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乐队、窦唯、张楚……谁给了摇滚这件事的答案？

摘要：一场是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这次演出的参演名单是：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电影里，音乐出品人问弗莱迪皇后乐队有何不同，他说：“我们四个格格不入，没什么归属感，我们为格格不入的人演奏，那些总是待在后面，心里清楚自己格格不入的异类，我们是属于他们的乐队。

矛盾是他们生命的母命题。他们有时候偏向这边，有时候偏向那边，在这个容器里晃来晃去。有人问他们要答案，他们又上哪里要答案。

作者：王不易
来源：物质生活参考（ID:wzshck）

壹

有两场著名演出，无论是对懂摇滚的人还是不懂摇滚的人而言，都如雷贯耳。

一场是1985年7月13日Live Aid 援助非洲演唱会，这次演出的参演名单是：大卫·鲍伊、麦当娜、艾尔顿·约翰、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皇后乐队。7万观众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现场，140多个国家近15亿观众观看了卫星直播。皇后乐队贡献了史上最完美、最伟大的演出，主唱弗莱迪·莫克瑞两年后确诊为艾滋病，那是他生前将灵魂完全燃烧在舞台上的一场演出。

Live Aid

一场是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这次演出的参演名单是：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台下坐着的观众有：“四大天王”、王菲、黄秋生等港台一线明星。“魔岩三杰”贡献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巅峰，也贡献了中国摇滚的巅峰。

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

1985年底，Live Aid演唱会的录像带传入中国，高晓松收到父亲从美国寄回的这盘录像带，看得泪流满面。第二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起《一无所有》。

Live Aid 6年后，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克瑞去世，享年45岁。香港红磡演唱会之后，“魔岩三杰”一个“死”了，一个“疯”了，一个“成仙”了，中国摇滚由盛转衰，划下不知名的句号。

所有的精神高峰在上世纪90年代搁浅，那一代人的青春只留下余温。人们奔向下一个世纪，放下夹带的枪炮棍棒，缴械前进。2000年，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愤怒、反叛、迷茫、动荡、不确定性，这些曾为生存土壤的名词成为遗留性产物，艺术沦为娱乐的玩具，物质与表层的极致快乐驱动着新世代的人们。

地球不停地转动，潮汐升落，来去往复，周而复始。世界步步向前，步步后退，世界停留在原地。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妈妈，人生刚刚开始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但是现在我却把它完全毁掉了

贰

世界摇滚，绕不开那个名字——皇后乐队（Queen）。

前段时间，一部名为《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的电影上映。这部电影是皇后乐队的音乐传记，电影情节无甚出彩，可最后20分钟的Live Aid演唱会，皇后乐队的表演将每一个局外人的心吊起。一时像从大众基本面点燃了这大陆上沉寂已久的摇滚之热。此前，“魔岩三杰”的张楚复出没做到，何勇在音乐节“复辟”没做到，窦唯发单曲也没做到。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波西米亚（Bohemian），是古语，后来意义演变为：嬉皮士。嬉皮士文化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正是战后一代的青春期，国家经历了战后快速发展，经历了越战，他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阵痛，在繁华与战争的撕裂中寻找意义。社会分层沉淀，中产阶级成为国家最稳定最无声的力量，令人窒息的力量。他们起来反抗，反抗平庸，反抗自以为是的平静，反抗死水般的生活。

“要爱情，不要战争。”

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绪席卷整个欧美，摇滚成为他们的武器和宗教。

1971年，新贝斯手加入后，弗莱迪·莫克瑞给他的乐队起了一个新名字：皇后（Queen），那个将嵌入时代坐标的名字，那个事实上映照了他真实内心的名字。

在“皇后”诞生之前，弗莱迪在伊令艺术学院读设计专业，吉他手布赖恩·梅在帝国理工学院念天体物理博士，鼓手罗杰·泰勒在伦敦皇家医学院学牙医，他们共同偏离轨道。在灰白色的纪录片里，这个源起蒙上一层浪漫而神秘的色彩。

电影里，音乐出品人问弗莱迪皇后乐队有何不同，他说：“我们四个格格不入，没什么归属感，我们为格格不入的人演奏，那些总是待在后面，心里清楚自己格格不入的异类，我们是属于他们的乐队。”

弗莱迪出生于印度帕西人家庭，在东非桑给巴尔岛待过，在印度潘奇加尼度过少年时期，后又随家庭迁至英国伦敦。他的前半生是颠簸与流浪的综合，这给他这个人定下了一生的基调。

弗莱迪不是传统意义上美男子的长相，他有着龅牙、焦糖色的皮肤，带着异域风情。但这恰恰成为他的特色。在今后成千上百场演出中，他身体要素上的不完美成为他表演臻近完美的理由。

披头士之后，皇后成为最晓谕世界的摇滚乐队。他们所代表的音乐、文化、信念，从世界所谓的中心——欧美，向边缘泛散，那个年代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文化禁区，譬如韩国，但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摇滚乐像分子一样扩散，在人的心中播种。

有很多东西，是拦不住的。

“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也许有一天，这把刀会变成洪水。”崔健说。1985年，在皇后乐队极致绽放之时，崔健发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浪子归》，他24岁。那张专辑里，有着中国本土摇滚的最初形态。

他们的后继者，已经在路上。

1968年出生的张楚已经17岁。17岁之前，他曾离家出走，曾和几个伙伴携手跳进西安某座工厂的废水循环池。后来他做了一首歌，叫《造飞机的工厂》，有人说这首歌写的就是西安那座工厂，他们把青春最好的样子凝固在了那一池子废水里。

