的身影。

九一八事变后，大量东北难民出关逃亡，杜月笙担任赈济会常务董事，采取多种手法向民间募捐，两年内募捐了十几万元；

1937年淞沪会战，为救治伤员而设立了7所临时医药所，4所是他出资兴建的。

因为在慈善上的成绩，他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抗战期间，红十字会救护了260多万军民，他在其中出了大力。

在他亲自审定的个人履历表上，共有38个头衔，“红十字会副会长”排在第三位，可见是相当重视。

同时，他还投资捐献了很多医院、学校，一出手就是上万元。蒋介石送他四个字：乐善好施。

那时，中国社会有4172个公益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机构有1969个，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以民间慈善为主体的近代公益机构。

1949年后，一切都变了。

杜月笙玩不转了，黯然远走香港。另一个黑社会大佬黄金荣，在新世界的门前，扫起了大街。

坏人哪怕是做好事，也是坏人。旧社会的公益体系，被定了性：

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

之后，那些机构都慢慢消失了。公益、慈善也都成了禁忌词，不再被提及。

直到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这是新中国首个面向全国公众募捐的基金会。

此后，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又多了起来。

三十年兜兜转转，这个国家总算认识了一个道理：

做好事，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

01

改革开放进行了几年，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素质。

就像《天下无贼》里说的：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还不到5年。

贫困地区，大量的孩子上不起学，或者上到一半就辍学了。

1989年3月，共青团中央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宗旨就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简称“青基会”。4个月后，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基金。

在给这个基金取名字的时候，大家讨论了很多，有提出叫“精卫填海”的、有叫“春雨计划”的。

前者太悲情，后者又不够劲儿，都不是很满意。

青基会的秘书长徐永光，干脆自己翻起了《辞海》。到了深夜，灵光一现，想到了“希望”这个词，教育是文明的希望，孩子是祖国的希望。

定了，就叫“希望工程”吧。

此时，一个叫解海龙的摄影师，正陷入人生的迷茫中。

在这之前，他在圈里已经很有名气，拍摄的400多幅照片获过奖。他从中总结了一个规律：

只要是拍阳光、鲜花、高楼等反映美好生活的东西，就容易得奖。

时间长了，他自然觉得没意思，奖状等身，却没有让自己骄傲的作品。

正在这时，他看到“希望工程”启动的消息，眼前一下亮了，立即前去联系，说要免费为工程拍照片。唯一的要求是，给自己开一个介绍信。

就这样，他成了希望工程第一位志愿者。

此后，他就一头扎到天南海北的山村里，将镜头对准了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一年多下来，跑了12个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

1992年，青基会拿他拍回的作品举行了一次摄影展。

照片上，农村地区贫瘠的受教育情况，震撼了所有参观者。全国各地的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这些照片。

很多人都对其中的两张照片印象深刻：

一张是个小女孩，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黑板。

她叫苏明娟，是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的学生。此后，大家就叫她“大眼睛”。

他叫胡善辉，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学生。大家叫他“大鼻涕”。

随着快门一闪，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

青基会，乃至刊登了这张照片的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会收到大量的汇款单，很多上面写着一句附言：

请把钱转给大眼睛。

因为女孩更容易引起人同情，此后，苏明娟就成了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

她那张大眼睛的照片贴满了大街小巷，是整个中国九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

各界的帮助让她顺利完成学业，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的银行工作。

“大鼻涕”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在他的家乡，男孩们一般小学毕业就不再读书了，女孩子只能上到二三年级。全国各地寄来的捐款帮助他念完了初中。

靠这个得来不易的初中学历，他当了兵，去了济南军区后勤部队。参加希望工程聚会的时候，就经常穿着这身让他自豪的军装。

然而，根据共青团中央的调查，从1980年到1988年，中国适龄儿童失学的有3700万人。

像“大眼睛”和“大鼻涕”这样，被媒体报道改变命运的孩子，不过是凤毛麟角。

做好事，靠媒体也不行。

02

在大眼睛和大鼻涕被媒体报道改变命运的时候，他们的两个老乡，也正在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

一个姓濮的家族，先是全家迁居了“安徽的省会”南京，这一代又调到北京，两口子双双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眼下，他们的孩子正在为上学苦恼。

在小初中考试时，这个北大附小毕业的孩子，还是班长，只考了173分，而北大附中的录取分数线是173.5分。

他的父亲濮教授四处找关系，跑了一个月，没有成功。

院子里，同事的孩子考的都是北大附中。这基本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北大，将来肯定是出国做科学家。

因为差这0.5分，濮教授脸上无光，孩子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家里的气氛每天都是阴沉的。

