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6岁生日的他，仍是所有孩子心里那个长不大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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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一位文化智者，或者说是一位文化老人，但他又是一个顽童，一个超级顽童。一方面，他大智若愚，洞若观火，宠辱不惊，笑看风云；一方面，他又透明单纯，无拘无束，爱玩好玩，天真率性。

这段来自学者、儿童文学作家孙建江的评语，让你第一个想起了谁？

你们说得有点像是我嘛！

没错，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

今天(5月19日），是他96岁的生日。

1947年，“任溶溶”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在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故事》杂志上。这一年，他所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斯尼童话故事，让中国的少年儿童也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许多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迪士尼童话形象，都是经由任溶溶的译介，才为国内小读者熟知的。

任溶溶先生通晓英、俄、意、日4种外语，至今翻译了世界各国300余种童话。他以信、达、雅的标准，翻译过伊索、科洛迪、安徒生、普希金、巴里、罗大里、达尔、林格伦、米尔恩等人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小飞侠彼得·潘》《女巫》《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等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的作家作品几乎就是经他译介后才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

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评价说：“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与翻译成就相比肩的，还有任溶溶先生的创作。在孙建江看来，也许正是因为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太大，他的创作反倒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了。“目前流行的几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就不曾专门讨论过任溶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创作绝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资产。”比如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没头脑和不高兴：嗯，这一点我俩同意！

最令人惊喜的是，直到如今，任溶溶先生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也将他忆旧怀故、展现对儿童文学创作思考的文章陆续带给我们报的读者。

细细一找，真不少呢，仅最近几年，任老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些意味丰富的短章：（点击阅读）

任溶溶：回忆我的几位儿童文学作家朋友｜往事

童书｜任溶溶：我记忆中的那些儿歌

悦读 | 任溶溶：祝贺老同学草婴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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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我们又迎来了任老的两本新书《如果我是国王》《怎么都快乐》。在本报所刊发的作品后记中，这位“老顽童”以恳切之心，和大家谈了他关于儿童文学翻译，以及童诗创作的种种看法——

我译儿童文学

任溶溶 | 文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我翻译儿童文学近六十年了，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由于过去对外国儿童文学报道得少，我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著作。我想引起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到底是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要分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给幼儿译外国儿歌，自然要译成儿歌样子，琅琅上口，给大孩子译书又不要有娃娃腔，孩子大了，都不爱别人把他们看作娃娃。其实这也很简单，就是译文跟着原作走，和所有的翻译一样。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

任溶溶部分译作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了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给儿童看的书不比给大人看的书，不能靠加注解来解决问题。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从文字上说，这似乎不太符合翻译“信”的原则，但通过这个办法，让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喜欢读这本书，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希望，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对得起原作者，符合原作精神，这倒是大大的“信”。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作品。我读了近二十本，好容易才挑出五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亏中文“猫”和“帽”押韵。我觉得译幼儿书是要用这种态度，里面那么多“nonsense”，译者译书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但反映在译文上可不能“严肃”，要不然反而违反原书主旨，把小读者吓跑了。

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翻译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诗。上世纪50年代，我真花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普希金、叶尔肖夫的童话诗，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知道他们多了不起。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一印再印，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我译的那些诗原作都是格律诗，我把那些诗译成了“我的”格律诗，无他，他们格律诗的音步不外乎“轻重”“重轻”“重轻轻”“轻轻重”“轻重轻”，也就是一个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我也就按照原诗的音步，每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这样既跟原诗格律同“步”，又符合中国诗的习惯，读起来顺口——孩子读起来顺口，这是我最关心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翻译一时停顿，我感到我也有许多东西可写，一口气创作了许多诗。应该说，这是长期翻译外国儿童文学，让我入了门的结果。

△ 任溶溶自画像

从生活中来的诗

我写儿童诗，为了吸引小朋友，就找好玩的点子。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儿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儿情节，带点儿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例如我写过让小朋友敬爱老师的儿童诗，就是《爸爸的老师》。我写一个小学生跟大数学家爸爸去看他的老师，结果他的老师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自己读三年级了，这位老师才教一年级，可是他的爸爸恭恭敬敬地对这位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会二二得四是您教的！”小读者会觉得很有趣有意思。我想出这个点子，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儿子小时候，上了高年级，就不那么尊重原来低年级的老师，我看到了，就想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给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从生活中来的。

《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绘图

另一首《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

可连我都莫名其妙：

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

忽然又会变得很小。……

这一首诗里说的事情，其实是真的。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到普陀山去玩，带着我的哥哥。不带我去是对的，因为我实在太小，一则不便，二则即使我到了普陀山，也不会懂得游山玩水。可是他们临走时说我大了，我就觉得十分矛盾，我到底是小还是大啊？

当然，我也会把孩子的事编成童话诗来写。例如《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或者写作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前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加上个“或者写作”呢？“怪物”用特大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小字体排，后面一句倒过来，“怪物”用特小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大字体排。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困难”，它千方百计要难倒这个小学生，可是这个不怕困难的小学生终于把它打败了。诗中连“＋－×÷”“abcd”都有。我无非是想逗小朋友读我的诗，听我给他们讲道理。

关于这首诗，有一件我没想到的事。在庆祝《儿童时代》复刊的大会上，特意请老演员乔奇同志来朗诵。我一下子发现了朗诵的威力。乔奇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充满戏剧魅力，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把故事讲给满场的小朋友听，自高自大、神气活现的大怪物，怎样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怪物，抱头鼠窜，他让全场小朋友听得入了迷，最后哈哈大笑，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简直呆住了，他朗诵的诗是我写的吗？我更吃惊的是，他稿子也不看，一口气朗诵下来。真是老艺术家啊！后来，我在收音机里又听了一遍他的朗诵，还请电台朋友帮我复录下来，可惜这位朋友后来出差去了，我至今没有拿到音带。

过了几年，我用章回体传统说唱形式（显然受了乔奇同志朗诵的启发）又写了一首童话长诗《小哈哈斗哭精》，讲一个小朋友总是笑哈哈的，气坏了“哭精”，他千方百计要让他哭，结果失败了，只好自己大哭。诗的结尾是：“他既然最爱哭，/就让他哭个畅，/而我们哈哈笑，/在笑声中成长。”这首诗让我得了一个奖。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却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写，我们要善于找出其中值得写成诗的事来写，找到了就是灵感来了。

本文为作者新书《如果我是国王》《怎么都快乐》

后记，浙江少儿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对孩子始终真诚、给他们最好的儿童文学，对自己始终坦率，付出自己全然的努力，这正是任溶溶多年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的缘由所在。小编不禁想到任溶溶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

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最后，祝任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久地陪伴孩子们，“持续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