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我没有给妈妈打电话。

因为我妈妈不会用手机。

事实上，我家在村子里是第一个装上电话的家庭，而我父亲更是第一个用上手机的人。而父亲的生意在市里，所以经常一去数周不见人影，于是这部电话就成了母亲和父亲专用的联络工具。但后来随着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电话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逐渐被遗忘在了角落。再后来，父亲完全放弃了事业，干脆把电话彻底关停了。

让父亲完全放弃事业的原因是母得得了帕金森症。

帕金森是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简称PD，常发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起病的青年帕金森比较少见。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抖，也就是不动时候肢体开始不断抖动；行动迟缓，无法实施任何精细化的动作；走路拖曳，甚至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短暂的不能迈步。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病会让人生活无法自理。

母亲患病时还不到50岁。

帕金森症具体得病的成因并不明确，但父亲有时候会自责，认为是年轻时自己脾气太爆燥，导致母亲心里极度压抑，日积月累，才得了这个病。

父亲和母亲算是相亲认识的。根据父亲的描述，当时他正在参加村子里安排的工作，突然被人叫回家，在村口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年轻女性。旁人问他行不行，他回答了一个“行”，就回去继续干活了。

然后母亲就成了我的母亲。

我外祖父当时是他们村子里的厨师，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而我爷爷当过国民党兵，被俘后回了家，当了个船工。爷爷脾气火爆，不擅理家，所以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幸而子女众多，倒是不缺劳力，于是勉强混个肚饱。

所以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外祖父为什么愿意把母亲嫁给我父亲。

父母成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父亲就跟着别人干了土木工程的活，常年在外东奔西跑。据母亲所说，我出生时父亲又没在家，她手上只有父亲留给她的五块钱。把我生下来以后，奶奶用这五块钱买了些鸡蛋，给她做了碗蛋花面汤就算补身子了。

得到消息的父亲回来看了一眼就又出去打工了。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数年后，他就成了名动一方的小包工头，家里先后起了两幢两层楼，后来又添了手扶拖拉机和面包车。在父亲的努力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家“总算在村里能抬起头了”。

父亲尽到了男主外的责任，但母亲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村家庭妇女。

母亲不识字，据说她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死活不愿再上学了，外祖父没办法，只得由着她在家里疯玩。据她所说，在嫁给我父亲之前，她当过民兵，甚至还打过枪。

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如果母亲生在现在，一定会活成一个放飞自我的人。

但在那个时代，母亲被婚姻这个镣铐锁在了名为家庭的牢狱里。我相信，从嫁给我父亲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不再是她了。

她不会干农活，到现在她都没学会插稻秧。可是，虽说父亲的事业越来越好，但传统的父亲从未放弃农民这个身份，所以每年的夏秋两季农忙时分，他还是会暂停城里的活计，回家来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收收种种。之前从未干过农活的母亲不但要全程参与，还要在父亲离家后，继续负责收种之后的晒场、打药、除草等工作。

对于没干过农活的人而言，这些工作更像是一种酷刑。6月份已经进入了酷暑，白天的气温高达35度以上。太阳晒在身上，不多久便会泛红，然后开始变疼起红疹；无论是割麦还是插秧，都得将腰弯下90度，不消几分钟就会酸痛难忍；但不能慢下来，秧苗生长飞快，超了期就不能再种了；稻田地里的水齐膝深，偶尔蹦出个青蛙被眼疾手快的一把抓起，那孩子们的晚餐就多了一道肉菜。

最难受的是水蛭，它吸附在脚踝上拼命吸血，一开始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它的唾液中有麻醉成分。等麻醉功效过了，你开始感觉到疼。抬起脚来，你会看到它有拇指那么粗，但还没拇指长。你一把拉起它的尾巴想把它扔出去，可就算你把它拉到一尺长，它的吸盘还牢牢地吸在你的脚踝上。终于，你一咬牙把它扯了下来，却发现迅速缩回到不足拇指长，然后又吸在了你的手上。你用另一只手再把它拉出个一尺长扯了下来，它又盘到了你另一只手上……

到了10月份，开始收割水稻了。虽已入秋，但秋老虎依然酷热难当。在水里泡了一整个夏天的稻田地泥泞难行，兼之水稻杆水份较多、韧性较大，收割起来更是费力。之后还要将起捆成垛子，一垛垛地抱到车上运回去。再一垛垛地解开，铺在打稻机的后面。

古时，人们将水稻收割回来以后，一把一把地在石墩子上摔，将谷粒从稻杆上摔出去。所谓打稻机，依然是这个原理：一堵一米多点的木墙，前面是用电机带动飞速旋转的铁轮，人站在木墙后面，拿起一把水稻，将谷穗的一端慢慢放在铁轮上，轻轻往下压，铁轮上的轮片就会将谷粒一颗颗地带下来。对面再站一人，用竹耙将轮机下面的谷粒耙出来。

轮机飞转，轰鸣声响彻全村，几个小时下来，一晚上脑子里都是轰隆隆的声音；谷粒飞窜，时不时打到人脸上，刺痒难忍，但手上的活不能停，只能侧过脸，耸起肩，用肩头蹭一下了事……

