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的全球史》 （意）乔吉奥·列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棉的全球史》

（意）乔吉奥·列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棉纺织品贸易，在全球经济史上确实具有独特性。在《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有作者提及，面临英国市场上质优价廉的印度棉纺织品，英国为了发展自己的棉纺织业，大幅提高了印度棉纺织品的关税，并对某些棉产品的进口予以限制。这些政策有效保护了英国的纺织业，使之发展壮大。在萧公权先生的《中国乡村》（九州出版社）一书中，作者提及，1842-1906年，清帝国各个地方向外国开放的城市和市场达到40多个。进口洋纱夺走了农民妻儿的饭碗，在一些地方引发了农民的抗议和骚乱，但最终无用。到19世纪下半期，乡村的手工业开始衰败。19世纪末，一位西方传教士描述，由于进口棉产品夺走了中国本土棉布的市场，工业化生产的棉纺织品质优价廉，这导致一些乡村家庭的织布机弃置不用，“作为年幼的、年老的、虚弱和无助的人们收入来源的涓涓细流也最终枯竭了”。

《棉的全球史》一书，对棉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及缔造现代世界织物的过程做出了描述。既饶有趣味，又波澜壮阔。正如作者所说，在当下，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额达到惊人的4250亿美元。在持续全球化的压力下，印度和中国成为新兴的世界制造强国。不过，这也并非新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就曾制造出大量色彩丰富印花的棉纺织品，行销日本，远至欧洲。棉纺织品开辟了早期的全球化经济，1750年之后，随着棉纺织品引领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它也开启了全球化经济的转型。在18世纪末，一名欧洲妇女使用纺纱机纺出的纱线，在印度需要300名妇女才能完成。到19世纪早期，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从世界制造国转变为欧洲棉纺织品的购买国，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在作者看来，欧洲工业化历史与棉纺织品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紧密相连。在“新全球体系”的建立中，欧洲逐渐取得支配地位。除了技术之外，原材料、市场和消费偏好，以及欧洲各国在全球实力的增强，是欧洲和亚洲走上迥然不同道路的关键原因。工业革命后两个世纪，欧洲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现在，牛仔裤、T恤衫、棉纱和布料在亚洲的生产量惊人，棉纺织品再次在中国和印度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可称之为亚洲经济的“大合流”。

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棉的全球化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欧洲人通过殖民，在美洲等地建立种植园，以欧洲的资金，使用美洲的劳动力，产品全部用来出口。通过种植园制度，欧洲确保了农作物的大量供应，并使之价格降低，其棉纺织品的生产急剧增长。《棉的全球史》揭示，到1841年，曼彻斯特有128家棉纺厂有12家雇佣的工人超过500名，最大的一家有1300名工人。此时，全球生产不以人多为胜，不再依靠逾百万纺纱匠以简单工具，繁忙生产布料。工业产值不以雇人多少，而是以机器及其产能成正比。在整个19世纪，欧洲棉纺织品贸易增长八倍有余，首先覆盖欧洲和美洲，19世纪中叶之后，迅速扩展到亚洲和非洲。在70年间，欧洲出口到亚洲的产品增加了二十多倍。这种贸易的结果，就是《中国乡村》中所描述的景象。

《棉的全球史》引用了彭慕兰《大分流》（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的观念。书中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在《贸易打造的世界》（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以“贸易”为线索，将历史、文化、商贸巧妙地融于一体并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出来。而其中不乏有颠覆以往传统观念的提问或是论点：人们的胃容量与城市暴动有着怎样的关系？巴西如何能以红木闻名？铁路的建设对于印度现代化的贡献极为渺小？鸦片促使全球化进程加快？看似古老的中国却是许多经济形成的创新之地？……这些问题在书中的答案几乎颠覆了人们以往的传统观念，由此对全球化及其历史产生进一步的思考。彭慕兰、托皮克指出，全球化进程并不是只有欧美国家参与，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也不是西方的专属功劳。在拉美、在东亚，在巴西、印度、中国，都曾经对全球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国家地区更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彭慕兰认为，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有三个方面常常被忽视：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