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朝鲜关系一直很好吗？

内容提要：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索征/朝鲜“别贡”/

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朝鲜谨守事大之礼，每逢明朝节庆日，皆遣使奉表朝贺，贡献方物。朝鲜向明朝所贡的方物，分为“常贡”与“别贡”。“常贡”，通常每年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四次。而“别贡”，为临时性的，进贡时间与所贡物品不固定，完全取决于明室需要或皇帝本人嗜好等。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中朝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

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是沿袭元朝的旧习。元朝时曾向高丽不时索征处女。《高丽史》中有许多元向高丽索征处女的记载。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高丽遣“上将军车信押处女十七人献于元”[1]卷30,《忠烈王世家》。大德四年（1300）五月，高丽遣上将军高世如元献处女。七月，高丽国王“诣阙献童女二”[1]卷31,《忠烈王世家》，等等。元朝索要高丽处女者，有皇帝、太后、诸王、高官等。至大元年（1308），元遣宦官以太后命选童女[1]卷31,《忠烈王世家》。大德五年，安西王阿难答“求童女”[1]卷32,《忠烈王世家》。至大三年（1310），元丞相脱脱求童女[1]卷33,《忠宣王世家》。元朝每次向高丽索要的处女，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高丽王室为保证数量，在元索征处女时，往往下令禁止民间婚嫁，违者要惩处，甚至规定民间婚嫁须向官府申报。高丽被征索到元朝的处女，或做人妻妾，或为侍婢，最后老死他乡。因此，元朝索征处女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

明朝沿袭了元朝的这种旧习。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有意与朝鲜联姻，由于朝鲜态度暧昧，后来发生“表笺事件”，两国关系紧张，此事不了了之。朱棣即位后，也曾表达过与朝鲜王室通婚的意愿。但李朝太宗李芳远不表态，暗地里却匆忙将公主嫁人。对此，李朝大臣不解其意。永乐五年（1407）六月，永乐帝派遣宦官黄俨出使朝鲜时，李朝大臣想通过黄俨请求永乐帝，“以帝女为世子妃”[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太宗国王却不同意世子与明通婚，并派人转告黄俨，说世子已结婚。大臣们疑惑不解，私下议论，太宗国王盛怒，“命下狱鞫之”[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并向大臣道出其难言之隐：“结婚中国，予所愿也，而虑夫妇相得，人情所难。又必中国使臣往来络绎，反扰吾民矣。昔奇氏入为皇后而一门杀戮无遗，安足保乎”[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接着，又私下对近臣说：“世子未婚而予汲汲与使臣言已婚者，正恐其联姻上国也。倘若许婚或非帝女，虽或亲女，语音不通，非我族类，而恃势骄恣，压视舅姑，或因妒忌，片言只辞，私通上国，不无构衅”[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可见，太宗国王不愿与明朝联姻是汲取高丽王朝与元朝联姻的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李朝太宗国王不愿与明联姻，但明廷令朝鲜“别贡”处女却无法拒绝。永乐六年四月，陪从李朝世子访明归国的宦官黄俨等一到朝鲜，就向太宗国王传达永乐帝的圣旨：“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太宗国王听后叩头说：“敢不尽心承命”[2]卷15,太宗八年四月甲午。于是，朝鲜专置进献色官，“采童女，禁中外婚嫁”[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同年七月，宦官黄俨与李朝议政府官员赴景福宫同选从各地选来的处女。黄俨一看，所选之女“无美色”勃然大怒，“挫辱任事者”[2]卷16,太宗八年七月戊申。太宗国王无奈，又分遣各道巡察司进行重选。他严令各道巡察司说：

前者不肯用心推刷，多有漏报者，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帖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2]卷16,太宗八年七月己酉

经过朝鲜各道巡察司挑选，最后由黄俨精心选定5名女子。她们分别是工曹典书权执中、仁宁府左司尹任添年、恭安府判官李文命、护军吕贵真、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是年十一月，这5名女子，由父兄伴送，加上从者12人，火者（阉人）12人，以艺文馆大提举李文和为进献使，随明使黄俨前往京师。而李朝太宗国王为掩人耳目，“不欲名言奏进处女，故使文和若赍进纸札然”。当这些女子启程时，“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

