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有始无终，对改革的推动和支持不彻底；二是改革触犯了当时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遭到最强有力的反对，改革最终功败垂成。

其实，改革的最初推动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赵祯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属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书行告宋廷，宋仁宗闻之大怒，随即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随着战争的推进，北宋微薄的国力财力难以为继，加上久战不胜，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识到，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于是，庆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调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为副宰相，开天章阁，命范仲淹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从小就苦读诗书，胸怀大志。当年，他在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求学时，有一次，皇帝幸临应天府，应天府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回来后，同窗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注定要干大事的读书种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和对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确实，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承平日久，积弊丛生，机构臃肿，财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敌汹汹，国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增强军备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改革举措，宋仁宗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刷新“吏治”，即通过“精兵简政”的手段，来减轻国家重负，提高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当“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实行后，却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无终，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顾后，利益集团顽固阻挠，这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各项改革随即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