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不乐》,周振鹤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学人的散文随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多识”:一是学识丰富,二是见识纷繁。学识,是学养累积的结果;而见识,则彰显着一个人认识的高度。

周振鹤,知名学者,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时又旁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等多方面的研究。如此的学养,决定了他散文随笔的特色,那就是“驳杂”。但“驳杂”却不肤浅,恰恰于“驳杂”中凸显出作者学养的广博、深厚和见识的独到、精微。

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藏书不乐》一书,也同样彰显着周振鹤先生散文随笔的这一写作特色。

《藏书不乐》内容虽然驳杂,但不脱“书人书事”。具体内容,又可大体分为以下几部分:藏书淘书、读书札记、怀旧怀人、书评书序等。

藏书淘书部分,表达的是作者的“书之情趣”。比如,他的藏书倾向,他的淘书乐趣,还有他藏书、淘书的眼光。多数人都说藏书乐,而周振鹤先生独认为“藏书不乐”。那么,真的是“藏书不乐”吗?不乐,却还在不断地买,不断地藏,可见,说到底其骨子里还是认为“藏书乐”的。不乐之处,在于担心自己的藏书无处可放,藏书难以尽读。

读书札记,最能见出作者的阅读倾向,也最能见出周先生的学养和见识。周先生似乎特别喜欢阅读学人的日记,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日记观”。多数人是不喜欢“流水账”式的日记的,而周先生却说:“日记最要紧的要素就是流水账,而历来老师教导的什么日记不要记成流水账,都是错误的。”何以如此?因为在周先生看来,“越是流水账式的日记,就越有史料价值”。

为此,他还特别将回忆录、自述、传记三种文体与日记作了比较。他说:“这世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回忆录,有时言之凿凿的事,一经旁证,便成虚妄。口述历史同样可虑,口述者对于过去之事常有选择性记忆,有时亦并非刻意为之,但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叙述。进一步而言,即使是传记——不管自传还是他传,也有需要证实之处,自传与回忆录的毛病相同,他传则由于作者目的不同,也很有可能为了抑扬的需要而损害事实的真相。”所以,周先生宁可相信日记。

但即使是日记,也必须做出分辨。“那种为了自己备忘而随意写就的日记,常常是最可靠的史料。而一些名人的日记就要当心,像曾国藩、蒋介石的日记是写的时候就准备给后人看的,今天的人读起来不能不存一个心眼。”基于此,周振鹤就特别喜欢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的日记,而且他认为:“正宗的日记就应该是周氏兄弟那样的日记,就是流水账。今天做什么事,去见何人,何人来访,简单几行,让后人受惠无穷。”

读书札记,周先生在写法上喜欢“以小见大”,于“小”中抵达洞识精微的高境界。此种写法,可以说贯穿于他所有的精要短章之中。

怀旧怀人部分,可以看出周先生善于撮其“要”,抓住人物的职业特点和性格特点去写,既不一味夸饰褒扬,也不会去刻意贬低,乃至于诋毁。例如,写任鸿隽,即抓住他“温和学者”的特点来写;而写罗文达,则抓住他“儒雅书商”的特点,说他是“一个高人,一个书商”,但他“商而不奸”,有“学人之心”,像一些日本书商那样“宁可将书卖给有用的学者,却不一定卖给出价最高的贩子”。

作为知名学者,周先生多有担当,敢于直面现实,并且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诉诸于文章之中。例如,《跳读〈夏鼐日记〉》一文,就借助夏鼐日记所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严选“导师”(硕导、博导)的内容,今昔对比,抨击了当前越来越严重的“导师泛滥”的现象。《著书不如抄书》一文,则表达了作者对“人文科学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观点。

《藏书不乐》一书,充满了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思考和历史的表达,通读之后,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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