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西属美洲正式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完全独立。1823年，墨西哥开始铸造完全自主的鹰洋银币，而先前的西班牙本洋银元和新的鹰洋共同在市场流通使用，并用于该国的外贸货款支付。然而，东亚地区的市场只信赖传统本洋，对新兴的鹰洋难以接受，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850年代，即清朝咸丰年间。

“上海银饼”自救未果

　　经过30年的对外支付及消熔改铸，原来的本洋在美洲境内几乎彻底消耗殆尽。咸丰年时，上海市面通行的西班牙本洋来源锐减，本洋兑换汇率远超过所含银价行情:从1851年1月至1855年6月，“银元兑换制钱的价值一直在上升，由1:1280文逐年上升至换1900文……本洋的市价日益高涨，导致上海商界的记账单位改用虚银即‘上海九八规元’”。

　　为压低本洋市价，拥有80多条沙船的大沙船商——上海商船会馆总董郁彭年创办的郁森盛沙船字号，于咸丰六年(1856年)铸造并发行了每枚重一两与五钱的“郁森盛足纹银饼”，金融界称之为“上海银饼”，开创了沪上商号自铸银元、流通市场的先例。据郁钟德(郁彭年后裔)提供的一部于1923年编成的《黎阳郁氏家谱》，从中得知了郁彭年及其弟郁松年，同心协力经营郁森盛沙船字号鲜为人知的轶事；同时也为郁森盛沙船字号和上海商船会馆在当时海运、漕运和商界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史料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郁彭年去世，郁松年挑起其兄遗下的全部产业。次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县城达17个月之久，郁松年以20万两银子资助起义军。咸丰五年(1855年)，起义军撤离县城，郁松年捐银20万两修葺在战火中被损坏的城墙，民间感恩，称之为“郁半城”。今在小北门遗存的一段明代城墙上甬道间有些城砖上，刻有“咸丰五年，上海县城砖”字样的钤记，便是郁松年出资修城的证据。后郁松年又向清廷输银20万两，要求增广府县学额各10名，以广文化而开贤路。此举为朝廷采纳，百姓深感其德。清廷欲给他封官进爵，可他不受。这是郁氏自铸、发行银饼的实力和为官府允准的原因之一。

郁森盛商号王寿铸造的五钱银饼

　　上海银饼分壹两、五钱两种，六个版式。正面为“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足纹银饼”，背面为“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或五钱)银匠××造”。当年沙船商自铸、发行银饼除郁森盛外，还有王永盛、经正记两家。铸造银匠分别是万全、丰年、平正、王寿。但是，由于此种银饼铸制简单粗糙，很容易被人仿造，以致发行后赝品充斥于市。早年来华协管墨海书馆而热衷收藏中国钱币的英国人伟烈亚力，在1857年底以“大清国硬币”发文于上海文理学会，并登载次年会刊上，提到“当伪品混入流通后，对新币的信心迅即消失，目前已经很少出现，只能在收集的情况下找到……由于这种银饼因质软不经用，制作程序繁杂，在交给民众后无论数量多寡，即被回炉熔化成传统银锭，其结果就是只得停产。”

王永盛商号万全造的一两银饼

“上海壹两”胎死腹中

　　面对1851年开始至1855年间的汇率危机，在上海银饼的自救方案彻底失效后，沪埠的洋厘行市只能按照市场规律，依据上海各家外商银行的约定，全面接受以墨洋作为基准本位币来进行交易的结算支付银币。

　　由于铸造精良、含银量高、规格统一且不易磨损，墨洋很快就被我国商民接受，成为许多地方的标准货币。据统计，至1911年，在我国所流通和贮藏的鹰洋总数约四五亿枚。从1854年到1911年，墨洋作为我国主要流通货币历时半个多世纪，为我国自己铸造银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60年代中期，墨洋已经在东亚市场广泛流通，此时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捞一票的英帝国又眼红于墨洋在我国的通行无阻，开始在其殖民地香港开办造币厂生产港银来竞争，可是港银依然不是鹰洋的对手，香港的厂子实在难以为继、撑不下去。

墨西哥鹰洋

　　至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铸造通用银货币，厂方雕模试制了一套样币，这种币的正面分有芒纹和无芒纹两种，并有光边和齿边的区别。为更容易被清政府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帝王的龙形图案。同时因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厂里误以为采用上海漕平法有助销量，因此文字使用“上海壹两”，可能错认上海通用的规元含银九八，将成色定含银982；其重量则为566格令(合36.67克)，系与漕平一两同。在考虑平衡对等原则下，背面采用英国皇室及嘉德勋章图案。如此拿出了此套银币的样品呈送北京户部，指望得到批准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