此后，这个孩子就对学习产生了厌恶，沉默寡言，脸上也没了笑容。母亲带他去医院做心理测试，结论是：差3分变态。

有一道题：“如果你死了，你觉得身边的人会怎么样？”

他的回答是：

无动于衷。

过了几年，二十岁时他好不容易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但上到大二，他就退学了，天天带着吉他去小河边弹琴唱歌。父母也就死了心。

后来，他出了名，成了歌手。但他的气质始终很忧郁。上春晚的时候，也是一脸的忧伤。

他叫濮树。出道时，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胖子把他写成了“朴树”。

他一直怀疑，那个胖子根本没弄清楚他到底姓什么。

不过，据说我命里缺木，那就这么着吧，挺好。

他自己也想不到，日后，他会和公益发生一连串的秘密关系。

也是在北京，1989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振耀，调去了民政部工作。

他和“大鼻涕”一样，都是河南人。而且出生在最苦最穷的那种家庭。

王振耀出生于1954年，成长中正好遇上三年饥荒时期。祸起中原，河南是重灾区，有一次他饿得站不起来，多亏别人给了半块馒头，老师又花两毛钱给他买了一碗饭，才让他没有饿死。

高考恢复后，他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之后，又读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1986年毕业。

那时候，研究生在中国是少数的精英群体，被分配到国务院也不奇怪。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改开之后，专门为研究农村经济改革而成立的，位于黄城根南街九号，又称“九号院”。

学历史出身的王振耀，为何能干这个？因为研究农村问题，必须得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再说，当时他的领导，姓王，也是学历史的，毕业于西北大学。

王振耀很佩服这位领导，说他作风低调，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起草文件，但从不要求署自己的名字。

可能外面人看来，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从小受穷的记忆，加上在9号院的工作经历，让他此后把一生的目光都投注于农村地区，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就像他所说：

我是真正知道穷人的那种苦难......社会给我太多的善意，直到现在我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怀着这颗感恩的心，很快，他就发现了中国公益体系的不少问题。

03

2005年6月，河北承德市团委给北京的很多媒体爆了一个料：

北京有位神秘的艺人，不断通过希望工程，给我们捐款。最近又捐了二十万元，捐给了一所小学。

按照惯例，希望工程所捐助的学校，应以捐款人的名字来命名。

但这位艺人却坚决表示：不愿因此被媒体关注，不想透漏姓名。

他说：

捐资希望小学，只是希望帮助那些贫困山区里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做个好人。

最后，只好以艺人所签约的唱片公司，“太合麦田”来命名——河北省平泉县卧龙镇麦田希望小学。

平泉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教育经费很困难。承德市团委给媒体打电话，是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这位神秘的捐款明星到底是谁，向他致谢。

可是，北京的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却纷纷不约而同地替他保了密。

直到好几年以后，才有媒体点出了这件事的真相。

当时经手这件事的人，太合麦田的一个副总经理回忆说，有个在希望工程工作的朋友找到他，问：你们公司有没有哪个艺人真正想做点善事的？

他想也没想，说：

朴树。

麦田希望小学的新校舍落成那天，朴树来了，站在一旁戴着红领巾鼓掌，往日的忧郁和忧伤全都不见了。

20万元，改善了学校的校舍，还添置了教具和文具，让很多孩子拥有了良好的读书环境。

可是，平泉县有30多万农民，贫困人口就占到9万多，很多人是一年拿出100多元给孩子交学费都很难的。

朴树帮不了所有的人。

做好事，光靠明星，也不行。

这一年，在民政部工作的王振耀，做了一个很小的实验，反映了中国公益的大问题。

此时，他已经做到了救灾救济司的司长。

这年8月，他先去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块钱，并郑重地要了捐款收据。倒不是为了留纪念，而是要拿着这张收据，给自己的工资减税。

因为，《个人所得税法》有明确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到了税务局，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制度。

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事还真是合理合法，再说来的又是一位司长，不敢怠慢，开始给联系办理。

整个程序包括：

王振耀把捐款收据送到民政部财务处，财务处计算他的减免抵扣税额、修改本月工资扣税额和税务明细申报表，并填报税收缴款书一式四份。然后把收缴款书送到银行，回单做账。最后是到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

两个月后，王振耀的工资单上，终于减免了个税：50元。

身为司长，办这么点事，都用了两个月。这个漫长的实验，让王振耀感叹：

我们的制度设计，我们的工作措施，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

这一年，全中国的公益捐款，还不到100亿元人民币。

其中，75%来自海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和知名人士，只有10%来自普通人。

而同一年，美国的公益捐款是2602亿美元。

其中，10%来自各大公司，5%来自各种基金会，85%都来自普通人。

这个实验，王振耀在很多年里，都跟不同的媒体讲过。

他一直很赞同美国的“双赢”式捐赠政策，捐款的人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这样的话，公益事业普遍开展起来，企业和个人也少缴了税。

