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朝的文人有些另类，与唐代文人的大气磅礴不同，与宋代文人的宽仁大度不同，明代的文人大都处世固执，做事偏激，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名声名誉、道统传统而争论不息，实则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这话说得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类，而是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的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就因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誓死捍卫所谓的“正统”，一定要争论出个“名正言顺”才肯罢休。

　　为了这个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话题，群臣们与皇帝旷日持久地拼死对着干，长达十多年之久，结果朝廷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对，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狱，十八人死于狱中，最终弄得两败俱伤。

　　明代的文人不见在政治构想上有什么创举，也不见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施行，却在这种“名分”之事上耗费精力。空谈，虚名，固执，偏激，不仅遗害了整个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等等，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的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为的是个人的名节，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

　　明代文人们似乎以“当众顶撞皇帝”而“被打屁股”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

　　朝廷官场上文人的极端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民间文人的风气，以致于有的文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然以暴露无耻为卖点，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写入诗文大加高调宣扬，这种得了性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情，真实反映了潜藏在明朝文人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

　　当时，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明朝著名文人屠隆之死、另一位著名文人汤显祖为其写诗以叙朋友之情的一件事。

　　屠隆，字长卿，浙江鄞县人，明万历五年，即公元1578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

　　《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名满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明朝是个才子辈出的年代，而大凡才子无不彰显其才子风流本色。如当时强烈批判《西游记》的著名史学家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再如明代文坛“公安派”领军人物的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

　　像屠隆这样的风流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本是一件不必十分隐秘的事情。但是，得了花柳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汤显祖却把此事视作风流，不但不觉得这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反而堂而皇之让这件事进诗入文，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高调宣扬。这无疑是当时文人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真实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