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26 08:59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裘山山

图片来自网络。

从小，母亲对我和姐姐的教育方针就与众不同，她不要求我们考试第一，不要求我们学棋琴书画（当然也没条件），只要求我们不娇气，不懒惰，不依赖，能吃苦，胆大泼辣。

母亲的口头禅是，我们家不养小姐。

曾经有一个时期，母亲对我很担心。因为我完全成了书呆子。我是从一年级开始看课外书的。起初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去问母亲，问得太频繁了，母亲烦，就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问，先圈在那儿，多几个字再来问。我就拿支笔画圈儿，刚开始的时候，满纸都是圈儿，后来圈儿开始减少，再后来我连猜带蒙能读懂了，不再去问。这样到了三年级我就能看长篇小说了。最早看的是《高玉宝》和《欧阳海之歌》。《高玉宝》还是竖排本的，让我认识了不少繁体字。那时书实在太少了，仅有的一点书很快被我看完了，我就看旧报纸，凡是有字的都看。看了就发呆，吃饭时常常机械地扒拉着碗，眼睛发直，母亲以为我是在看窗外，就把我的座位换到面向墙壁一边，我仍是发呆，母亲用筷子在我面前一晃，我就吓一个激灵。母亲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就是走神。

12岁时我们家搬到了重庆北碚，我谁也不认识，就更迷书了，语文书发下来，我总是一口气读完，包括说明文。见到什么书眼睛都发亮，谁有书我就跟谁套近乎。后来我发现北碚街中心的图书馆，有个少儿阅览室。我就跟母亲请求去那里看书。母亲虽然烦我书呆子样，又很难拒绝这么一个请求，只好答应。我就每星期天上午先完成挑煤球的任务，下午去读半天书。每次一坐下来翻开书，就把全世界都忘了，总要等到管理员摇铃才离开。管理员走过来摇我的肩膀：同学，你该回家了。我把书还给他，真是依依不舍。

说两个我成为书呆子的事迹吧。有一次母亲派我去买肉，那时买肉凭票也要排队，我提个篮子站队，忽然发现排在我前面的叔叔在看书，我就凑上去看。因为他个子高，我看不到上面，就只好看书的下面。这样看显然是看不全的，但我仍不肯放弃，看一行算一行。而那个叔叔也是个大书呆子，看得如痴如醉，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没发现，所有人都把我们绕过去站到前面了。写到这儿，我却怎么也回想不起当时看的是什么书了。

还有一次我借到一本《铁道游击队》，限定三天还，我就把书带到学校，趁做清洁时选了一张桌上有洞眼的课桌，然后把书放在课桌里面，通过洞眼来看，看不见了就用手移动一下。老师觉得我似乎很认真，但奇怪我总也不抬头，后来察觉了，就警告说，不许把书带到学校来看，不然我就告你妈。我只好回家做饭时看。那个时候做饭，哪像现在这么方便，电饭煲或者微波炉，根本不用人操心。那个时候烧的是蜂窝煤，用铁锅焖饭，时刻都离不开人。焖饭的时候，需要不时地倒腾锅，左边烤烤右边烤烤，而我光顾看书忘了倒腾，饭一下就糊了，焦味儿弥漫。我因为看书把饭烧糊已无数次，有了一整套掩盖事故的手段：比如用筷子在饭里戳几个洞，插上数根葱，把烟味儿拔出来。但收效甚微。

母亲回来就闻到了焦糊味儿，很生气，那时她在铁路工地做临时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儿，回来还要吃焦糊饭，这个气啊，一把抢过我来不及藏好的书就开始撕：我叫你看！我叫你看！我急了，跳着脚高喊：那是别人的书！那是要还的！母亲毕竟是个文化人，听见我喊停了手，自己下个台阶说：我还没工夫撕呢，留着慢慢生火！遂把书丢在柴火堆上。我把书贴好去还，赔礼道歉了好半天。

而母亲，却对我的书呆子表现越来越不满，也越来越担心。她不是担心我耽误学习或者做家务，而是认为我这样下去将会变成一个生存能力极差的人。母亲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一个人的生活能力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相比，姐姐比我泼辣多了，也比我强壮，所以母亲很担心我，决定改造我。

母亲改造我的第一步是反对我迷小说，只要我一待在家里看小说，她就撵我，要么下楼去玩儿，要么找个什么事让我干，比如去买个什么东西，或者倒垃圾洗菜什么的。有时撵不动，她就会生气地说，看看看，就知道看，好像全家只有你认字！

