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须虫

5月19日看《新京报》，读到一则让人恐惧而深思的报道。34岁的韩晓强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名教师，老家在山东。今年1月10日，准备回家过年的他，突然发现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查询后得知名下多出了一家公司，且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列为拒不执行偿还1800万元欠款的“老赖”。

目前，冒名者已被济南警方行政拘留5日。韩晓强表示，此事对其工作教学、生活均产生了影响。有律师表示，法院应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同时裁定终止原判决的执行，消除此事对韩晓强的影响。

身份证是人的身份凭证，它的使用与公民权利的息息相关，如购票、手机办卡、银行开户、贷款以及公司注册等都离不开使用身份证，这些过程中，涉及到个人信息、财产、金融信用等诸多的权利。公民因为身份证丢失、保管不善，被他人冒用甚至用以违法犯罪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被冒用贷款、担保、办手机卡、办信用卡等等，而近些年，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被老赖”的现象，也呈现多发、频发，屡有报道，给公民权益造成严重损害。

而每每如此，似乎都沦为了被冒用者一个人的战斗，面对被损害的权益，要想消除影响，维护权利，显得特别艰难，既涉及到公安、工商、法院多个部门，还面临着复杂而冗长的程序，耗时费力只能中止侵害，而主张侵权的损失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这些对于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任务。

与维权纠错成本太高相比，冒用的侵权成本太低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个案冒用者仅仅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如此对冒用者与其说是处罚，倒不如说是鼓励。

事实上，从冒用身份证情况看来，已经不只是影响公共管理的行为，特别是涉及到贷款、注册公司、办信用卡，与个人经济权利直接相关，客观上就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其危害是可以确切预见的。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规定“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实现冒用身份证行为入罪入刑，只有冒用身份成为其它违法犯罪的手段，才具备“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条件。显然这不是针对公民权利保护最好的兜底设计，防身份证冒用司法刑罚的栅栏还需加高加密。

当然，仅仅是让身份证不敢被冒用是不够的，让其不能冒用始终是关键。冒用除证件本身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人证合一”查验的漏洞，如果不堵塞这个漏洞，持他人有效身份证蒙混使用的现象仍然不免发生。

一方面应当加快公民身份证管理信息在公共管理领域联通共享，堵住丢失身份证被冒用的途径；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身份证应用的权利保护程序与机制，如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用于工商登记、结婚、办卡等，除了本人签字之外，可以通过手机号等方式及时通知，让公民个人有知情权，甚至是通过系统校核审验码加以保护，实现人、证与权利行使“三合一”的保护，推动冒用防范的前置。

此外，也要完善法规，强化涉及公民身份证应用相关机构的查验责任，对未尽到查验义务的导致冒用，承担必要的纠错和赔偿责任，倒逼保护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