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它的发生和恶性演变, 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巨大的灾难, 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治走向,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因此迅速膨胀并最终将日本引向法西斯战争的深渊, 祸害世界和日本国家。而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 在九一八事变的演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变的不断恶性发展和他的态度与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内外学者对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多有论述, 1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九一八事变。

一、纵容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10分左右, 日本关东军自行爆炸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 反诬是中国东北军所为, 随即大举进攻沈阳城, 是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天皇裕仁迅速知道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因为在9月19日, 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和日本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陆相南次郎相继向他报告了此事。同时, 裕仁完全清楚事变的真相。一是, 当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 即发密电给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 告知“此次事变完全是军部策划的行动”。[1]19他回忆说:“自事变爆发之始, 我随时随地都将事态报告给东京”, [2]131他在报告中反复申说九一八事变是“军部阴谋”, 并先后陈述了“军部的一切越轨行动”。若槻内阁将之屡屡上奏, 因此裕仁天皇对事变的情形和缘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二是, 关东军蓄谋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 这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广为人知。2裕仁也屡有所闻, 3因此在内大臣牧野和元老西园寺的催促下, 先后于9月10日和11日召见海相安保清种和陆相南次郎, 询问他们“是否听到社会上关于军纪有各种批评?”提出了约束军队的告诫。4三是, 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证明其是有预谋的。其一天之内就占领沈阳、长春, 四五天内占领东北近30个城市、控制12条铁路, 攻占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地区, 并相继设立了统治机构。如此迅速的军事进程和完整的侵略部署, 没有事先充分的筹划和精细的准备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局外人都看出了其端倪, 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指出:“很明显, 日军是带着预想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准备之后, 才主动发动这场大范围的侵略扩张活动的。”5作为了解底细的日本天皇则更应该清楚其内情了。四是, 裕仁在九一八事变后已经获知真相。1932年9月8日, 他在皇宫接见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日本谓之“满洲国建国之父”的本庄繁时, 问道:“听说满洲事变是部分人的阴谋, 实际如何?”本庄繁回答:“我后来也风闻是部分军人和民间人士策划的阴谋, 但关东军与卑职当时断然没有制造阴谋。”[3]79从他们的对话可知, 裕仁知道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 而本庄繁的回答证实了此事。

总之, 大凡正常的人, 都能根据事实明辨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而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了解底细的裕仁天皇, 他能对关东军蓄谋制造事端、发动对中国侵略的阴谋, 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真实根源、对事变的是非曲直, 是不清楚的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关东军制造的九一八事变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第一, 这是悍然向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关东军在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后, 立即发动对沈阳、长春等城市的进攻, 并于19日晨6时30分占领沈阳城, 19日下午5时30分占领长春。随后几天内, 安东 (今丹东) 、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吉林等20多座城市被日本占领, 至9月底, 辽宁 (除辽西) 、吉林两省沦陷。这不是所谓“事变”所能形容和概括的, 这是大规模的对中国的侵略, 是在国家之间发动战争, 性质非常严重。第二, 日军的侵略行动将引发严重的国际交涉。其大规模的侵略, 不但引发中日关系的严重危机, 而且明显违背了日本政府签署的《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 打破了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世界格局, 成为影响当时世界秩序的重大事件, 将引发一系列国际问题。第三, 对天皇权力与尊严形成严重的挑战和侵犯。当时实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天皇直接行使统帅军队的权力, 政府和议会均不得干预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 并且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4]13, 15但是, 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 未经天皇批准就大规模地动用军队, 而且是发动对外战争, 这是对天皇权力和尊严的极大蔑视。九一八事变后, 9月21日下午, 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擅自命令部队越过中朝边界, 参与侵略中国东北。这又是对天皇权力的极大侵犯。第四, 是对裕仁天皇对陆军训诫的公开抗拒。10天前, 裕仁天皇刚刚召见陆相和海相, 告诫军队不得妄动, 但关东军对他的训诫置若罔闻, 公然滋事生非;事变发生后, 裕仁天皇曾要求并批准了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关东军却无视天皇和政府的指示, 继续大肆进犯东北各地, 这些都表现为对裕仁天皇权威的挑战。在日本举国尊崇皇权的体制下, 这是非常严重、不能容忍的事件。

