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近代史：胡绳、郭廷以的殊途与同归

封面图：虎门销烟（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郭廷以的史学遗产

作者：王锐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著有《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新旧之辨》等书。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

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郭廷以的名著《近代中国史纲》，自从19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力，不但成为历史学专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入门读物之一，甚至许多有心了解近代中国所走过道路的一般读者，也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之一。因此，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或许不需要再来重复提及。此外，当年郭廷以创办近代史所，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形下，将其建设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出版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与研究论著，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笔者撰写硕士与博士论文，皆曾受惠于以郭廷以名字命名的近史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以及近史所提供的十分便利的研究条件。2015年3月，笔者有幸参加近史所成立60周年的纪念会，听到不少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的郭廷以当年指导的学生，回忆展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种种艰辛历程，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郭廷以（1904年～1975年）

郭廷以自言其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近代史，深受罗家伦与蒋廷黻的影响。在罗家伦看来，“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特别是就近代中国而言，“这个时期，实在经验了亘古未有的大变。我们无论是对于历史的真相负责，无论是对于民族生存的适应负责，能够不研究吗？”[①]正如其言，中国近代史这一论述形式（或学科）的出现，与近代中国人通过探寻、总结、检讨晚近走过的历史道路，来认清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形，进而思考、展望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息息相关。换言之，如果不是近代中国面临极大的变局与危机，那么近代史的书写与研究，恐怕不会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如此受人关注的议题。从梁启超又将其命名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李鸿章之传记开始，包括蒋廷黻与陈恭禄分别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以及范文澜、胡绳的同一体裁著作，可以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中国，政治论述往往以历史论述的形式出现。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在《近代中国史纲》中，郭廷以自言其著作乃“平实简明”之作，以便“可供一般阅览”。[②]虽然如此，通观全书，可见其对近代中国相关史事的本末十分熟悉，这非长期钻研、爬梳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者所不能为。因此，郭廷以搜求、考订近代史料的工作，便时常被今人所称颂。然在笔者看来，正如司马光为了编撰《资治通鉴》，虽然留下了《资治通鉴考异》这一整理、考订史料的不朽之作，但是若无《通鉴》里的根据其特定的历史观来展开的历史叙述，以及寄托着作者经世致用之志的“臣光曰”，那么这部书的影响力恐怕也不会那么大。同样的，今天再阅读郭廷以，除了惊叹其整理史料之勤，还应该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状况出发，分析郭廷以运用了哪些理论来展开近代史论述，这种论述体现了他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哪些看法。由此出发，或许更能看到郭廷以近代史论述的特色，体会他那一代人在历史变局中上下求索展开思考的曲折心路。

郭廷以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即“近代化的延误”。在他看来：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③]

之所以如此，究其缘由，郭廷以强调：“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功夫不够，尤其是知彼的功夫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剧危机之所以至成，均须于此求之。”[④]在《近代中国史纲》里，郭廷以正是按照这一观点展开历史论述。其中他特别瞩目于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包括西洋（以及日本）如何一步一步的冲击、蚕食、侵吞中国，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如何在世变面前进行思考与实践。可以说，中外关系的变迁实为郭廷以近代史论述的主线。他认为，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外人，“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⑤]

其实从1930年代开始，“近代化”逐渐成为时人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影响郭廷以至深的蒋廷黻，在其近代史论著里便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⑥]而随着二战后美国式社会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扩张，美式现代化论述更是风行一时，成为研究许多非西方地区发展史的基本分析视角，这在海峡两岸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关于“现代化”（或曰“近代化”）理论的要义，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可以参考，无需笔者在此多言。在今天的学界与文化界，随着后现代理论的流行、中国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过去中文世界里的现代化理论常被予以检讨。不少论者用一种源于后现代理论的“解构”话语，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在此框架下，许多过去被视为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遭到了各式各样的解构，甚至在近代这一时间段内，“中国”是一种怎样的形态，也出现了大量充满否定性的答案。犹有进者，过去被视为侵略者、破坏者的一些政治力量与宗教团体，被重新赋予不少华美的词汇。与之相反，近代屡遭挫折的中国，却被一些借助所谓后殖民理论的历史书写描绘成另一种面貌的“帝国”或“殖民者”。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不少近代史论著里的“中国”，呈现出甚为支离破碎的样态。