明廷从朝鲜所征的这批处女入明宫后，权氏最受永乐帝宠爱，封为显仁妃。其兄权永均被任命光禄寺卿，秩三品。“赐綵缎六十匹，綵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2]卷17,太宗九年三月甲申其余处女之父也“皆封爵有差”[2]卷17,太宗九年三片甲申。任氏父任添年为鸿胪卿，李氏、吕氏父李文命、吕贵真分别为光禄少卿，秩皆四品。崔氏父崔得霏为鸿胪少卿，秩五品。“各赐彩段、金银、鞍马、衣钞。”[2]卷17,太宗九年三月甲申权氏兄在京师期间，受到皇帝厚待。永乐七年四月，权氏兄归国之际，永乐帝将其召入内殿，对其说：“除汝崇班，欲令近侍。然尔妹在此，尔亦不还，老母当有不虞之情矣。命尔还国，往谨乃心，恭事国王，尔不闻古事欤？毋以怠荒，累及朕躬。”[2]太宗九年闰四月乙丑权氏兄叩头辞谢。

永乐七年五月，永乐帝又派太监黄俨、监丞海寿、奉御尹凤等携带其敕谕来朝鲜征处女。黄俨向太宗国王口宣圣旨说：

去年你这里进将去的女子每（们），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看你国王敬心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多便两个，小只一个，更将来。[3]第一册,237-238

李朝太宗国王只好照办。又“置进献色，禁中外处女婚嫁”[3]第一册,238。最后选中了前知宜州事郑允厚之女等二人。八月，李朝遣户曹参议吴真赴京奏报。《李朝实录》载：“奏选就女子二名，待候进献，并为上王求药物。以黄俨曾言，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故也。”[2]卷18,太宗九年八月丁未翌年十月，永乐帝派太监田嘉禾、少监海寿携带赐给朝鲜太宗国王的綵绢、银两等，前来迎接所选郑氏之女[2]卷20,太宗十年十月丁未。

永乐帝对所选郑氏之女颇为宠爱。其父郑允厚被任命为光禄少卿。包括上次所选之女的父兄都“赏赐有加”。《李朝实录》太宗十一年（永乐九年）四月壬辰条载：

（刑曹判书）林整赍来礼部咨文曰：“奉圣旨：光禄寺卿权允均、少卿郑允厚、吕贵真、李文命、鸿胪卿任添年、少卿崔得霏合得的俸，因路远关不将去，着王就本国关与他。钦此。”今开：光禄寺卿月俸二十六石，少卿一十六石，鸿胪寺卿二十四石，少卿一十四石[3]第一册,250。

永乐十五年，明廷又向朝鲜索征处女。是年四月，李朝贺正使通事元闵生从京师带回永乐帝索求处女的密旨。李朝又置“进献色提调，遣人于各道选处女”[2]卷33,太宗十七年四月甲子。经各道、府、州、县文武两班的精心拣选，选中奉善大夫宗簿副令黄河信17岁之女和中副司正韩确之妹。八月，二女由侍女各6人，火者各2人及两兄陪随，同黄俨等前往京师。时“路旁观者，莫不垂涕”[3]第一册,275。由于路途遥远，旅途劳累，黄氏出了问题。其实，就在黄俨选女时，就发现黄氏姐夫金德章一直心神不定地守在窗外，被黄俨责骂驱走。及前往京师途中，黄氏得了腹痛之病。“医用诸药皆无效”，每天夜里从婢必须以手摩动其腹，“一夜小便时，阴出一物，大如茄子许，皮裹肉块也”[4]卷26,世宗六年十月戊午。至此，方知黄氏不是处女。经审问，黄氏交待，曾与姐夫金德章邻人皂隶私通。当永乐帝得知黄氏非处女后勃然大怒，认为朝鲜犯欺君之罪，要严惩太宗国王。其宠妃韩氏哭求道：“黄氏在家私人，岂我王之所知也。”[4]卷26,世宗六年十月戊午永乐帝觉得韩氏所说不无道理，遂放弃惩治太宗国王的想法，将黄氏交给韩氏，令其发落。

