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的第四任君主赵祯病逝，享年54岁。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消息传到洛阳时，百姓也是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整个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这还不算，当其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就连“燕境（即辽国）之人”也是“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更是大吃一惊，握着宋朝使者的手号啕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其建一个衣冠冢，以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定论，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他在位的42年时间里，大宋可以称得上是河清海晏、国泰民安。

就连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他当政期间“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就连对宋朝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朝大儒王夫之，对其也是由衷的赞誉有加。

不过按照现如今的思维习惯来看，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是王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和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经过太祖和太宗两代的创制以及真宗一朝的确认，到了仁宗在位时，宋朝的制度已日臻完善了。此时，宋仁宗就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这样说宋仁宗的，“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这说的就是宋朝的政治制度。

啥意思呢？就是说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宋朝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个是以“执政”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个是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宋仁宗的承认，所以他“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当时有人评价说：“仁宗皇帝啥事都不会，却只会做官家。”一位圣明的君主，啥事都不会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也就是如何“做官家”。

宋仁宗能够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可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放心，在宋朝，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会受到外廷强烈抵制的。宋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法度，但他有个不好的毛病，那就是耳根子软，有时候只要在其耳边鼓吹几下，他也会未经外廷会议，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的诏书。当时的宰相是杜衍，他对于仁宗的这类诏书，一概都是不予通过的。

还有御史中丞，也就是台谏，这也是宋代约束皇权的重要力量，比如著名的包拯包青天。

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宋仁宗搞君主独裁，但他敢听从。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就曾收录过一段宋仁宗的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

祖宗既定的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循，若不遵成法，那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皇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过雷池一步。由此看来，宋仁宗即便是有专断之心，怕也是不能如愿啊。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和谦抑，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帝王所该有的美德，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可以理解，为何他在去世之后会得到举国哀悼，远近皆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