按照正常的思维维度, 裕仁天皇对此应有明确和严肃的处理。从避免战争、维系日本国际信誉的角度考虑, 应该制止九一八事变的恶性发展;从维护天皇的权威和保持政府威信与军队纪律的角度, 应对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和驻朝日军的越境行动, 提出处罚。

但是, 裕仁天皇对这个日本“空前的一大紧急事件”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语) , 基本态度是默认和纵容关东军的行动。他曾表示赞同并批准了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对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没有谴责, 对违背其“圣意”和内阁“不扩大事态”方针的持续侵略行径, 没有任何阻止的表示;对其后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 他不仅不表示反对, 而且完全认可;尤其是对高级军官的擅权妄为、违宪冒犯的行为, 没有批评, 更无追究和处罚的意见。这明显是对关东军和驻朝日军肆意侵略中国行为的放纵。

关于裕仁对九一八事变制造者的态度, 有一则史料值得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石原莞尔在东京审判中作证说:1928年他被派往中国东北任高级参谋, 为参谋本部制订征服满洲的计划。行前, 他从天皇那里得到了“必要时动用军队”的敕令。[5]501石原莞尔的这段话说明, 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和裕仁天皇之间有默契。虽然目前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石原莞尔的话, 但联系事实则可看出其可信之处。一是, 1928年, 关东军的河本大作等主谋炸死了张作霖, 首相田中义一最初曾拟严厉处置河本大作, 后因内阁有人反对遂决定对之不了了之。裕仁天皇因田中义一在处理河本大作问题上前后说法不一, 厉声责问田中义一有违前言, 命令他辞职, 结果导致田中内阁垮台。而九一八事变较之处置河本大作之事, 性质和问题严重得多, 对裕仁天皇冒犯的程度也严重得多。因为田中义一的问题仅涉及处分一个陆军大佐, 而九一八事变制造者是擅自调动军队发动对外战争, 明目张胆地不听从裕仁的指令。而且1908年制定的日本陆军刑法有明确的严厉的规定:“指挥官对外国无故开战处死刑”;“指挥官无理由越权时或将军队擅自推进时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监禁”。[6]195但裕仁对九一八事变制造者竟然宽大到不闻不问的程度, 这与其以往的做法大相径庭。二是,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不仅无一人受到处罚, 相反不久都升官晋衔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擅自下令军队越境的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非但没有受到处分, 而且受到天皇的非常褒奖。本庄繁于1932年7月底调任军事参议官, 在他返回东京的当天, 裕仁接见并“赐予之敕语”, 对本庄繁在九一八及其之后侵略中国的表现大加称赞:“卿作为关东军司令在异国神速应变, 果断行事, 以寡敌众, 使皇军的威信名扬中外。朕今亲聆复命, 并深念卿之勋绩和将士之忠烈, 特嘉奖之。”6为此, 裕仁授予本庄繁最高级别的功一级金鵄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 7后来让之担任最接近天皇并为其最信任的职务——侍从武官长。林铣十郎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晋升陆军大将 (1932年4月11日) , 后任斋藤实、冈田启介内阁陆军大臣, 1937年2月更是受命组织内阁。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看出日本天皇裕仁与侵略中国东北当事人之间的暧昧。日本军纪素称严苛, 而在如此军纪之下, 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敢于擅权妄为制造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经批准敢于擅自下令关东军大举向东北各地进攻, 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敢于违背军纪擅自下令所部越境侵略东北, 如此胆大妄为、侵犯裕仁天皇的举动, 如果没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甚或存在秘密约定, 他们敢于冒如此的风险吗?裕仁能对这些严重违宪、违制军官如此宽容吗?裕仁极其怪异、颇不合情理的处置, 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石原莞尔的话符合基本事实, 他们之间有默契、甚或存在秘密约定是符合一定情理的。

裕仁天皇对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及其大肆侵略中国的放纵态度, 实际上鼓舞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 助长了他们的侵略气焰, 从而使事变延续、扩大, 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也把日本人民一步步带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 并最终演变成其统治的严重危机。

二、批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如果说, 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是默许的话, 则其后不久他就变得大力支持和赞赏关东军对中国的侵略。