因此，今天重温郭廷以的近代史著作，或许可以关注一下他如何在中外关系的视角下分析中国与世界。按照现代化的理论，近代中国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冲击。如何认识这一点，关系到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认知。关于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蒋廷黻认为：“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⑦]在这里，蒋氏刻意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破坏给淡化，同时将左翼史学时常强调的帝国主义，定义成一种并非近代世界所独有的现象。或许这一点也正是明知蒋廷黻不断为蒋介石“新式独裁”摇旗呐喊，他的那本虽然只有数万字，却不断充斥着对“中山先生”、“伟大领袖”歌功颂德之辞的《中国近代史》，依然被今世喜好“普世价值”者不断赞誉的主要原因之一。

依笔者之见，在这一点上，郭廷以并不同于蒋廷黻。他虽然强调近代中国学习现代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但对挟这些知识与技术侵略中国的列强之行径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例如关于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势力曾参赞其中的史事，郭氏指出：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图，不打自招……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⑧]

又如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郭氏认为，日本在一战期间，利用列强无暇东顾，根据与北洋政权签订的借款协定之附加条件，大肆在中国展开经济侵略，使得中国微弱的重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而西方列强在一战结束后卷土重来，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复趋上升，致使中国本土经济难以发展。[⑨]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五卅运动，郭氏称之为“壮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⑩]由此可见，郭廷以充分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列强在中国所展开的各种帝国主义行径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主权的严重破坏，而近代中国人之所以要汲取新知，正是为了摆脱这般被侵略与支配的惨痛局面。

五卅运动

相似的，郭廷以在论述近代中国人一步一步认识西方的艰辛过程中，同样强调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换言之，所谓的“现代化”，是在维系中国领土完整性与政治主权独立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而非为了追求“现代化”，将这些因素忽视或损害。“中国”的存在与延续是“现代化”事业不断进行的基本前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列强不断压迫的情形下，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与独立而产生的政治理想与情感诉求，这是存在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当中实实在在的“时代感觉”，若不能完整、有效的把握这一时代风气，那么对于近代史的讨论或分析，都将难以进行全面地展开。

在具体的论述中，郭廷以不断体现这一基本思想。在分析洋务运动时，他认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倡导自强，不只是对内平乱，亦为对外自卫”。[11]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他指出“仇外当然不可，媚外尤为可痛，对于国家民族的伤害，更甚于有形的赔款、驻军。”同时指出列强对于中国自感高高在上，“今后采取的政策，仍是利用清廷为傀儡，满足各自的欲望，列强之间复尔虞我诈，变本加厉地侵略争夺。”[12]在叙述八年抗战中时，他更是强调“日本以空袭代陆上进攻，狂炸滥烧，以动摇中国战志，破坏经济建设，扰乱后方秩序。但是中国人民虽然血肉糜烂，室家为墟，对抗战终无怨言，反加深对日本的仇恨。”[13]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中国军民才能克服巨大的困难，坚持抗战，最终取得胜利。

长期以来，郭廷以及其近代史论著，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面，或者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意识形态氛围里，视其为后者的替代品。不过在对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认识上，以胡绳为代表的近代史书写传统，和郭廷以之间并无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大的差距。在胡绳看来：

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14]

