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遗产工作坊第二期】 高丙中教授——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如火如荼;放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下看,其他在物质文明上逊于英法的民族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都竞相通过建构自身民族的文化加强集体认同感。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响应,不但帮助中国跨过了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关口,也在文化维度理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非遗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文化调节机制,在学术理路上是如何起承转合的?怎么从逻辑上打通公共文化概念内部的任督二脉呢?
3月3日,“中法文化遗产工作坊”在萧放教授的主持下迎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高丙中教授就上述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高丙中教授讲座中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对中国的意义
首先,高丙中教授回顾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出现的文化危机,这就是社会的文化与国家正式承认的文化之间沟通机制缺位的问题。以西来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占据了国家的主流话语权,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则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既得不到国家的承认,也被公众视为没有未来的落后现象。这种社会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区隔,成为中国建设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障碍,也极大增加了社会沟通的成本。
在介绍了这个时代背景之后,高丙中教授顺势指出,中国的民间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其中包含了诸多文化事象的关键性质变:在此过程中,民间的成为了公共的,排他的称为兼容的,私人的成为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借此契机,民间文化进入体制的话语当中,具有了未来性。
通过描述民间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的经验事实,高丙中教授循循善诱,进一步推导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的内在学理依据。
二、文化概念与非遗
在讲座当中,高教授使用了一个精彩的类比,将文化的运作机制,比做人类学和民俗学调查中经常见到的萨满仪式:如同萨满只用几件法器和铃声,就召唤出一个迥异的、神圣的世界,人们用有限的、独特的、具体的文化事象,就可以召唤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抽象的文化。
萨满仪式
首先,高丙中教授从发生学的角度,介绍了文化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以及文化概念与德国、芬兰、日本、韩国等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高丙中教授深刻阐述了文化如何构成一个民族认同的策略、帮助新兴国家完成身份认同过程。
接着,高丙中教授剥茧抽丝,从文化概念内部抽象出一系列关键特性,包括代表性、社会再命名、多样性等。一项民间文化完成从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其中包含了多项核心意涵。这些核心意涵的转化端倪,均包含在以上一系列文化的关键特性当中。正因为如此,这种转化的机制才得以顺利过渡。
三、公共文化与非遗
为了形象描述从民间文化到非遗的转换,高丙中教授将之比喻为穿上了毛衣的毛衣女。这种转化不依靠民间文化自身的力量主导,那么,这件民间文化的毛衣是什么呢?
毛衣女
高丙中老师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尚未得到完全重视的代表性与非物质性。代表性带动了文化事项共享范围的变化,而非物质性则让共享的可能性和社会接受度得到了广泛认可。
最后,高丙中老师概括了公共文化的特性,并从公共文化的角度阐释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高丙中老师将箴言中描述的三个阶段放在跨越现代、后现代、人类未来的超长时间轴线上,认为非遗所倡导的共享性、多样性,指向了人类未来新的文明时代。
杜杰庸博士
顾问:萧放 朱霞
指导教师:鞠熙
撰稿:王宇琛
图文编辑: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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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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