永乐帝向朝鲜索征处女，属皇帝个人隐私，故皆派心腹宦官秘密进行。永乐七年八月，宦官黄俨曾对李朝太宗国王说：“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故也。”[2]卷18,太宗九年八月甲寅当永乐帝得郑允厚之女后甚是欢心，派黄俨以赐给太宗国王药物为名前来感谢郑氏。黄俨传达永乐帝圣旨时说：“帝更求有姿容处女，其得郑允厚女不令朝官知，若托以答王求药物也。今赐药物，实报郑氏之赴京也。”[2]卷22,太宗十一年八月甲辰永乐帝为满足个人私欲，多次向李朝索征处女，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

宣德帝即位后，仍向朝鲜征索处女。宣德元年（1426）三月，太监尹凤前往朝鲜，口传宣德帝圣旨：“你去朝鲜国对王说，年少的女儿选下者，等明春著人去取。”[4]卷31,世宗八年三月丙午李朝世宗国王只好从命，令“京外禁婚，置进献色”[3]第一册,330。翌年五月，朝鲜共选出都总制成达生等之女7人；还有“执馔婢子十人”[4]卷36,世宗九年四月癸未。这次太监尹凤等所选处女中，有韩永叮之季女，其“长女选入太宗皇帝宫，及帝崩，殉焉”[4]卷36,世宗八年五月戊子。因其季女貌美，这次又被选中。时此女正在病中，兄韩确给其送药，她拒不服药。说：“卖一妹富贵已极，何用药为？”边说边用剪刀划开装有服饰的包裹，“尽散藏获家财于亲戚”，以示抗争[4]卷36,世宗八年五月戊子。宣德三年十月，所选处女随明使尹凤、昌盛等赴明。李朝派进献使总制赵从生、韩氏亲兄光禄寺少卿韩确偕行。都人士女望见韩氏之行，皆叹息曰：其姊“韩氏为永乐宫人，竟殉葬，已可惜也。今又往焉”。甚至有垂泣者，大有“时人以为生送葬”之感[4]卷42,世宗十年十月壬午。翌年四月，韩确奉命出使明朝，这些在明宫的女子皆将“书（信）及剪发藏之重囊”，让其带给家乡父母。“书中之辞，皆叙其艰辛过活之意。亲及兄弟见之，涕泣曰：‘平生相见者，惟此发耳’。”[4]卷44,世宗十一年四月丁亥可见，明帝为索求朝鲜处女寻欢作乐，完全置朝鲜民众痛苦于不顾。

明廷向朝鲜征索“处女”，宣德以后明显减少，至正德皇帝崩而终止。

二、明朝向朝鲜索征“火者”

“火者”，即阉人。《高丽史》载：“高丽阉人其本系非氓则贱隶也。高丽不用腐刑，在襁褓为狗所啖者皆是，但备宫闱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参官。”[1]卷122,《宦者》元世祖时，曾向高丽征阉人数名，充当内侍。后来有的阉人被元朝任官后，“奉诏来使，复其家，官其族，恩宠至厚”。于是“残忍侥幸之徒转相慕效，父宫其子，兄宫其弟。又其强暴者，小有愤怨，辄自割势。不数十年间，刀锯之辈甚多”[1]卷122,《宦者》。

明朝向朝鲜征索火者，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是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派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丽、普化等前往朝鲜索征火者。[1]卷137,《辛禑传》洪武二十四年四月，朱元璋又遣前元中政院使韩龙黄、秃蛮等赴朝鲜，谕恭让王：“更于各官处需阉人二百名。”[5]卷1,恭让王三年四月己卯洪武二十七年五月，朝鲜“献阉人五名于帝”[5]卷5,太祖三年五月戊午。