当然，郭廷以和胡绳在对如何解决近代中国的时代困境的思考上依然存在不小的差异。胡绳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而郭廷以则认为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互动，可以促进现代化的进行。依他之见，“已经近代化的国家并无协助落后国家的义务，但如为人类久远的幸福着想，协同并进毕竟是相处的正道，亦为中国先哲的期望。退一步言，纵使不能积极的提携启迪，似亦不应阻挠、破坏，让落后者长期落后，永不能近代化。”他回顾历史，认为西方列强“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忽视文化与知识的工作，双方情意愈为阻隔，误会时起，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中国在相当条件之下，是绝对可以近代化的。”[15]郭廷以的这一观点，在最近20年的文化界与大众传媒领域，可以说是非常流行。

胡绳（1918年－2000年）

其实不必从学理上去回应郭廷以的这一主张，郭氏自己的学术行政经历就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张朋园先生曾对1960年代郭廷以与美国学界的互动往事进行详尽地研究。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之所以援助台湾，“是想建立一个非共的示范典型：非共的经济成长，非共的政治发展，非共的学术。”[16]同时美国目睹社会主义阵营日渐壮大，需要回答“中国这样古老的文明，何以轻而易举的就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土地改革者吗？美国人至此才亟起研究中国。”[17]可见，所谓的文化上的交流，背后离不开西方列强在不同时期进行全球扩张、划分势力范围。如果忽视这一点而单纯谈论双方如何做到“情意不阻隔”，未免有些流于空想。就此而言，今日不少高高在上摆出一副“价值中立”的历史书写，其基本立场真的就那么“中立”吗？在不断将郭廷以史论中所蕴含的基本前提粗暴解构之后，所欲达到的目的，究竟是超越所谓“国族论述”，还是为另一个彰显着霸权色彩、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充满敌意的“国族论述”，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摇旗呐喊、添油加醋？郭廷以曾回忆一位友人，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热爱他的国家。”[18]其实，郭氏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虽今日俗谛横行，又焉能泯其初衷？

参考文献：

[①]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张晓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178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小记第1页。

[③] 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载《近代中国的变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④] 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载《近代中国的变局》，第3—4页。

[⑤]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1页。

[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载《中国近代史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页。

[⑦]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载《中国近代史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9页。

[⑧]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226—227页。

[⑨]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88页。

[⑩]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413页。

[1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145页。

[1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263页。

[1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533页。

[1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胡绳全书》，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再版序言第10页。

[15] 郭廷以：《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载《近代中国的变局》，第78、79页。

[16] 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7年版，第76页。

[17] 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第61页。

[18] 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著

中华书局，2018年1月

页数：611 定价：78.00元

ISBN: 9787101127812

《近代中国史纲》从公元3世纪的中外交通谈起，简述数千年来的局势变化，归结于世变前的中西情势。进而历述近代中国的震荡、动乱与嬗变。书中详述了西力东渐之后中国政局变化全程，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内容包括：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西力冲击、忧患中的自强运动、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改制维新与排外、清倾覆前夕的内外情势、辛亥革命、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军阀恣睢、再革命、两种内战、安内攘外、八年抗日战争及中国大陆政权的改变等。书内附有精美地图24幅，书后并有补充阅读书目。本书不是史实的堆积，章节编纂都有作者匠心苦心在内。作者以冷峻的视角看纷繁复杂的历史，寥寥数语即能将历史的发展、影响交代得清晰明了。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前任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正直学校、中央大学。1949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后创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料究所，任所长。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曾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访学，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代表作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

该书为郭先生1969年赴美访学时撰写，历时四年完成初稿，其后多次修订，逝世前仍增补多处。

“郭先生谦称这部多达六七十万字的巨作是史纲，其内容却记述了近代欧美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把焦点放在19世纪后中国面临三千年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改革，力图迎头赶上欧美的历史，以及在求新求变历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难、挫折和失败，下迄国民党虽经两次革命，最后在国共竞争中被驱离历史舞台的经过。在前后长达约四百五十年的时段里，从高屋建瓴的全局观点，不但强调国际关系、政治格局、战争经过和思想流变等各个面向，也注意社会经济等其它方面的世变。郭先生自谦此书并非学术著作，但正因为没有繁琐脚注，可让读者充分领略其价值。”

——著名历史学家 陈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