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变态画家洁癖终身不碰女人

  因为洁癖,倪云林竟然单身大半辈子,某天终于看上个歌妓,于是带回家过夜,但是又担心歌妓不干净,于是让歌妓洗澡,洗完以后还是不放心,仔细检查后,还是觉得不干净,于是让再去洗!

元代变态画家洁癖终身不碰女人

  爱好干净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像倪云林这样爱好干净,也难免最后被自己的爱好所累,最终死不瞑目。倪云林是元朝末期一位非常出名的大家,诗画都非常出名,光别号就有荆蛮民、净名居士、朱阳馆主、沧浪漫士、曲全叟、海岳居士等之多,名气比较大。

  

元代变态画家洁癖终身不碰女人

  倪云林生于无锡梅里诋陀村。祖父为本乡大地主,富甲一方,赀雄乡里。父早丧.弟兄三人,同父异母长兄倪昭奎字文光,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曾“宣受常州路道录”、“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为主持提点”、又“特赐真人号,为玄中文洁真白真人。”二哥(同胞)倪子瑛。在元代,道教的上层人物地位很高(成吉思汗曾经特别召见过丘处机,忽必烈又和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场倾轧之累,反而有额外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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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瓒从小得长兄抚养,生活极为舒适,无忧无虑,倪昭奎又为他请来同乡“真人”王仁辅为家庭教师。倪云林受到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浸习于诗文诗画之中,和儒家的人世理想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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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这个倪云林的洁癖到何种程度了?

  据史料记载倪云林用的文房四宝专门有人照顾,而且每天都要清洗好几遍,就连门前的两颗树都有专人负责看管,不过由于每天洗的太勤快,导致这两颗树夭折。仆人担水回来,他用前桶水做饭,后桶水洗脚,你猜什么原因?他害怕仆人的屁气弄脏了后痛水,泉源距倪家的路途有5里之遥,又是山路,哪有中途不换肩的道理?两个水桶,又怎能分清哪个为前,哪个为后?可见他这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考虑干净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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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洁癖的人他家的厕所自然不一般,他家的厕所下面有木格,中间塞满鹅毛。大便落下,鹅毛就飘起来覆盖了,一点臭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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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云林洁癖的让朋友苦笑不得一天,朋友徐氏登门拜访,晚上过夜这个倪云林十分不放心,以至于失眠,半夜的时候,听到徐氏咳嗽了一声,可把倪云林着急坏了,一宿都睡的不塌实,第二天起来赶紧让仆人寻找痰在哪里,仆人找遍了屋里屋外都没找见,于是找了个树叶替代,倪云林连看都不看,让仆人把把这树爷仍到三里外,总算是放心下来了,徐氏见次赶紧到别,或许当时正流行非典呢!

元代变态画家洁癖终身不碰女人

  因为洁癖,他竟然单身大半辈子,某天终于看上个歌妓,于是带回家过夜,但是又担心歌妓不干净,于是让歌妓洗澡,洗完以后还是不放心,仔细检查后,还是觉得不干净,于是让去洗,结果折腾到了天亮,歌妓都洗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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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将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派人送来绢和金币求画。倪云林当场撕绢,说他不能为王门画师。由此得罪了张士信,后来张要杀他,经人说情,就打一顿鞭子。倪云林挨打时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打得痛,叫一声也好!”倪云林竟说“一出声,便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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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郁闷

  因为洁癖成命,别人利用他的洁癖整他。

  后来有人抓他去坐牢,就故意把他绑在粪桶的旁边,令他痛不欲生。虽然生前洁癖的厉害,却是不洁而终。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但都是不洁的下场。一说倪云林临终前患痢疾,拉得满床都是,恶臭熏天,无人可以靠近;一说他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倪云林的洁癖和孤高,使他得罪了不少人,从而造他的谣,叫他死的不洁,这是洁癖成命的悲哀和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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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文人的特殊嗜好:在妓女大腿上作诗题词

  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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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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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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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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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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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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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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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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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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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

  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没有诗化的青楼,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服务多么专业化,都等于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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