面对着恶梦一般的农活，母亲唯一的法宝就是忍耐。她忍耐着天上灼人的烈日，忍耐着稻田里的水蛭，忍耐着打谷场上满天的灰尘，还要忍耐着父亲不耐烦时的喝斥。

父亲是典型的急性子和完美主义者，他不容许任何失误和懒惰。他曾经因为工人的一些失误，一怒之下把电视给摔了——那还是电视还属于奢侈品的年代。在家里，他更是一言九鼎的统帅，他的士兵就是母亲、我以及弟弟。在我的记忆里，我对农活的恐惧更多的源自于父亲，而不是农活本身。

父亲发起脾气来是不计后果的，他往往是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往我身上招呼。但有一点，他从不对母亲动手。可是，母亲胆子小，回头想想，父亲每发一次脾气，对母亲也是一种煎熬。

父亲工作忙，跟本没功夫管我和弟弟，于是，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母亲身上。但母亲自己都没经过系统的教育，所以，她对我和弟弟实际上是放养。

我和弟弟从小没体验过被父母接送的滋味。就算突然下雨，在校门外举着伞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中，永远不会有我的母亲。

现在的家长都在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而头疼，但母亲从来没有这个烦恼，因为她自己也不会。不会辅导，就意味着她也基本上不会督促我写作业。有时候她想起来，也会问上一句：作业写完没？

写完了！我回答。但事实上，我可能根本没写一个字。没关系，反正她不会检查。

当然了，虚报军情的苦果也得我自己吃。每年的假期作业我总是会拖到最后一刻，可总会有不会的题像拦路虎一样阻碍我的进度。这时候，我急得直哭，可她除了埋怨，什么也做不了。

她也会管教我。但她的手段只有一个：不允许我出去玩。所以，当我的小伙伴们去上山掏鸟，下水摸虾的时候，我只能枯坐在家里。而父亲对我的管教也很简单：我只要说是买书，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无条件支持。而在家中枯坐着实无聊，于是，我养成了自己看书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和小伙伴们相比，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我虽然生在农村，得益于父亲给家里提供的良好的生活条件，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母亲一起到市里玩。

父亲虽然有大男子主义，但他的大男子主义更多的表现在责任感上。所以，他脾气虽大，可家庭的财权却掌握在母亲手中。于是，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我去市里购物、逛公园。

我老婆嫁到我家里以后，极为惊叹我母亲衣橱里的衣服。因为父亲亲自给家里打造了三个大型衣柜，而那些衣柜里装得基本上都是母亲的衣服。并且那个年头，农村妇女更多会在集市上采购廉价的衣服，而我母亲在市里采购的衣服，其品牌、款式、用料都要上档次得多，甚至有些衣服我老婆穿出去也不显过时。

以后不要说咱妈是农村妇女了，要说也得说是时尚的农村妇女。我老婆很郑重地告诉我。

事实上正是这样。母亲并不擅持家，她不会女红，我小时候的衣服鞋帽基本上都是买的，再不然就是我姑姑、小姨给我做。她的烹饪水平也只是停留在会做而已，没有什么菜式能激起我的怀念；她也不爱整理家务，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永远都是乱糟糟的。

但从十多年前开始，她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

当时我在外地读书，就是突然听父亲说母亲有点不对劲，然后经历了几次住院，也没得出个什么结论。从那之后，父亲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当我开始工作时，父亲最后的一个工程赔进去了很多钱，折腾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然后父亲就彻底不再外出了。

对我而言，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突然间母亲就生活不能自理了，突然间父亲的事业就没了。家里的时光停滞在了那一年，不再有翻新、不再有换新、不再有增加，然后，一切开始老化，锈了、破了、没了。

时光浸染着我的家园，病症侵袭着我的母亲，母亲消磨着我的父亲。

帕金森症并不影响人的生理机能，吃过药后，等药效发挥作用，母亲能吃能走，可以干些简单的活计；但药效作用过后，她开始震颤，先是走不成路，然后是上肢，脸上的表情开始凝固，最终连说话也模糊起来。

十余年来，这个病如果监狱一样将她牢牢困住。早上六点，父亲起来让她吃药，给她按摩，七点药效发挥作用，她像正常人一样吃早饭，出去转转，忙活点家务。十点多药效退散，她坐在屋里开始看固定的一档综艺节目（感谢这档节目陪伴我的母亲）；十二点父亲侍侯她吃饭，下午一点给她吃药、按摩，一点半或两点药效发挥作用，她开始去邻居家打麻将（这一习惯让父亲深恶痛绝却毫无办法），下午五六点药效过去，回来吃饭，继续坐在屋里看电视。晚上七八点吃药，药效起来就睡觉，半夜十一点药效过去，需要父亲每隔一会起来给她翻身，凌晨一点再吃药，到两点左右药消发挥作用，能再休息两三个小时……

十余年来，父亲如同母亲的影子一样，陪在她的身边。他不再有自己的生活。但每次我打电话回去，他永远只有一句话：家里没事，你妈很好，好好工作，不要担心。

但我知道，他的心脏逾发不好，他的膝盖里已有积水，他的脊椎病需要手术了。

母亲节到了，我没有给妈妈打电话。

我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我想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