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2日，在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甲骨文共同举办的第二场活动“翻译与我们的时代 | 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的译论四“字幕是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创利特影视翻译的创始人和运营总监宁倩和资深媒体人和影评人梅雪风在一起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梅雪风认为，译制片和字幕组的字幕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新译科技、单向空间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以“翻译和我们的时代”为主题，就非虚构写作、文学写作、出版与翻译、字幕翻译、AI翻译五个分议题进行五场对话，共同探讨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

本次推送的是第四场活动“译论四丨字幕是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现场内容报道。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严锋认为，新世纪草根字幕组组织的大规模的影视翻译，与鸠摩罗什、玄奘对佛经的翻译、近代林琴南与严复等人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翻译和八十年代各大出版社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翻译，并列为改变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四次大规模翻译。

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变革，各种不同类型的字幕，比如弹幕，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观影体验中，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全新的字幕形式？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字幕？从译制片到字幕组，我们观看影视作品的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字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5月12日，在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甲骨文共同举办的第二场活动“翻译与我们的时代 | 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的译论四“字幕是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创利特影视翻译的创始人和运营总监宁倩和资深媒体人和影评人梅雪风在一起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字幕？

我们该怎么看待弹幕？

宁倩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践行的理念是，好的字幕应该是隐形的。因为我们看影视作品，看的主要是情节、导演的画面语言、听的是对白。字幕只是辅助的作用，帮助那些没有办法理解原文的观众更好地去理解这个情节。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字幕翻译也遵循翻译最根本的“信达雅”三字，让观众无障碍地去欣赏影视作品。宁倩个人的体会是，好的字幕在于，看完这部影视作品后，当我们回味它时，是不记得看到的字幕的，只有影视作品中的情节留在脑海里。

当然，宁倩也承认，字幕本身在荧屏上也遮挡了原来的画面，这是一种障碍。因此，他们要在制作字幕的过程中把这个障碍减到最小，不要“刷存在感”。院线电影中的字幕是不允许有注释存在的，“放飞自我”加注解是不被允许的。

梅雪风认为，字幕与翻译作品其实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完一行字幕，没法去回味，或者联系上下文。现在有些字幕会让人跳戏，这也许跟当下人的心态有关。梅雪风在看特别烂的片子的时候，就会打开弹幕。字幕是辅助型的，而弹幕是要跳出银屏，跟观众交流的，这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

严锋

严锋补充道，这是一个读者的时代。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已死”，它有一层意思，指的是读者的空前活跃，甚至上升成作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弹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字幕，字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弹幕。弹幕相当于我们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变成了一个创造者，要发出我的声音。像宁倩所说的字幕要“隐形”或者“透明” ，这是比较传统的，在今天或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在交互式的影视当中，大家都可以变成了游戏者，也是创造者，去创造并决定剧情的走向。

当然，专业的字幕翻译者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坚守传统的原则是可以理解的。草根的字幕组就可以发挥翻译的多样性，甚至带着解说和点评色彩。这也许就跟有的读者看《红楼梦》喜欢看脂批一样，他们会觉得脂批是《红楼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它会剧透。严锋觉得这个文化转向很有意思，无论如何，我们不急着去下一个判断，但我们也要看到字幕组的意义所在。

从译制片到字幕组，

我们的观影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从译制片到字幕组，两种影视的翻译方式的改变，对于大众文化的认知和接受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严锋是从译制片时代走过来的人，他见证了一个声音的时代走向了字幕和声效原声的时代。

严锋记得，在改革开放后，译制片为他们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当时很多人不是去迷影星，而是迷配音演员。那个时代大家迷恋的是声音，因为电影的图像也有限。而今天有着Imax、3D、4K，是一个画面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会认为画面很重要，人最容易被画面打动。

而严锋觉得，声音里面有些很深刻的、塑造我们灵魂的东西。当时引进的译制片很多也只是二三流的片子，但是翻译却是一流的。上译厂有八道工序，要讲究形神相似。此外，译制片在翻译过程中还要讲究口型、文化、情感，那个年代并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想象他们做这些都是很困难的。

而在世界范围内来讲，译制片从来没有衰落，比如日本的声优还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意大利、德国，译制片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随着上译厂老演员的流失，新一代没能很好地接上来，造成了配音水准的下降。好多地方卫视的草台班子的翻译，也大大败坏了翻译的名声，这才导致了中国译制片的衰落。

严锋回顾译制片的辉煌，并不是要否定字幕组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的翻译，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第一次是鸠摩罗什和玄奘组织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近代林琴南和严复对西方文化思想作品等的翻译，第三次是“文革”之后，商务印书馆、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们组织的大规模的官方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翻译，推动了改革开放，第四次就算新世纪的草根字幕组组织的大规模的影视翻译。

宁倩从小也是看译制片长大的，她认为字幕工作和译制片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做字幕的时候，也要照顾影视作品中的情感、口型等等。他们会控制字幕的长度，因为大家肉眼来看字幕的时间大概是两秒到五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要照顾演员的口型，不能让演员的台词说完了，底下的字幕还没有完。这些匹配过程也是要向译制片学习的。

此外，宁倩也推荐在字幕翻译中更多地使用成语或俗语，因为简练非常重要。一般来说，14到20个汉字需要5秒钟的时间，这对译者的中文功底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要求的。

上译厂制作的译制片《简·爱》（1970）

而对于一些片子来说，它的确需要配音的存在，为特定的观众服务。比如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小朋友们可能字还认不全。还有年长的长者，他们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不足以用字幕的形式来看。所以，译制片和字幕组不是谁代替了谁，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

梅雪风认为，译制片和字幕组的字幕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声音是一种表演，因此大家可能会去迷声音演员。早期的电影很多不是同期声录制的，所以早期的译制片的声音背景很干净。后来同期声入音之后，由于现场的声音很丰富，在译制中这些声音往往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原了演员更完整的表演和电影更细致的表达。所以说，译制片更多是一种再创作，它也不是原来的电影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部电影。配音变成了一种艺术，这也是中国在特殊阶段下形成的产物。

严锋认为，字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割裂，把意义和图像割裂开来。我们一方面要去看字幕，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人物上面了，这会造成一定的分心。而配音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其实，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性的背叛。它们各有利弊，所以译制片和字幕片有着不同的取向，也适合不同观众的口味。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西西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