永乐年间，是明廷向朝鲜索征火者最频繁的时期。永乐元年（1403），朱棣即位不久，就派内史韩帖木儿去朝鲜，向李朝太宗国王宣谕：“选年少无臭气火者六十名以遣。”[2]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乙亥十一月，使臣韩帖木儿回国时，“率被选火者三十五人而赴京也”[2]卷5,太宗三年十一月庚申。然而，永乐帝对朝鲜所贡火者很不满意，他给朝鲜的圣旨中说：“是中有不干净的，还交领回去。说与国王，别选几个好的来。”[3]第一册,199永乐五年八月，内史韩帖木儿、尹凤等又奉命前往朝鲜索征火者。韩帖木儿口宣谕旨：“朕取安南火者三千，皆昏愚无用，惟朝鲜火者明敏，可备任使，是用求索。”[2]卷14,太宗七年八月丁亥谕旨中没有明言火者的数量，太宗国王就此询问明使。韩帖木儿答道：若“有定数而国王不能充额”，则恐伤国王对皇帝至诚事大之意[2]卷14,太宗七年八月丁亥。太宗国王私下问：“帝意如何？”韩帖木儿说：“不下三、四百”。太宗国王听后，莫名惊诧，无奈地说：“此物无种，岂可多得！”[2]卷14,太宗七年八月丁亥可见，明廷火者之征已成为朝鲜的一大负担。是年十月，韩帖木儿回国，朝鲜派吏曹参议金天锡“管押刷出火者金安等二十九人随赴京师”[2]卷14,太宗七年十月丁亥。翌年十一月，太监黄俨等又向朝鲜征索火者12人以及处女5名，从者12名[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永乐十七年（李朝世宗元年）正月，李朝世宗国王李裪即位，明廷派黄俨偕正使光禄寺少卿韩确、副使鸿胪寺丞刘泉“持节奉诰命来锡王命”。册封仪式刚一结束，黄俨就向朝鲜宣谕永乐皇帝圣旨，向朝鲜“求火者四十人，并佛经纸二万张”[4]卷3,世宗元年正月甲子。刚受明廷册封的世宗国王只好极力逢迎，于是年二月，遣使臣元闵生赴明进献火者20人，还有纯白厚纸18000张，纯白次厚纸7000张[4]卷3,世宗元年二月丙戌。八月，明廷派使臣内官海寿等前往朝鲜册封世子，并索征火者。九月，李朝派佥知司译院事裴蕴等押送24名火者赴京[4]卷5,世宗元年九月丙戌。

宣德朝明廷仍向朝鲜征索火者。从《李朝实录》记载看共有三次：第一次为宣宗即位第二年。这年三月，宣宗帝派宦官昌盛、尹凤、白彦三使到朝鲜，求索火者、处女。三使皆朝鲜籍宦官，其中白彦为朝鲜水原人。他借机回乡省亲，家乡深受其害。李朝判书许稠等在上书中云：“白彦水原来往，非独水原废农，旁近各官皆受其害。请招致其母，赐第于京，则可除一道之弊。”[4]卷35,世宗九年三月丙辰七月，白彦等回国，朝鲜派遣中军都总制安寿山赴明，进献火者10人。另有，处女7人，执馔女10人，女使16人[4]卷37,世宗九年七月丙午。第二次为宣德三年，明使昌盛、尹凤等选火者6人。即金城人金儒、广州人廉龙、信州人郑同、保宁人朴根及郑善、金安命等。他们随从处女韩氏一同入京[4]卷42,世宗十年十月辛巳。第三次为宣德四年，明使昌盛、李相等征索“火者六名，会做茶饭的妇女一十二名，学乐的小妮子八名”入京[3]第一册,350。

宣德以后，明廷向朝鲜索火者明显减少。景泰七年（1456）一次，征索金上佐、林三淳、姜习、尹长守、白达同、林守、徐福山、李今同、朴福贞等9人[3]第二册,497。成化十九年（1483）一次，索征19人[3]第二册,691。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派遣金义等往朝鲜索火者、处女。不久武宗崩，世宗即位，诏罢之。

以上所述，从洪武到正德，明廷一直向朝鲜征索火者，尤其是宣德以前颇为频繁。时，明皇宫内充斥朝鲜宦官，日夜伴随皇帝左右。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经常代表明朝出使朝鲜，如上文中提到的尹风、郑同等都是明朝从朝鲜征索的火者。

三、明朝向朝鲜索征“鹰贡”