为实现对东北的整个占领, 10月2日, 关东军首脑会议制定了攻打锦州的计划。10月8日, 关东军调集大批飞机对锦州实施轰炸。同日, 日机亦轰炸新民公主屯及哈尔滨。11月4日, 日军和张海鹏伪军向嫩江桥黑龙江省驻军进攻, 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与日军血战, 是为著名的江桥抗战。战至11月19日, 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至1932年2月5日, 哈尔滨沦陷) 。

11月17日, 日军兵分三路从沈阳、通辽、营口向锦州进犯。因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并遭义勇军和东北军的迎头痛击, 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暂停对锦州的作战, 下令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撤回到辽河以东。约40天后, 12月28日, 关东军再度发起锦州战役。于第二年1月3日侵占锦州。

在日军疯狂扩大侵略东北的过程中, 裕仁天皇的三点作用值得注意。一是, 关东军的扩大侵略行动是经过裕仁天皇批准的。他向参谋本部的次长二宫治重说:“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 事件扩大不可避免, 必要的话, 余可同意事件扩大。”[7]68据此, 日军在11月间, 兵分两路向东北纵深地区发动了旨在占领全东北的进攻。二是, 在第一次进攻锦州时, 裕仁天皇给予了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根据这一委任命令权, 日军参谋本部撤回了进攻锦州的部队。这说明了裕仁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威, 说明了他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局面的掌控程度。三是, 日军第二次对锦州的进攻, 是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批准的。此次进犯的日军有第2、第20师团, 第38、第39混成旅团和第8旅团等, 共4万余人, 其中大部分是增派进入中国东北的, 是经过裕仁同意而调动的。

特别是, 1932年1月5日,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从沈阳飞回东京, 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裕仁天皇全盘接受了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主张和行动, 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对之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1月8日即日军占领锦州后的第五天, 他向关东军发出嘉奖其“忠烈”的敕语:“曩者满洲事变勃发, 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 果断神速, 以寡克众, 迅速完成芟伐, 此后, 凌艰苦, 冒祁寒, 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 完成警备任务, 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 或在辽西、锦州地方, 冒冰雪, 勇战力斗, 拔除祸根, 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 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 有厚望焉!”8在这个敕语中, 他不顾基本事实, 歪曲真相, 把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美化为出于“自卫的必要”, 称赞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果断神速”, “迅速完成芟伐”;并特别提出日军在“嫩江和齐齐哈尔地区”与“辽西锦州地区”扩大侵略的作战, 予以高度赞赏;尤其是勉励关东军的暴虐的侵略行动:“朕希望汝等将士更加坚忍自重, 以巩固东洋和平之基础, 报答朕信赖之恩。”

其后, 裕仁在侵略中国问题上, 和日本军部表现了高度的一致。

日军的扩大侵略, 引发国际上对日本政府提出许多批评和谴责。10月24日, 国联理事会决议, 敦促日本于11月16日以前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11月27日, 日军向锦州的进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尤其是美国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出发, 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12月10日, 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 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东北调查。

为转移国际视线, 1932年1月10日, 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将发出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 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 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 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9田中隆吉就和川岛芳子雇佣杀手在上海袭击日本和尚, 造成一死两伤的事件, 日军由此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

裕仁天皇全力支持日军进攻上海的侵略行动。一是, 批准日本海军大量向上海增兵。1931年1月23、24日, 从日本本土增派的“大井”号轻巡洋舰、第15驱逐队、吴港特别陆战队以及“能登吕”号特务舰 (水上飞机母舰) 驶抵上海;26日又派遣第1水雷战队 (下辖3个驱逐队) 驶向上海。这些军队的调动和派遣, 是裕仁天皇批准侵略上海的确凿证据。二是, 2月2日, 裕仁天皇违反宫廷任命官员的惯例, 在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的情况下, 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此前, 他已在1931年12月任命祖叔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至此他把陆海两军的作战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员手中, 特别是在上海战事初起之时的这项任命, 其寓意是深刻的, 实际上使他进一步操控了上海战事。三是, 一·二八事变后, 驻上海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的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 数次进攻以失败告终。裕仁因此对盐泽幸一非常不满, 亲自指责, 并将其免职。在继任的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也告失败后, 天皇裕仁发出增兵敕令, 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据此急令陆军第9师团 (1月初裕仁曾检阅该师团) 火速增援上海。2月下旬, 接替野村指挥的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发动的两次总攻, 均被中国军队击退。于是日本犬养毅内阁决定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 组成“上海派遣军”, 任命原田中内阁的陆相、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裕仁天皇批准了内阁的上奏, 并接见白川义则给予指示。四是, 上海停战后, 天皇裕仁对上海派遣军大加褒奖:“派往上海方面之陆、海军将兵, 齐心协力, 以寡克众, 使皇军的威武扬于海内外, 朕深嘉其忠烈。”10这个敕语, 肯定了日军对中国上海的侵略, 助长了日军侵略的气焰。

