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人还书哪家强？北大红楼是老大

1918年的1月，华北的天空时常飘着鹅毛大雪，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也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这样的苦寒并不会因为校长办公室而减少分毫，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此刻正与大多数人一样，苦苦地熬着这一冬。

这天，蔡元培的办公室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推开门的，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教授章士钊。与窗外那彻骨寒冬形成对比的是，此刻的章士钊，心情有些按耐不住地激动。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专门前来举荐一个人，好分去自己身上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而他所举荐的这个人，恰是当时活跃于民主潮头，寻求实现救国理想的社会知名人士——李大钊。

一九一八(七)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者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章士钊

章士钊引荐后不久，蔡元培旋即与李大钊会面，并立刻敲定了图书馆主任一事。或许连章士钊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次举荐，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命运，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紧紧地联系起来。一场新文化运动之火，就这样，从北大图书馆点燃，并向全国蔓延开去。

1919年的北京大学，作为与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的新文化运动基地，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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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第一位总结出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区别的人，并首次明确了现代图书馆的性质是研究和教育机关，这也让李大钊被美国百科全书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只是，李大钊的一系列新政，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挑战——书刊流通告急。

此前，北大图书馆也设有《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但因未能贯彻执行，皆已成为一纸空文。读者借书逾期问题是多年的积习，很难即时纠正。学校的师长们带头无视规章制度，同学们借书不还的情况就更难遏制了。

近来到馆阅书者日众，图书长期借出久不归还，一些到馆阅书者殊有向隅之叹。

——李大钊

与蔡元培多番商榷之后，李大钊以图书馆主任之名，在《北大日刊》上郑重发布了一篇《告白》，言辞恳切地催大家还书。无奈，好言相劝总是收效甚微，李大钊只好把借书规则改为：对逾期者暂停其借书权。可这招好像也不大好使，李大钊于是再加猛药，将那些逾期不还书者的名字刊登在《北大日刊》上。除此之外，还将对他们征收违约金，以示惩戒。

李大钊的这波操作，在宁静的北大校园激起千层浪。由于起初罚款办法对教职工没有约束作用，难以一碗水端平，师长们借书逾期的情况更为严重。这引发了学生们的很大意见，更有学生代表撰写公开信，矛头剑指李大钊：

建议校评议会讨论决定，教职员借书逾期同样处以“违约金”。

——《致图书馆馆长公开信》学生代表邓中夏、刘仁静

学生们这么一闹，弄得李大钊两边不是人。思来想去，还是得让校长蔡元培出面，方能摆平此事。李大钊遂把问题提交到校评议会，幸而得到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为了帮助李大钊重建图书馆新秩序，蔡元培亲自撰文《催北大教职员按时还书启事》，刊登于1921年10月11日的《北大日刊》头版头条，并且连载五天，以示郑重。

诸先生中，如有借书届期。务请早日交还……或欠违约金，亦希照章缴纳，如一时不即缴纳，应由薪水中扣除。

——《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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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12月1号，天色已晚。平日冷冷清清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此时却灯火通明，异常热闹。

一批批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年轻学子，和北洋政府的官员内阁，纷纷自发聚集到火车站送行。尽管天寒地冻，送行的人却不减反增，而且满心雀跃。因为，他们要送行对象，是作为战胜国一方，即将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与这场面不太和谐的是，中方代表们那焦虑不安的神情。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五人代表团，除了卡着点出现在火车站之外，没有向送行的群众说一句话，只是点头示意一下，就匆匆转身上车了。仿佛，他们早已预料到一些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协约各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民众把取消各国在华特权，以及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等七项希望条件，都寄托在这次“和平”会议上。但是，中国的合理要求竟被和会拒绝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将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悉数转让给日本。

对此，北洋政府秘密授权中方代表陆徴祥：“对日问题只能让步、妥协。”

得知这一消息后，蔡元培勃然大怒。他曾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理事长林长民一起，组织了一个叫“国民外交协会”的民间组织。5月1日，蔡元培等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致电正在巴黎的代表陆征祥，措辞激烈到几近失了学者的风度：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国民外交协会电

在蔡元培等人的极力阻拦下，政府同意与“国民外交协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达成拒签共识，并当场起草拒签电函。总统徐世昌阅后直接交给国务院，下令拍发至巴黎代表。本来，拒签一事已板上钉钉。可谁料，半路杀出个国务总理钱能训，根本不买账。5月2日，他私自下发密电，命令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万幸的是，当时电报处有位工作人员和“国民外交协会”的林长民是老乡，关系很近。趁着夜深，他把这封密电告诉了林长民。众人彻夜未眠，于当天凌晨，赶马车奔赴蔡元培宅邸，通报紧急情况。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为何供职于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和林长民，都把扭转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搞教育的蔡元培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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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一天前。北大的校园里，蔡元培正在召开教职员大会。会上，教职员们愤慨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一致主张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李大钊还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游行，誓与学生共进退。这会议虽是蔡元培张罗的，但其实在他内心也不无挣扎。作为一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持鲜明的反对意见：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