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的“鹰贡”盛行于宣德时期。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派使臣尹凤前往朝鲜，要求朝鲜进献海青鹰子。李朝大臣认为“鹰贡”属于“非常之贡物”，不宜进献。如赞成权轸上奏说：“海青捕获未可期必，虽获亦易死，今若进献，继之为难。后日来求之弊，不可胜言。今宜以非我国所产为辞奏达，以杜后日之弊。曾闻中国以捕海东奔走诸路，恐其弊将至于我国。且求鹰非独民受其弊，正是皇帝之不德。逢迎成就，岂陈善闭邪之义？”[4]卷33,世宗八年九月己未世宗国王基于“事大”考虑，不得不进献。他说：“皇帝已知产于我国，不可诬也。民间之弊，予亦知之。然以大义言之，民间有弊其事轻，事大不诚其事重。若其责难陈善，非予之职，外国藩王，固无谏诤之义。”[4]卷33,世宗八年九月己未翌年二月，世宗国王令朝鲜图画院“摸画各色鹰子分送于各道，使之依图捕之，以备进献”[4]卷35,世宗九年二月丁丑。并颁布赏令于各道。“捕获者赏职：无职人初授八品，有职人超一等，贱人则给米五十石。”[4]卷37,世宗九年八月戊午同年八月，李朝派进鹰使李伯宽赴京进献，“鸦鹘十连，黄鹰二十连，皂鹰六连”[4]卷37,世宗九年八月戊午。十月，遣进鹰使李思俭赴明进献海青一连、黄鹰五连。十一月，又进献鸦鹘四连、海青三连[3]第一册,337－339。宣德三年十一月，李朝进献海青三连、陈鹰二连[4]卷42,世宗十年十一月庚申。宣德四年七月，进献鸦鹘三十连、黄鹰十连、皂鹰四连、大狗四十只[4]卷45,世宗十一年七月癸亥。为此，是年九月，明宣宗在给朝鲜世宗国王的敕谕中说：“王比遣使进海青、鹰犬，足见王之诚意。使回，赐王磁器十五卓。”[6]卷58,宣宗四年九月丁卯

明朝索求鹰贡，给朝鲜造成沉重的负担，地方官民暗中抵制，因而所贡之数往往不能满足明廷的需要，致使明廷派人直接前往朝鲜采捕。宣德六年八月，明宣宗敕谕朝鲜国王曰：“今遣内官昌盛、尹凤、张童儿、张定安等率领官军一百五十员名往毛怜等卫采取海青、土豹等物。敕至，王即遣的当人护送，从朝鲜后门取路前去。所用粮食，烦王供给。如或天道寒冷，合用衣鞋之类，并所采海青、土豹等物回还，缘途合用肉食喂养，王亦从宜造办与之，就令人护送出境。”[4]卷53,世宗十三年八月辛亥宣德皇帝为捕鹰事，还敕谕居住朝鲜的猛哥帖木儿“即令部属人等采取海青、土豹等物差人进来，仍差人护送至朝鲜后门，交付内官昌盛等一同将来”[4]卷53,世宗十三年九月乙酉。这种大规模到朝鲜的捕鹰活动，使朝鲜深受其害。朝鲜大臣金宗瑞气愤地说：采捕大军“经过郡邑，多作民弊。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连年出来，重困吾民，深以为恐”[4]卷53,世宗十三年八月壬子直到。宣德十年正月，宣宗皇帝驾崩，这种采捕活动才暂告停止。

明英宗即位后，仍有鹰贡之求。据《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二年（正统五年）九月条载：

传旨咸吉、平安道各官守令曰：朝廷进献松鹘捕捉事，去丙午年传教行移。臣民等不体予意，或怀奸诈，或不用心，所捕获松鹘罕少。皇帝知此事由，差内使率领呆捕军人，所捕颇多，予甚耻焉。且本国受弊不可胜言。今上皇帝曾不差人捕捉，只令本国采捕进献，诚本国之幸也。如或似前不捉，前日之弊，必复作矣。其体予至怀，尽心布置，多方捕捉，不吝重赏。[4]卷90,世宗二十二年九月癸亥

世宗国王所云“丙午”年，是指宣德元年明廷令朝鲜鹰贡之事。由于地方臣民暗中抵制，所贡之物不足额，致使明廷派宦官昌盛等率军人到朝鲜亲自采捕，一方面使世宗国王有失“事大”之体，同时也使朝鲜“受弊不可胜言”。这次英宗帝不派人亲自采捕，“只令本国采捕进献”，朝鲜认为是“本国之幸也”。因此，要求地方官员“尽心布置，多方捕捉，不吝重赏”。十一月，世宗国王又传旨各道：“有能多捕进献松鹘者，随宜欲加恩赏，每当翌年正月，承政院考其所捕多少以启”[4]卷91,世宗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鹰贡之物，属珍禽奇兽，捕获甚难。为了能向明廷交差，尽“事大”之诚。朝鲜议政府甚至建议，按《高丽史》所记，“献鹰中朝，明有前规”立法，以资劝惩[4]卷96,世宗二十四年四月庚子。世宗国王接受此建议。