裕仁天皇在1946年口述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中, 把约束上海战事夸耀为他“和平”的业绩:“在上海将战区做某种程度的限制, 以防止事件的扩大, 这是白川 (义则) 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 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8]裕仁天皇确实曾指示白川说:“在将中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击退之后, 不要长追不舍, 希望在3月3日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能够停战。”11但裕仁天皇之所以如此, 一是, 日军进犯上海的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 配合其侵占东北阴谋的实施, 其在上海地区的大打,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想的计划。二是, 日军在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以至四易主帅、连吃败仗, 其日本陆海军战死769名、负伤2322名, 伤亡合计3091名, 占参战人员的17%, 伤亡惨重, 再战不利。三是, 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一再警告和干涉, 国际联盟宣布在3月3日召开会议讨论中日战争问题, 日本统治者想在国联会议前停止上海战事, 以便争取国联会议上的主动。如前所述, 裕仁天皇的同意、批准和支持是日军在上海大打的基本条件, 绝不能把所谓上海停战视为裕仁天皇的功绩, 更不是其“爱好和平”的标志。

三、支持炮制“满洲国”和侵略华北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结果, 是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

九一八事变之初, 关东军内部主张吞并东北的论调颇甚, 但格于形势, 最后于1931年9月22日炮制了一个“目前形势下更易收到实效”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决定在中国东北成立傀儡政权。其主要内容是:“第一, 方针。建立由我国支持, 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 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第二, 要领。一、根据新政权的委托, 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关于其他内政, 由新政权自行处理。二、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 由新政权负担。三、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熙洽 (吉林地方) 、张海鹏 (洮索地方) 、汤玉麟 (热河地方) 、于芷山 (东边道地方) 、张景惠 (哈尔滨地方) 。”12

据此, 日本关东军从1931年至1932年, 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网罗汉奸, 建立伪政权组织。与此同时, 根据《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选择“宣统皇帝”为傀儡的决定, 土肥原到天津对清朝逊帝溥仪软硬兼施, 并通过制造骚乱的办法, 将其挟持到了东北, 做建立伪政权的准备。

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明目张胆割裂中国的版图, 这是震惊世界的疯狂之举。但裕仁天皇对日本军部、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 完全采取赞同的态度。1932年初, 携带建立伪政权方案回国的板垣征四郎, 向裕仁汇报了关东军拟定成立“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方案;前陆相、时任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在奉派“视察”中国东北后, 向裕仁天皇建议组建傀儡政权。裕仁天皇对他们的报告和方案不仅没有异议, 而且深表赞同。

在得到裕仁的认可后, 1932年1月6日, 日本政府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 提出:“满蒙应当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 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 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国家。”并明确规定: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控制, 由日本人参与这个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这个《纲要》确认了关东军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 成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和统治东北的基本方针。

