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即使是三个字的如诸葛亮、司马懿,也是因为他们复姓诸葛、司马。《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但在读书人之中是找不到两个名字的。

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姓名文化都有一些特别之处,能反映出特殊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就秦汉两朝而言,因秦朝短暂,姓名文化尚未形成明显特征,可视为战国时期的延续。汉代虽然长达四百余年,但西汉和东汉的姓名文化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其实,用单字名一直是汉代以前中国人取名的主流,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秦代,取单字名的人远比取二字名的人多。如周朝天子中只有共王繄扈、孝王辟方、幽王宫湦、平王宜臼、厘王胡齐、顷王壬臣、灵王泄心等取二字名,其余二十多人都取单字名。汉人喜欢取单字名,只是这种取名文化的延续而已。

不过,取单字名在汉代确有越演越烈之势。西汉皇帝中,只有昭帝刘弗陵、平帝刘箕子(后改名刘衎)取二字名,东汉皇帝则无一不取单字名。西汉名人中,取二字名的并不鲜见,如周亚夫、段会宗、隽不疑、萧望之、薛广德、范明友、李信成、田广明、韦玄成、张当居、张释之等。而到了东汉,取二字名的人就凤毛麟角,几乎绝迹了。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直到东晋,才打破了这一“戒律”,陆续有人取二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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