至明英宗天顺年间，除鹰贡以外，明廷还要求朝鲜进献白雉、白鹿。成化初年还进献白鹊。这种情况不仅朝鲜感到是一项沉重负担，就连明帝也认为不体恤民情。成化三年三月，成化帝给朝鲜的敕书中云：

去年十月王遣金永濡进白鹊一只，十二月遣赵瑾进海青二连，又遣崔敬礼进海青一连。三阅月之间，三次进贡，王之勤诚，固为可见。然朕即位之初，已诏各处不许进贡花木鸟兽，况白鹊瑞异之物，海青羽猎之用。朕以稽古图治为用，得贤安民为瑞，于瑞物、羽猎淡然无所好焉。今于王所献，置诸闲处而已。劳王诚恳，良非敬上之所宜，今后勿复尔也。只宜遵守常礼进贡。况王罗致此物，岂不劳民，取其叹怨，亦非恤下之所宜矣。[7]卷41,世祖十三年三月乙亥

成化四年，宦官姜玉出使朝鲜要求朝鲜进献土豹、黄鹰等物。朝鲜以成化帝“前降敕书辞甚严切，今不可又进珍禽异兽也。若又进，则中国恐贱我国也”[7]卷46,世祖十四年四月辛亥，婉言拒绝。

应该指出的是，明前期大规模的鹰贡活动，并非完全出自明帝的意愿，往往掺杂皇帝身边宦官的私欲。宣德七年十一月，朝鲜派使臣进献鹰等，宣宗皇帝就曾上谕礼部：“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今乃献松菌及鹰，菌，食物也；鹰，何所用？珍禽奇兽，古人所戒。事谕其使，自今所贡，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6]卷96,宣宗七年十一月辛未如果像宣宗帝所说，鹰贡并非其所愿的话，那么向朝鲜索求鹰贡作俑者就是明廷的中官：“虽假处女、鹰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4]卷41,世宗十年八月丙戌

四、“别贡”给中朝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

明前期明廷向朝鲜征索的“别贡”，是在宗藩关系体系下，宗主国明朝对藩属国朝鲜的强行征索，是一种强权行为，它严重地影响了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首先，它破坏朝鲜的正常社会秩序，给朝鲜带来沉重的灾难。前文所述，明廷每次向朝鲜征索处女，朝鲜都专设“进献色官”，“禁中外婚嫁”。所征女子赴京时，“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处女到明宫后，供明帝使唤玩弄，最终结局多十分悲惨。据《李朝实录》记载：永乐帝驾崩时“宫中殉葬者三十余人”，其中朝鲜女子韩氏、崔氏皆在殉葬之列。当时的惨景是：“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韩氏临死时，依恋不舍地对其奶娘说：“‘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3]第一册,321故被选处女一旦踏上赴京之路，如同踏上黄泉路，“时人以为生送葬”[4]卷42,世宗十年十月壬午。明廷向朝鲜征索“火者”同样也是朝鲜沉重的负担。当朝鲜听太监尹凤等传达永乐帝谕旨，要向朝鲜征索火者300至400人时，太宗国王莫名惊诧，无奈地说：“此物无种，岂可多得”！[2]卷14,太宗七年八月丁亥对朝鲜来说，与“处女”、“火者”之贡相比，“海青捕获最难，缘此外方之民，骚扰莫甚”[3]第一册,344。而作为属国朝鲜明知“骚扰莫甚”，岂敢有违，只好曲意逢迎。“皇帝为其使于眼前而求之如此，不从其命，无乃不可乎？”[4]卷32,世宗八年四月戊辰是朝鲜国王内心苦衷的真实流露。