1月13日, 板垣带着这份《纲要》返回沈阳。据此, 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建伪政权。经过一系列密谋活动, 1932年3月9日, 日本侵略者在长春成立“满洲国”, 以溥仪为所谓“执政”。6月16日裕仁天皇下达敕令, 明确规定关东军有保护“满洲国”之任务。9月15日, 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 与之签订“日满议定书”, 其炮制的傀儡政权出台。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 严重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侵害。同时, 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世界格局, 是对美国、英国等世界大国的严重挑衅;它要独占中国东北, 实际损害了美英等国的利益, 因此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很大不满。经过中国驻外使节的努力, 1933年2月21日, 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以42票支持、日本1票反对、泰国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维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否定“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最终报告书》。13为保持其侵略成果, 日本政府根据军部的要求, 提出退出国际联盟。对此, 天皇裕仁予以批准, 并发表诏书, 欺骗日本国民说退出国联是正当的:“值此满洲国新兴之际, 帝国尊重其独立, 促使其健全发展, 以除东亚之祸根, 奠定保卫世界和平之基础。然不幸, 联盟所见与此相悖, 朕乃令政府慎重审议, 遂使之采取退出国际联盟之措施。”[9]82裕仁长期惧怕西方国家干涉或制裁, 但在维护侵略得利上, 他不惜冒和西方大国决裂的危险。

与此同时, 日军发动了侵略华北的战争。1933年1月3日, 关东军第八师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2月23日, 日军以热河为“满洲国”一部分和履行“日满条约”的借口, 14举兵10万余人大举进攻热河。至3月中旬, 热河全省沦陷。日军侵略热河, 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据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回忆:1933年3月24日, 他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作战的情况, 天皇“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10]441和以往嘉奖侵略行动的做法一样, 4月15日, 裕仁天皇向侵占热河的日军颁赐了赞赏的敕语:“于热河方面作战之关东军将兵, 冒风雪逾艰险, 长驱迅进以寡敌众, 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 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 汝等将兵应宜养其锐力, 朕深有厚望焉。”15

日军正如其给国民政府的通牒说的那样, 在进攻热河过程中按照计划把战火推向了长城一线, 中国军队由此进行了长城抗战。但日军凭借武力, 于4月17日占领了滦东地区。5月2日, 裕仁天皇批准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关东军商定的“沿长城作战”, “以迫降为主, 内变策应为从”的作战方案。据此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 至5月中旬, 先后占领唐山、密云、三河、遵化、蓟县等地。5月31日, 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缔结《塘沽协定》, 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 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整个华北被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签订后, 裕仁天皇亲临东京的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 这充分表现了其赞赏日军侵略中国的内心世界。

四、简短的结语

考察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活动,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九一八事变的恶性发展和裕仁天皇的决定密切相关。日军在侵略中国过程中, 屡屡采取“以下克上”的方式。九一八事变就是日军“以下克上”的开端和典型事例, 其之所以得以成功, 与裕仁天皇的容忍、默许、赞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后, 如果裕仁天皇有明确的、坚决的制止和责任追究, 事态完全是可以控制和化解的。而他的默认和纵容激励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和战争步伐, 使侵略战争不断扩大, 也使日军“以下克上”得以恶性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许多行动是得到裕仁天皇同意、认可和批准的。裕仁天皇对日军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行动, 一直持认同和赞助的立场。他的这种立场和态度, 是日军一系列侵略中国阴谋得逞、侵略中国战争不断扩大的基本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 裕仁天皇完全拥有统领军队和掌控日本政局的真正权力。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 裕仁天皇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楷模、是一个对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战争决策无可奈何的局外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极力为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实际上是战犯) 开脱, 把他说成驾驭不了嚣张军人胡作非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空架子。实际上, 绝非如此, 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的表现戳穿了其假象。

比如, 裕仁天皇很顺利地任命其皇族亲属担任完全服从于他、号令整个日本陆海军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 紧紧把军队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 在第一次进攻锦州时,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根据他授予的权限, 指示关东军撤回了进攻锦州的部队;他所谓约束上海战事给“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大将的指示, 白川遵循了。再如, 在1933年4月, 因担心进攻深入滦东地区出现危险, 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后撤, 4月19日, 他召见陆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 质问道:“关东军还没有从滦河一线撤退吗?”真崎立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出密电, 表示“如不立即撤退, 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11]113于是, 关东军司令部在4月20日下令关东军从滦东撤回长城沿线。还如, 九一八事变后, 当若槻内阁的“不扩大”方针和军部发生矛盾时, 他偏袒军方, 迫使若槻内阁同意支出事件所花费用;他决定放弃政党内阁, 他可以选择首相人选, 他否决了平沼骐一郎的组阁。

