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维特（作者原创授权）

说起整个汉末三国时代的文人，最有名的，除了三曹父子，便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两大群体。在这两大群体中，陈留阮氏一门独占三元，“七子”之中，有曹操的秘书兼曹丕曹植的哥们阮瑀。“七贤”之中，也有阮瑀的小儿子阮籍和阮籍的侄子阮咸。看来这可不是一般的文化家庭，很有记录一笔的必要，故而笔者作此篇——“出山竟似介子推：曹操的秘书阮瑀”，以探究竟。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年少时候，曾拜师于一代著名文章家蔡邕。蔡邕的文章，还多少有些汉朝流行辞赋的浮华气息，但到了学生这里，大概是因为身见董卓进京以后的种种乱世场景，诗文也变得悲戚一些了，这也正是建安时代的一大特色。在董卓挟持朝廷西迁以后，他大概也是在长安朝廷当中做一个小官。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他可能躲过了匈奴人的掳掠，没有像师妹蔡琰（蔡文姬）那样被匈奴人抓走。

到了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把朝廷迎到许县以后，他可能投奔了曹氏，时官拜都护将军的曹洪要让他来担任自己的掌书记，其实就是做一个起草军书的秘书，阮瑀却不肯答应，这可能也是因为他在关中见惯了董卓麾下那些跋扈武人的作风，不太喜欢土豪作风爆表又缺少才学的曹都护。尔后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可能是跟随老朋友陈琳去了袁绍那边。因为《三国志》中，提到他后来是与陈琳一道被曹操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一职的。

但说起脾气来，他偏偏比陈琳还别扭，陈琳虽然有起草痛骂曹操檄文的“劣迹”，但见了曹操，好歹还会因为先前痛骂曹操先人的行为而向曹操谢罪。而阮瑀则干脆耍大牌，直接往山里一跑，谢绝曹操征召，去当介子推去了。曹操也真拿出了当年晋文公要介子推出山的手段：放火烧山。不过，阮瑀身边恐怕也没有老母之类的累赘，最终还是屈服了。相较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阮瑀以“火烧深山”的形式任职，排场似乎更大一些。当然，他这种貌似刚直不阿又能见威武而屈的性格，也完全遗传给了他的儿子阮籍。

阮瑀投奔曹操，大概是破邺城一役（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以后的事情，可能与陈琳投效曹操的时间差不多。在此以后，陈、阮二人都成了曹操的重要秘书，主要起草各种军国大事所需的信函。

在这一方面，阮瑀的表现倒比陈琳还要突出，譬如，曹操征荆州以前，就安排了阮瑀为刘备修书一封。赤壁之战以后三年，阮瑀还奉命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篇，挑拨孙权与刘备以及孙权与张昭，在文中传达的意见就是，孙仲谋将军你是当年韩信英布式的好汉，但是今日我方却不想像从前刘邦那样对待你。你若是能交出教唆犯罪的刘备、以及你手下不听话的张昭，我方就饶了你。但是当时孙刘还打得一片火热，刘备把打下的荆州南四郡交给了孙权掌管，自己不久前还娶了孙权的妹妹，可见这种不合时宜的书信，只会被孙权一收就扔进垃圾桶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阮瑀的文才就一文不值，在他给孙权修书的同年正月，曹丕获得了“五官中郎将”一职，也在邺城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俱乐部，阮瑀自然也是核心成员之一，虽说他此时干的是“仓曹掾属”这一管仓库的官职，仓库也需要各种文件整理，没准，阮瑀这会儿可能结识了管文件档案的治书侍御史嵇昭，也就是嵇康的父亲。不过阮瑀虽然是管仓库的，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起草各种文书，在岗位上不干正事，他儿子阮籍后来也是这样，出任步兵校尉就为了能喝到好酒，至于兵事，好像也没怎么管。

虽然跟着曹子桓大少爷一起混不亦乐乎，但是这会儿也迎来了曹操晚年的一大战事：关西讨伐战。阮瑀也只好跟随曹操的大军征西，曹操要他起草一封给韩遂的信件，曹操本想让阮瑀下马书写，不料阮瑀微微一笑，人不下马，臀未离鞍，提笔就写，顷刻拟就，呈于曹操。曹操看过后，本来想要挑挑毛病改动一下，但看了半天，竟不能增减一字。看来阮元瑜的完美主义作风真不是盖的。

但是有可能阮瑀在关西折腾一通后染了病，没有跟随曹操投入到对韩遂马超等人的战事当中，第二年（建安十六年，211年）他就回到邺城陪着曹丕去了。

有一天，阮瑀正与曹丕讨论诗文，当时还在给曹丕当小跟班的“冢虎”司马懿兴冲冲地跑了进了。曹丕就问道：“仲达不知有何喜事?”司马懿神秘地卖关子：“你们猜猜?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阮瑀说：“什么事?眼下什么事也没有立嗣的事情大呀。”司马懿说：“正是立嗣事。告诉你们吧，大王决意册立五官中郎将为世子了!”“真的?”曹丕高兴得跳起来。 司马懿说：“这是可以乱开玩笑的吗?”便把曹操日前和他一起讨论立嗣的事情细说了一遍。阮瑀听了，沉吟片刻，悄悄对司马懿说：“这对五官将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喜事。可对你仲达老弟来说，却是吉凶难料。照你方才说的……有些话，唉，官场险恶，我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司马懿听他话里有话，赶紧背过曹丕，虚心请教。阮瑀这才说：“像立嗣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和明公(曹操)讨论，而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旦明公的态度有了变化，你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依我看，以仲达你的文笔才华，在文学上下工夫，一定会有建树。”

但后来司马懿还是表示要在武功方面有所建树，毕竟司马氏一家本是将门嘛。不过对于阮瑀而言，天下没有比做文章更大的事业了，实际上，就性格而言，他也与后来被谥为“文帝”的曹丕有更多共通之处。曹丕不也是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么。

但阮瑀的身体还是太弱了，他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就离开了人间，不像“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的其余五位，死在了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当中。

阮瑀膝下子女见于记载的，仅有阮熙（或作阮喜）阮籍兄二人与一女儿，阮熙是阮咸的父亲，后来官拜武都太守，此郡在后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期为蜀汉所夺取（时在229年），更何况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就下令迁武都郡氐人五万户至关中，可能阮熙这个太守，不是在侨置在扶风槐里的官署中办公，就是在武都郡坚守一些军事要塞。大概这个儿子走向了武事的道路，没有像父亲那样做文人。有可能在父亲去世时，阮熙也在跟随夏侯渊在关中军中，不能照顾父亲。

但是另一个儿子阮籍，此时才刚两岁（周岁），这真是应了他父亲笔下那个遭到后母虐待的孤儿的境遇。只是不知阮籍的生母后来有无续弦。不过依后人的记载来看，阮籍从小住在故乡尉氏县的“道南”，也就是阮家当中比较贫困的一支的聚居地。但是阮籍小时候，恐怕曹丕乃至曹操也没少赞助过，他大概小的时候贫寒与富贵的场景都见识过，所以后来见到艰难世道才会常做太息。在阮瑀离世以后，曹丕曾作《寡妇诗》一首，代阮瑀之妻以示哀悼，内有“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的内容。曹丕还曾亲自来到阮家，抱了抱话还说不全的阮籍。

阮瑀虽然也经历了建安的丧乱，但是他的笔下还能看出对未来的企盼。不像他的儿子阮籍一味愤世嫉俗。当然，关于阮籍故事，便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