不仅如此，明廷在征索上述“别贡”时，均派遣朝鲜籍出身的宦官为使节。这些宦官有的是元末从朝鲜征索而来，更多的是明初从朝鲜征索而来。他们作为皇帝的内臣，掌皇宫库藏，对皇室所需极为清楚。更主要的是他们原本出身朝鲜，语言便于沟通，对故国物产了如指掌。他们除代表明廷征索外，还借机营己私利，中饱私囊。“假处女、鹰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4]卷41,世宗十年八月丙戌令朝鲜深恶痛绝。前文所述，永乐年间多次出使朝鲜的宦官黄俨，“私自置市而罔市利，今日求某物，明日又求某物，至于伴人亦如此。若貂皮、麻布、席子、纸地、人参，至于酢酿，无所不求。有司不堪，上曲从之。转输之丁至于千余名”[2]卷34,太宗十七年八月丙戌。而宣德时期出使朝鲜的宦官昌盛、尹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宣德三年七月，宦官昌盛等借出使朝鲜之机，携带大量私货进行贸易活动，令李朝君臣为之惊诧。李朝世宗国王说：“常闻太宗时，使臣黄俨纵欲求请，人皆曰贪。然俨因人讽晓，不能直达。今昌盛则贪求无厌，因予使人，颇多请之。前请未遂，又从而求。昨日既受鼠皮、白纸，又求鹿皮百张。看此气象，难得之物亦必求之。难以应矣。”[3]第一册,342李朝官员左议政黄喜也说：“今昌盛之来，赏赐之柜但六，自己之柜百余。人谓（黄）俨为多欲，然其私柜，多不至三、四十。今盛之柜倍蓰于俨，使臣贪利者无如此人。”[3]第一册,342昌盛仰仗权势，贪得无厌，稍不如意，就大打出手。世宗国王气愤地说：“今昌盛求请无厌，一有不快于心，辄鞭笞朝官，其为凌辱甚矣，何以处之？将忍辱而依旧待之乎？据义而直言责之乎？”议政大臣认为：“昌盛无知宦寺，不计礼义，耑肆贪欲者也。今虽据义责之，必不忏悔，徒增愤怨矣。若含愤积憾，妄诉朝廷，则以外国而一一辩明，难矣。安知不为异日之大患乎？莫若忍辱，优待以遣。”[3]第一册,349而使臣尹凤贪欲与昌盛比毫不逊色。宣德四年七月，尹凤回国时，“求情之物二百余柜，每荷一柜用八人，荷柜军自太平馆至沙岘，络绎不绝，使臣求索之多，未有甚于此时也”[4]49,世宗十二年七月庚申。

这些宦官不仅营己私利，中饱私囊，还为其族亲谋取非法利益。永乐元年五月，宦官朱允端、韩帖木儿奉圣旨回家乡。朱允端“回自其乡”后，要求朝廷授其“族亲六十余人职”，太宗国王只好“从允端之请也”[2]卷5,太宗三年五月己亥。他们得寸进尺，又要求升林州郡为府，升金堤县为知州。因“林州，朱允端之乡；金堤，韩帖木儿之乡”，李朝只好“从其请”[2]卷5,太宗三年五月丙午。宦官田畦、裴整在出使朝鲜将要返回之际，也提出：“吾等明日欲还，愿今日除官”，太宗国王不得已“除田畦、裴整之族二十余人官爵”[2]卷6,太宗三年十一月乙酉。李朝对这些朝鲜出身的明廷宦官极为憎恶，对明廷派他们出使朝鲜极为不满。“时帝遣使皆用我国阉人，使臣到国传命讫，即归其乡，狂悖类此，州郡苦之”[5]卷5,太祖三年五月戊午。