邻居阿姨对母亲这一点很不理解，她们的孩子怎么打都不肯读书，我却是自觉自愿地喜欢读书。每次考试我成绩都非常好，在班上遥遥领先。但母亲总是忧虑地说，做个书呆子有什么用啊？

我哪里能体会到她的这番苦心呢。

有时我放学回来满头是汗，母亲问我干什么了，我说和同学在操场上追着玩儿呢。母亲就很高兴，说这样好，你就是要多动，多出汗。不要老坐着。

后来母亲开始半强制地改造我。

先是要求我挑煤。我们家每月要烧两百斤左右的煤，请人挑每百斤五角钱，但我母亲要我和姐姐挑。给我的条件是，每次两支冰棍的钱，即一毛钱。最初我一次只能挑30斤，毕竟才十二三岁嘛。后来就能挑40斤50斤了，以后就固定每次挑50斤，一个月四次。也就是说，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要去挑煤。

除此之外，劈柴，生火用的。家里有把斧子，把大木头劈成擀面杖大小，堆好；还要买米买面，当地买什么都是用背篼背，我也常背个背篼去背米背面，一次背20斤。至于在家洗碗洗衣服倒垃圾什么的，更不用说了，家常便饭。

我初中时有个好朋友叫李跃红，她爸爸是大学食堂的管理员，他们食堂要收牛草。她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打牛草卖？我回去问母亲，母亲非常支持，说去吧去吧，就当是玩儿。我就跟她去了。去了才知道一点儿都不好玩儿，草不好割，不是什么草都可以喂牛的，我半天也没割下多少，但却被草扎得浑身痒痒。天又热，一身都是汗，口渴得不行，也没钱没冰棍儿吃。看着背篼里差不多了，我催促李跃红去过秤。卖草的人还挺多，排着队。轮到我时，我把背篼放上去，那人看了一眼秤，算盘噼啪一打，就给我钱。钱是一张一角的纸币包着几个硬币，我不好意思看到底是多少，赶紧装到口袋里。李跃红是张两毛的包着硬币，显然她比我能干。她没问我得了多少钱，大概怕我不好意思。我也的确不好意思，一边走，一边悄悄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捏，先判断出有三个硬币，再捏大小，哈，有一个是5分的！也就是说，我挣的钱至少超过了一毛五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当时的那种喜悦。高兴极了。后来我躲在没人的地方拿出来看，果真是一角八分钱。这就是我这辈子挣到的第一笔钱。回家后母亲好好夸了我一番。

母亲还鼓励我跟着院里工人的孩子一起去筛煤灰卖。那时候修房子水泥里掺煤灰，大概代替沙子。家家都把煤灰堆在院子里，堆多了就筛一筛拿去卖。煤灰我忘了多少钱一斤，反正有一次我借了个筛子筛了两箩筐挑去卖，卖的钱大概也只有几毛。这些事让我渐渐不再那么像书呆子，知道钱来之不易，也知道劳动人民不容易。

显然母亲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我渐渐变得泼辣而能干。学校里组织去农村劳动，一住半个月，我虽然不是那个最能干的，但我已经学会了忍受，从不叫苦。皮肤过敏起水泡，一直忍到劳动结束才回家住院。高中毕业后有段时间我闲在家里，就去做临时工，干的都是体力活儿，卸货，抬石头，都干过，一个半月挣了60多块钱。我就是揣着那60多块钱离家当兵的。当兵后，连队更是经常有劳动。修操场，种菜地。我记得给菜地浇水时，我挑起担子颤悠悠地走，让战友们大吃一惊，因为我那样子很地道，像个来自农村的兵。那时我体重都不到九十斤，也能挑一百斤的桶。

成年后，我越来越感激母亲对我的“改造”，它为我后来当兵、上大学、结婚、养孩子，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在部队几十年，无论是去西藏边关，还是去灾区采访，我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要求照顾，很习惯地去承受种种艰苦。

自然，母亲的教育方针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儿子的教育。我继承了母亲的观念，努力培养孩子不娇气，不依赖。记得儿子小学毕业时，他的班主任笑着对我说，六年了，你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下雨天不给孩子送伞的家长。儿子十二岁刚能骑自行车，我就写个地址在纸上，让他帮我去买东西或者修理东西。他的压岁钱我总是让他自己去储蓄所存起来。到了高中住校，他所有的衣服被褥都是自己整理的，我根本就没去过他宿舍。周末回来，也是他自己去超市补充所需物品。所以，当他十八岁要去美国读书时，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知道他没问题的，一定能把一切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