只是后来，蔡元培自己也强烈地意识到：眼下的中国，由倚仗皖系军阀的“安福系”控制着国会。正派官员、社会贤达及至工商界、农界，都奈何不得北洋政府。大家公认的唯一希望，便是自己所执掌的北京大学。因为在那里，不仅有一群像李大钊、陈独秀那样忧国忧民且具备先进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健将；更有数以千计爱国救国的热血青年。不得不承认，学界，才是此刻中国的火种与希望。于是，蔡元培走到了学生中去。

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北大学生何思源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北京《晨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1919年5月2日

李大钊参与的《晨报》第一时间披露了这则消息。一经见报，此事便像一枚重型炮弹，无情地砸碎了人们普遍抱有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百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动向，成为当时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最为敏感的问题。

被学生们视为意见领袖的李大钊，更是夜不能寐。他在《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杂志开辟专栏，报道“山东问题”、“北京公民大行动”，一场运动在悄然涌动着。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北京大专院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广场，表示誓死收回青岛主权，不准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那副“还我青岛”的血书，被高高挂在天安门前。

愤怒的群众在集会演说后，开始游行示威。队伍直奔东交民巷，在收到阻拦后，大家把目标转向曾代表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霖。游行队伍开始失控，在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之后，愤怒的人们一把火直接把曹汝霖的赵家楼烧了。事情闹大了，大队军警旋即赶来镇压，当场逮捕了来不及逃离的学生32人，其中有20人来自北大。

5月4日当晚，游行回来的同学们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商讨对策。蔡元培赶紧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共商对付警厅的法律手续问题。蔡元培对同学们说：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仅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来办理。

——蔡元培

会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蔡元培顾不上吃晚饭，起身便去找参战督办孙宝琦帮忙。他平日里甚是赏识蔡元培，多有关照，又曾是段祺瑞的好友，能说上话。可孙宝琦不愿参合此事，避而不见。蔡元培便在他家外屋苦等三个多小时不肯走，耗到后半夜，孙宝琦这才答应出面帮忙。

连续两天，蔡元培就这样厚着脸皮地跑总统府，跑国务院，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都托词不接见他；教育部跑了两次，因教育总长引咎辞职，扑了个空；警察厅跑了三次，再三表示愿以自身抵罪，要求释放学生，但都没有结果。于是，他邀请来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成立了一个校长团，共商营救办法。

校长团成员：市民的爱国行动，不能让少数被捕的学生负责……应该由各校校长来负责，我们校长来待罪。

蔡元培表示：我愿意我一人抵罪，以我的身家性命，也要换回被捕的学生。

校长团成员：当心危及先生！

蔡元培笑而答道：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也无所不可。

当蔡元培满北京跑的同时，北大校园的图书馆红楼里，李大钊正组织大家连夜研究下一步营救计划。

事发的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始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声援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时间，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成为了各地代表交流情况的集合地。李大钊派出多位进步青年到各大城市去，发动更大范围的罢课和罢市，以声援蔡元培。

迫于义愤，情有可原……警厅拘捕学生三十余人，欲加死罪，兴此大狱，众情愤慨……速将学生释放。

——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致电北京政府

诸君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情，已电达政府力争。尚望坚持到底，敝省各校学生愿为后盾。

——安徽省全体学生

那几日，北洋政府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界的电函，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子。时值五七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群情本就不稳。知道利害关系的吴炳湘，恐再激化矛盾，致局势失控。于是，答应有条件地释放被捕学生。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政府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半年后，蔡元培与李大钊二人又重逢了，而地点却是在苏州的留园。因为那天是蔡元培的大婚，李大钊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前来祝贺。如果当时他俩知道，这次喜宴上的相聚将是彼此人生中的最后一面，或许那个57岁的长者与那个34岁的晚辈，将不眠不休地谈上几天。

李大钊死后，当得知李家竟无钱安葬时，蔡元培顾不得自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带头在杭州募集赡养费的捐款册上，下写自己的名字。后来的蔡元培，也曾参与到“四一二”清党分共运动中，但他主张保护青年，反对大开杀戒。清党开始时，有人向蔡元培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其实是共产党员。蔡元培听罢，旋即派亲信通知他离开上海。这样，方才免遭毒手。没有人知道，那天蔡元培冒着天大的风险放走朱宜权时，心中是否也想起了李大钊，是否会希望李大钊被带走的前一刻，若有人也能跟他报个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