其次，明朝向朝鲜索求“别贡”，不仅给朝鲜带来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明朝在朝鲜的形象。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对明朝的供奉极力应承，谨守事大之礼。“每岁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8]卷105,《主客清吏司·朝贡朝鲜》。朝鲜例行的常贡，一年通常四次，即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所谓“贡献岁辄四五至焉”[9]卷320,《朝鲜传》。此外，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朝贡，如谢恩、进贺、陈慰以及进献特殊贡品，“率无常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10]卷1,《朝鲜》。这是朝鲜对明朝谨守事大之礼的真实写照。而明朝自恃天朝大国，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居，对属国朝鲜无休止地索征“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损害明朝在朝鲜心目中形象。朝鲜甚至怀疑，“中国谓本国有礼义，今进献，则中国岂无非之者，何以处之”？[3]第一册,第330页当世宗国王得知，明廷所派宦官在朝鲜索征未得到满足，甚至对李朝官员大打出手，气愤地说：“吾以至诚待彼，凡所求索，无不曲从，赠与之物动计千百。今以不义辱我边将，其贪婪无耻，至于如此！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4]卷21,世宗五年九月乙巳并尖锐地指出：“自古天下国家之乱，由于宦寺。奉使而来者皆此辈也，则上国之政可知也。”[3]第一册,365—366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可见，明廷派宦官向朝鲜索求，损害了天朝大国的形象。对此，明朝官员也有清楚的认识。嘉靖二十四年（1545），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刘廷指出：“遣使赐祭加爵，前此多用太监等官充之。以此诏谕遐方，囊箱之狼戾，道途之驿骚，姑未暇论，其如国体何哉？……故朝鲜有：‘一接太监，数年穷困’之谣”。他建议“今后奉使朝鲜，推举翰林院、六科、行人司行人数员请旨简用，仍限俟事出郭，不许迁延游宴及多带私人、私杠等项。如违，听巡按御使查参究治。庶宿弊可厘，而于皇上正大光明之治，亦或少裨于万一也。缘系慎简使臣以尊国体，以怀远邦事理。”[3]第四册,1389—1390嘉靖帝对此上疏十分重视，采纳了其建议。嗣后出使朝鲜多派文臣，很少再派宦官。对此，朝鲜方面有切身感受，“大抵文臣出来，则杂物甚简；太监出来，则杂务甚繁”[11]卷76,中宗二十八年十月戊寅。

第三，朝鲜与明宫中朝鲜宦官之联系，对中朝两国关系的影响。从洪武到正德，明廷向朝鲜多次索求火者，仅宣德以前竟达12次，入明火者的人数达一百六七十人。这些充斥皇宫内的朝鲜宦官，日夜陪伴皇帝左右，且常以其为出使朝鲜的使节。如喜山、尹凤、郑善、郑同等，都是从朝鲜征索的火者。如前所述，宣德以前明廷几乎年年派遣这些朝鲜宦官作为使节，出使朝鲜。景泰、成化以后，虽亦有之，但远不如宣德以前。嘉靖以后，出使多为朝臣，宦官极为有限。所以自景泰以后，朝鲜就多以在明宫中朝鲜宦官之族亲为使臣，入明后，多方联络宫中朝鲜宦官，甚至采取贿赂的手段，以便得到朝鲜宦官的照应。成化二年（1466），朝鲜就遣尹凤弟重富之子尹吉生作为使臣入明朝贡[7]卷38,世祖十二年四月癸卯。成化二十三年，死去的李朝府院君韩明浍，既是明宪宗宠妃韩氏之兄，又与明廷得势的宦官郑同关系甚密。史载：其“历仕至领议政，为四朝重臣，屡奉使朝京，附老宦郑同，多以所赍私献于帝，副介莫敢止之”[3]第二册,709。他每次出使明朝都能如愿以偿的秘诀，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明廷宦官、皇帝大肆行贿。正如李朝大臣金踬所云：“臣闻中朝太监权重，礼部、翰林院皆从其言。若与太监族亲俱往，因缘开说，事或可成。”[3]第二册,616正德二年（1507），李朝贡使卢公弼所云更是一针见血。他说：“太监李珍及序班崔瑛、李相等，我国凡事极力图之，苟非此人，则难以成事矣。其赠遗之物，不可无也。”[11]卷3,中宗二年八月癸巳可见，在朝的宦官对朝鲜的请求，有求必应，是贿赂的结果。朝鲜使臣甚至与宫内朝鲜宦官相互勾结进行贸易活动。史载：李朝使臣“凡赴京之行，贸易之物，公私纷扰，未有纪极，其搬运之弊，不可胜言”，引起明朝的极大反感，甚至认为“朝鲜人非为贡献，其实为贸易而来”[11]卷68,中宗二十五年四月己丑。

上述朝鲜与明廷朝鲜宦官互相联系，相互利用的现象到嘉靖后期，明宫中索征的朝鲜宦官相继死去后，朝鲜宦官对明代中朝关系的影响也随之消失[12]。

［收稿日期］200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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