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的内容和频次，以及对训练的监督和考核，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水平，当然，这种“唯业务论”是不太讨喜的，有不少人更喜欢羽扇纶巾，靠着三句口诀，今天拉队伍，明天坐江山的神话故事，或者是“汉奸论”、“血性论”，那咱们就重点谈谈清朝军队的训练。

清朝打天下的核心武力是“八旗”，自入住中原开始，就对八旗武力的保持无比重视，《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二十四《八旗都统·兵制》引清世祖的训诫：（顺治七年，1650年）我朝原以武功开国，频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荷天庥，天下一统，毋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

所谓“不忘”，也就是订立训练制度，各部又有不同：

八旗中的上三旗亲军规定“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

精选的骁骑营则是“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二次，定期习骑射二次。

练习射箭之外，就是集中操练，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会诸营大操一次。

八旗汉军因为装备火炮，略有不同。

八旗大阅图里的八旗火枪兵

春秋月试炮于卢沟桥，各旗出炮十位演放，五日而毕。越三年，鸟枪营兵与炮兵合演枪炮藤牌子卢沟桥。

前锋营作为八旗精锐主力，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左右翼各分前锋之半，兼习鸟枪，月习十次，均由统领督率。每年秋季，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率所属兵演习步图二三次。

以上是大操演，也就是部队合练，日常训练则是各部队自行安排，两翼前锋营、上三旗亲军营、八旗护军营、骁骑营官兵、内外火器营都练习骑射，步军营则专习步射。健锐营则主要训练云梯登城，兼习鸟枪、水战和马步射、鞭刀。内火器营主要操练鸟枪、子母炮（小炮）。外火器营则习鸟枪、水战。前锋营后来劈出一半练鸟枪，在骁骑营里，汉军骁骑营下置鸟枪营、炮营和护炮藤牌营。

八旗训练本来没有阵型，后来才加入了“鸳鸯阵”和“三才阵”，火器增加后开始练习“十进九连环”阵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轰打的方阵，不过“所演阵图，则年年皆循旧式，毫无改进。”

换句话说，“分操”、“大操”，北京的禁旅八旗“表演”的阵法沿用了至少200年没变，直到清末编练新军为止。

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些训练制度，到嘉庆之后，也已经废弃不用。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上奏：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卢沟桥、玉泉山，天孤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一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

差到什么程度呢？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了键锐营在道光、咸丰年间的德行。

乾隆十二年，命在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皇帝就命令云梯兵别立为营，可以说，登云梯爬楼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但是，后来官兵为图省力，已不奋力训练，而是从容登梯，一副登高游戏的样子。

至于火器训练，每年打靶1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他们的骑射训练，作为“国本”按规定是每月4次，却是“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八旗大阅图

客观地说，如果按照朝廷规定的训练计划，清朝的禁旅八旗最勤练的部分，可以维持每3天1操，至少是训练基本军事技能，比如射箭、火枪射击，火炮就太少了，等于1年才玩2次实弹射击，还不是所有人都参与。这种强度，对于古代军队来说，也还算过得去，不至于完全等同于百姓。

问题是，计划往往只是计划，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连皇帝都不再主持“大阅”了，底下人又得懈怠到什么程度？

而清朝的另一支“国家武装”——绿营，训练计划要比八旗还要差很多。

绿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训练旧制沿袭自明朝，传承达400多年。

这种训练方式极重阵法，即根据敌情、地形进行阵法转换，名号也是五花八门：一字长蛇阵、一品荣封阵、三台阵、八面迎敌阵、梅花阵、彻马方城阵、双龙阵、两翼迎敌阵、雁门排列阵、追敌冲锋阵、三层奏凯阵、一字得胜阵等等。

这些阵法的用武之地就是绿营每年一次的大会操，定于霜降之日，督、抚、提、镇等官要亲自检阅演武。还有次一等的每月会操。

其内容就是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批评明军的说法：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路。

不过不单是明朝人骂没什么卵用，清朝自己的大将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就曾痛骂：

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

问题是，号准了脉和能治病还是两回事，又过了60年，左宗棠看到的绿营只有更烂：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既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拜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亦忘之矣。

绿营的这副德行，一方面是训练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清政府对这支“军队”定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有护送银饷、押解犯人、解送钱粮、缉捕盗贼、缉查走私、守护、察奸、承催等等差役，除小部分兵守省城外，大部分兵力分驻全省要地、塘汛。

乾隆朝统计，全国绿营兵64万人，集中驻防标营只有336个，分散驻防的营有763个，至于占绿营1/3的守汛之兵更是星散驻防，比较小的汛地只有十几个人，到了后来，更是只有1、2个人，这种布局方式，就算是想训练也没法训。

综上所述，虽然大清朝编制表上有90万大军，真正进行军事训练，拉出去还能打打仗的，可能连1/10都不到，只能不断零散抽调，短期合营训练，在朝廷财力充裕时，这种野战军的战斗力还能对付一下“治安战”，等到朝廷财力窘迫时，就是一群毫无训练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上战场，而他们，正是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对阵近代化英军的“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