他说：

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座金山，它还没有被开发。这就是平民慈善。

经过我们这两年反复思考，没有平民，慈善事业做不大，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04

2010年，在民政部当司长的王振耀，突然宣布辞职。

他不要级别，不要待遇，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媒体争相报道，管他叫“辞职司长”。

那一年他56岁，干得好好的，还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满可以干到60岁，熬个副部级退休问题不大。

但他认为，以普通身份，能更好地投入于慈善：

尽管有落差，但我从来都是为穷人做事，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民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为了实现理想而经受的所有挑战，只会让我更快乐。

辞职之后，他去了高校，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的院长。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和咨询服务的机构。

从体制出来后，说话果然硬气了。

在担任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就发起了一个倡议：

中国的亿万富翁每年都应该捐100 万出来做慈善。

有人认为他这是在逼捐，怀疑是政府命令。王振耀解释说：

这话我在当司长时不敢说，容易被误会为政府的意见，现在不在政府中了，就说了出来。

他的出发点，是对比尔•盖茨的回应。

这一年，盖茨联手股神巴菲特，发起了一个“捐赠承诺”行动，邀请美国的富人，承诺把自己过半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

王振耀听到后，觉得中国人也应该争个面子：

他要求富人拿出一半的资金，我觉得，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回应，甚至中国知识界或者社会界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不好。

当年，盖茨和巴菲特还来到中国，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邀请了马云参加。在会谈中，80岁的巴菲特劝马云也像自己一样，把所有财产都捐出来。

马云当时46岁。他的回答是：

你40岁、50岁的时候怎么不裸捐？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全部捐了，一分不剩。

他有自己的打算：

今天我们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别裸捐，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转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做公益跟做慈善不一样，慈善是给予，公益在于参与。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阿里巴巴做任何事情必须带着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

在马云这样的思路下，阿里巴巴的公益思路开始成形：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形成人人做公益的氛围，把公益参与融合到生活场景中。

比如说，一般人都注意不到，在淘宝上，有一些产品是带有“公益宝贝”标记的。如果你购买了这样的产品，商家会将成交额中的一部分，捐给公益组织。

2018年，这个项目就募集了3.64亿元，捐助了800万贫困孩子。

比如说，支付宝的爱心捐赠里有个叫理财收益的选项，可以每天只捐一分钱。即使你不够富有，也能坚持做好事。

在这种思路下，通过阿里巴巴的各种平台，一共募集了300亿笔捐赠，4200万人因此受益。它也成了全球最大的捐赠平台。

但其中95%的捐赠都不超过1元。

移动互联网的发达，便利了公益行为的开展。更多的互联网平台正参与其中。

比如资深音乐家梁和平，也是崔健早期的合作者，2012年因为车祸造成高位截瘫。花掉了巨大的医疗费用。崔健等人办了好多次帮助他的义演，但筹款数量很少。

去年，家人到移动互联网平台“轻松筹”上求助，那英等名人，纷纷现身为他做证明，很快筹到了五十万元的治病款项。

在3500多次捐款中，很多人捐的都是1元。

梁和平曾经第一个提出：崔健的摇滚乐的意义，是唱出了“我”这个概念。

在那之前，中国的音乐只有“我们”，没有个人。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150多个“我”。

对于公益来说，恰恰是无数个这样的“我”，才能汇成“我们”。

05

2017年底，安徽省共青团召开了代表大会，产生了新一届的团省委常委。

在公布的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全国人民陌生又熟悉的名字——苏明娟。

对，就是“大眼睛”，此时34岁，已经当上了妈妈。

毕业后，她一直在合肥的工商银行上班。感恩于希望工程给她的帮助，她每年都会花1000元资助贫困学生，从未间断。

在这年的一月份，“大鼻涕”也从部队退伍了。他去了济南西站，做了一名客运员。

之所以选择到铁路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想着服务更多的人。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从媒体到明星，从富人到普通人，再到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中国的公益之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宽。

当初人人为我，如今我为人人，这是生命的原点，也是爱的循环。

朴树后来又发起了几次公益活动。

他还是一样保密，媒体无从得知个中细节，只知道是捐给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

他当年捐助的麦田希望小学，到今天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些年轻人特意为了看看它，而去当地旅游。

当年在这所小学毕业的孩子们，现在也长大了，学会了使用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