1969年出生的何勇，已经16岁，他在北京文工团大院度过了青年时期，父亲何玉生是已有名气的三弦演奏家。他的成长环境里，有崔健，有“鼓王”张永光，有“爵士之父”刘元。

窦唯也16岁了，他家住在北京大杂院，父亲和何勇的父亲一样，是搞民乐的，母亲是普通的工人。这一年，他考进了职高，学习精神病护理。真巧，唱“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的毛不易，也是学护理的。护理这个职业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磁场。窦唯和毛不易，在职高自学了吉他，摸索自己的音乐道路。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我任人驱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A little high, little low,

（情绪）时而高昂，时而低落

Any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叁

弗莱迪身上有着众多小众标签，可越不为主流所容，他越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不会成为一个明星，我会成为一个传奇”。他不追求主流赐予的归属感，他创造归属感。

弗莱迪演唱时喜欢画很浓的眼妆，他希望台下的观众能够看清他的眼睛。他身材修长，风骚走位，酷爱连体衣，还有“红领巾”，内心想什么，便溢出于外表，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格。

何勇们则剃着平头，穿海魂衫、运动衫、连帽衫，多大的演出都是如此。

这些人有着所谓的共同点，这些内驱着他们为音乐而狂。可那又不是共同点，他们个体鲜明，在时代的洪流里以各自的思想状态挺立，有的立成了一座碑，有的无声碎裂了。

弗莱迪在45岁这年迎来自己的人生结局。这距他知晓自己已患艾滋病的事实已过去4年。在这倒计时的4年中，他关起门来，拒绝媒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藩篱之中，只有音乐，却有无限自由。后来他干脆停掉所有药物，解脱掉最后的束缚，投入自我。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曾告诉任何人关于他的病情，直到妹妹和乐队成员看到他已经烂掉的右脚。实际上，他已经瘦骨嶙峋，在最后一支MV《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中，他脸上擦了厚厚的脂粉，眼妆依旧华丽，服装依旧明媚，只是已经有了尽头的气息。

离世前一天，他选择公开自己的病情，告诉全世界他罹患艾滋病。他可以隐瞒病情，但他选择将真相留下。

1991年11月24日，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克瑞离世。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开头写：

Is this the real life

这是真实的人生，

Is this just fantasy

还是梦幻一场？

无人知晓。

同样是1991年，张培仁从香港来到北京，他是滚石唱片的副总经理。到北京后，他成立了魔岩唱片，没过多久，他在北影的地下室找到了刚写了《姐姐》的年轻人张楚。

张培仁说：“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张培仁将港台的商业操作方式带到内地，他瞄准了“北京摇滚”。3年后，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背着吉他，登上红磡的舞台。3个半小时的演出，没有荧光棒，没有熟知的偶像，香港的观众疯狂地呐喊、摇臂、跳跃。那场演出最终留在了影像、报刊、杂志和人们共同的记忆里。

何勇在演唱《钟鼓楼》时介绍他的乐队：“三弦演奏者，我的父亲何玉生。笛子，窦唯。”这成为这场演出的标志。

《钟鼓楼》的MV里，何勇的身后，老旧的墙体在坍塌。

再也没有过如此盛事。

《钟鼓楼》MV

何勇和张楚在经历种种后，步向中年。前两年他们有过一次对谈，内容转向如何规律地生活，如何保重身体，他们从那段梦里，退回现实轨道。

张楚的愿望是，“假如我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卖烟的老头，一辈子只能卖卖烟，然后挣点钱去海边游泳，我真的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许知远2016年采访张楚，向他表述自己的崇拜，大学时许追女生，就是朗诵着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手中拿着花儿。张楚不接他的话，拒绝深入剖析自己。他宁愿谈论类似9·11事件、NASA这些和他相距甚远的话题。

那一年在张楚的新歌发布会上，一位戴眼镜的男孩儿站起来向他提问：“我想问一下张楚，这个世界会好吗？”

张楚的回答并没有比提问更精彩。

当有人在演唱会台下高喊：张楚我爱你！中国摇滚不死！张楚冷漠地回答：和我没关系。

何勇从《钟鼓楼》里唱的二环四合院搬到了五环外，脚踩地，头望天。他不再问“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20多年了，他渐渐地正常，“工作上有经纪人、助理，也有乐队，现在每年都有多少场演出循环地在做。生活上，已经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父亲何玉生提到过去，不后悔让他做摇滚，对这些很无奈又很理解：“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而窦唯，他跟何勇一样疯过，后来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实验里，在那里将梦与现实融合。

他们一生都在为94年红磡那场演唱会“偿还”，以不同的路径。

Goodbye everybody - I've got to go

再见各位，我得走了

Gotta leave you all behind and face the truth

得离开你们去面对真相

肆

弗莱迪·莫克瑞一生不曾向父母亲口承认两件事情：一件是他的性向，一件是他患上艾滋。弗莱迪成名后，出入各种声色场所，和男性恋人一夜情，荒靡，不知节制。可他热爱家庭，尊重父母，爱护成员，和他最初的女友维持着纯洁伟大的情谊，直到生命最后。他做出很多正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但对既有公序由衷尊崇。他有着最纯真的感情。

当《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主创人员被问到：哪一首歌最能形容弗雷迪·莫库里的一生？他们只有唯一的答案：《找一个人来爱》（Somebody To Love）。弗莱迪一生都在寻找与己匹配的情感，“我想要一直成功，一直写好听的歌，要一直坠入爱河”。

他处在矛盾之中，矛盾不会终止，直到生命戛然而止。

他们也处在矛盾之中，张楚，何勇，窦唯，等等。矛盾是他们生命的母命题。他们有时候偏向这边，有时候偏向那边，在这个容器里晃来晃去。

有人问他们要答案，他们又上哪里要答案。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需要思考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