历史事实说明, 裕仁天皇并非没有实权, 并非不能统御军队和政府, 他是大权在握的。

所谓裕仁奉行“君主立宪制”之说, 是不值一驳的。当时实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天皇为国家元首, 总揽统治权”。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 “对其负责”, 因此国家治权掌握在天皇手中。关于军队统帅权, 其宪法不仅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有关军队的用兵、作战指挥权, 即统帅权属于天皇”;而且规定政府和议会均不得干预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4]13-15因此, 日本军队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天皇手中。当时虽然天皇之下有内阁, 但军国大权掌握在天皇之手。正如裕仁天皇时期曾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熟谙日本政治运行情况的近卫文麿所言:“日本的宪法, 以天皇亲政为前提……尤其在军队统帅权的问题, 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 可以控制政府和军队双方的, 只有陛下一人。”16日本当时的政制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 裕仁天皇也非是真正遵循“君主立宪制”之君主。

第三, 裕仁天皇侵略中国的决定以扩张疆土、维护侵略成果为出发点。他也曾对日军的侵略表示担心和犹豫, 在九一八事变后, 曾“告诫参谋总长 (金谷) 不要扩大行动”, 但当关东军抗命行动、攫取中国东北大量土地时, 他为侵略轻易得手而窃喜, 改变原来的“不扩大事态”的态度, 也不计较对他的冒犯, 并特别称赞关东军的侵略行为。他曾对进攻锦州表示犹豫, 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 但在关东军要求和维护侵略利益的心理指导下, 不久就批准了扩大侵略的行动;他对侵入热河之举感到不安, 曾设置“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的限定, 但最后批准了热河作战和侵略冀东的行动。17

他的担心和顾虑, 主要之点有二, 一是不能成功, 或者损失已得利益。比如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所谓“不扩大”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侵略战争扩大而得不到好处;对进攻热河的忧虑是害怕功亏一篑, 引发国际干涉而丧失侵略东北的成果:“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 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 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7]179二是担心美英等大国干涉, 这是裕仁天皇的最大顾虑。他清楚地知道日本对西方经济的依赖, 知道美英大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因此担心扩大侵略战争导致和美英大国的冲突, 遭受国际经济制裁。1931年他在批准日军扩大侵略后, 因西方国家抗议对锦州的进攻, 他不安地“要侍从武官长询陆海军大臣, 是否有遭到经济封锁, 或与列国为敌开战的心理准备, 是否做好基础准备”。[7]169随后授权参谋总长下令中止了第一次进攻锦州的作战。其后, 他约束上海作战范围的指示, 命令侵入滦东的日军后撤等, 都主要出于这个原因。特别是热河作战的顾虑和限定日军不得越过长城的指示, 主要就是担心和美英等国冲突, 他后来解释说, 之所以批准在东北扩大侵略, 是“因为满洲是乡村, 即使出了事也算不了什么;如果发生在天津、北京, 必然遭到英美的强烈干涉, 彼此之间有发生冲突的危险”。[8]但当感觉西方大国不会采取强硬措施, 外交局面不会变得很严峻或者可以欺骗舆论、搪塞国际责难时, 便马上放弃前议, 批准、同意了日军的侵略计划与行动。

而对于既得侵略成果, 裕仁天皇是绝不放弃的。在决定退出国联时, 他也曾犹豫过, 但在保护侵略果实思想支配下, 裕仁天皇最后还是批准了内阁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实际上, 在侵略中国问题上, 裕仁天皇和其军政要员的思想是一致的, 只要能侵略成功、抢劫得利, 他就同意和批准军队去干。因此, 虽然他曾有约束和克制日军行动的言论, 但在日军阴谋得逞和利益诱惑下很快就放弃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他容忍军队冒犯他的权威、容许“以下克上”现象的发生, 默许、支持、赞颂、鼓励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计划和行动。并且在大肆侵略中国过程中, 其侵略野心日益膨胀, 放任日军胡作非为。也正是在这种迷恋侵略、唯侵略是图的思想指导下, 他把日本引入了疯狂侵略并图谋灭亡中国的战争中, 把日本引上和人类文明与正义为敌的法西斯道路, 并最终走向了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