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句话，江南或南方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只存在剥削和奴役，不存在殖民，或“实质殖民”的可能。

但“剑雄品评”向来喜欢借题发挥。愿意借回答本题之机，围绕此问点，写一些相关的扩展历史知识。让大家在阅读历史之中，有一定的知识获得感。

只愿看上述简略回答的，可以止步了。愿意增加历史知识的，可以继续往下看。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大明对江南的统治，是殖民行为么？要弄明白什么叫殖民，必须从殖民的源头说起。所谓的殖民，是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国家移民，并掠夺当地人民的利益以肥己。

一，殖民的含义

一般来说，殖民最早的含义，却是移民开荒的意思。没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指向。比如明朝洪武朝大移民，就发生在洪洞大槐树，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由于战乱的关系，新生的大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为了恢复农业、发展经济，也为了使人口均衡，朱元璋采取了以民实边、卫所屯田、化军为民等多种方法移民，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之比例，以民实边、没籍迁移。

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续文献通考》等史料记载，

洪武21年8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太祖曾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宽，民不宜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税三年，仍给钞20锭以备农具。

明永乐朝由于篡朝建文，又由南京迁都至北京。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国家的重心，理所当然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统治阶级为了找到新的平衡，移民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督察院佐都御使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景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罪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部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永乐2年9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一万户实北平。永乐14年11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二，殖民的真正定义

根据社会历史阶段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要比封建主义社会先进。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工业化大生产，而中国二千多年来，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阶段（实际上是中央帝制集权社会），其特征是农业化小生产。

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农业国是无法对工业国升维殖民的。只有维度高的社会历史形态，对级别低的社会历史形态，才有进行殖民的可能。

所以，殖民特指率先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比如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殖民。

大英帝国，为什么号称“日不落帝国”呢？不是太阳永照英伦三岛而不落。英伦三岛才多大，区区24万平方公里而已，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竞达3488万平方公里，比忽必烈创建的蒙古帝国还大200万平方公里。其幅员横亘欧亚、大洋洲、美洲、非洲，如比太阳永远不会在大英帝国的国土上落下。确实一点也没有夸张。大英帝国的国土，其中99.3%是殖民地、自治领、属地。女王麾下的人口高达4亿之多。其国家的实力、恢弘之雄心，令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是否觉得秦始皇一统六国的伟大创举，与之相比很low）。

而英国就是这个大到连太阳都无法落下，殖民地的宗主国。从这里我们知道了殖民的几个要素。

第一，首先是社会历史形态，宗主国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有“国对国”外部特征。

第二，必须要率先工业化。

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认为秦始皇一统六国，是一种旷古烁今的壮举呢？因为工业化和农业化维度不同，其生产的爆发力，不可同日而语。

以如此落后的初期农业化，始皇帝尚能挥戈东向，一统海内，其功奇业伟，绝不居于裹挟工业化、殖民全世界的维多利亚女王之下。人家凭借的工具好。咱的差了整整一代，实在没什么好比。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待到始皇帝以军力完成了一统后，中国文化，适时充当起这个国家的脊梁，让二千多年的中国，至今依旧泯然一体。

而大英帝国却早已在近、现代分崩离析了，其殖民地也已纷纷独立。

霸业可以以强硬锋利的工业化达成，而历史却是由柔韧无比的文化来支撑。水，因至柔而至坚。

三，大明对江南的统治，是殖民行为么，或有“实质殖民”的行为吗？

好，该回头看看，大明朝是不是对江南进行殖民，或有否实质上地殖民行为吗？

江南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人文概念，一直在因时而变。清朝有个江南省，所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也就是明朝的“南直隶”地区。

明朝之时，江南大体指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一带，主要是指江西及江南省及浙江一带。

江南的富裕不是天生的。在秦汉时期，中国最富裕、最开化的区域，在黄河流域。南方还是属于衣衫褴褛、童蒙未启的年代。

北方的动荡和战乱，一次又一次，送给南方发展的契机。加上江南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

由于蛮族频繁对北方和中原的入侵。每一次地入侵，都是对文明的反动和倒退。也无不凸现出江南社会的稳定，这种强烈的气候、社会条件的对比，再与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相结合，“衣冠南渡”势成必然。

西晋“永嘉之乱”，便是中原文化初探南方之肇始；唐朝“安史之乱”，是中原人口填补南方之契机；北宋“靖康之难”后，则完成了史上最宏大的经济中心，对南方终极的迁移。

南方由此一直富庶至今。

江南，作为南方最精华之地，首当其冲，凤凰涅槃，青出兰而胜于兰。

南方经济的崛起，首先靠北方主流的文化深度植入。历史上数次的“衣冠南渡”，为南方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的基础。

以优势的主流文化，去适配优越的地理、社会环境，因此优势诸多的南方不富裕，天理不容！

蒙古建元，又让南北优劣之距，被拉至最大。大明卜立，面对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南北剪刀差之局面，自然会对富庶的南方动手，课以重税，以补偿全国。

这是正常的治国逻辑，不容反驳。

南方或江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份。根据前文对殖民定义的界定，显然，对南方或江南课以重税，不属于有“国对国”外部特征的殖民行为。

何况特指的江南，就是大明永乐朝及之后各代的南直隶，也是洪武、建文朝的首都地区，大明皇帝朱元璋，对大明的首都地区，进行掠夺式的殖民管理。即便有实质上“殖民”行为。

这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笑话么？怎么可能！

说到元朝将中国南北之优劣，拉至有史以来最大地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蒙古统治者对南方士绅阶层，实行的是相当“宽疏”的政策有关。

这种“宽疏”的政策，具体表现在，蒙古统治者给予江南世家，以“轻刑、高位、薄赋”的善待，与对北方的士绅阶层的严求苛责，迥然相异。

民国史学大咖、钱穆先生曽于《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说，“出身虽微，要之言必陈本朝，而其本朝则胡元也。彼辈之重视昭代，乃与在朝仕宦者无二致，则何其于亡元之崇重，而于兴明之轻蔑。”；“旧朝已覆，新朝（指明朝）已兴，在当时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无动。”

显然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对南北之差的政策因素，再展开讨论。反正，记住这个有史料支撑的结果，就行了。

这里要说到另一位义军领袖张士诚。他后来降元反朱，与元之对江南政策也有间接相关，坊间传说，他接受了江南士绅的劝降。

等到朱元璋平定南方后，南方士绅连带南方百姓，大都对朱元璋的感觉不怎么样。

但仅凭这一条，就说朱元璋或明朝，对江南实施掠夺式的管理，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聪明的统治者，所应当应为的。

遍观大明首帝朱元璋的一生。朱元璋可以被定义为是个很多疑的人，也可以被定义为式很残暴的人，但他绝不会是一个很任性、很愚蠢的帝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朱元璋对大明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军事制度的设计，堪称巧夺天工、鬼斧神工。

何况，建文帝和永乐帝，以及大明后代的各帝王，又与江南和南方有什么仇隙呢？他们还不是一样，对富庶的江南，课以重税。在明末的天启朝，朝廷还对江南，另加征工商税。满清统治者，也是照方抓药，同理处理。

原因无他。作为地方，你富，就该多支援支援穷地方，毕竟自古中华是一家。统筹兼顾，共同发展，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应当应为的执政基本功，与殖民不殖民，风牛马不相及。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穿越历史的迷雾，检视历史的足迹，仰望历史的辉煌，感怀历史的沧桑。“剑雄品评文史经济”与您同学同行，同喜同叹。您的关注，是我奋笔疾书的动力，您的阅读，是我剖析探幽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