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清晨，开封城外一片混乱，大路上挤满了骡马车辆，大批乡民扶老携幼，匆匆逃向开封，拥入城门。

一队骑马的官兵夹杂在人群当中，奔向开封，人数有三百左右。一条大路被乡民们拥塞，这队官兵几乎无法行进，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挥刀砍向路上的乡民。人群惊呼逃散，官兵终于可以继续行进，快速冲向开封城的西门。

《汴围湿襟录》记载，开封西城上的守军望见大路上那一队骑兵“砍民争路”，感觉异常，慌忙赶开西城门中拥挤的人流，抢在那队人马冲到城下之前，将西城门关上。随后向城外发射火石大炮，将那一队骑兵击退。

守军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队人马果然是李自成农民军的先头部队，假扮成官军，连续三日三夜向东急行军，险些偷袭成功。

李自成的军队是从洛阳东来，上个月刚刚在洛阳得手，收获巨大。

洛阳是中原重镇，也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地。朱常洵是明神宗的三儿子，生母是神宗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也因此，明神宗溺爱朱常洵，一度想立他为皇太子，只因为阻力太大，没能如愿。

明神宗要在金钱上给爱子补偿，朱常洵结婚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营造洛阳王府花费二十八万两，此外又赐给他肥沃的庄田两万顷。洛阳的福王府比北京的皇宫大内更为富有。

朱常洵和他父亲一样，贪杯贪色，纵欲无度，而且和他爹一样贪财。

崇祯十二年，河南大旱，继而蝗灾泛滥，粮食绝收，饥荒严重，甚至饥民相食。当时在河南征剿农民军的官兵对福王很不满，都说福王身家无数，却让将士们饿着肚皮四处征战卖命。

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吕维祺，此时正在洛阳闲住，意识到这种怨恨情绪的危险性，劝说福王朱常洵拿出一些家财，“散财饷士，以振人心”，分发一些钱财给将士们，提振士气。但朱常洵毫无反应，全不理会。

吕维祺就自己做，拿出家中的储粮，设粥局济贫。但遍地饥荒，饥民的数量越来越大，他们要活命，因此选择追随李自成造反。李自成的势力迅速膨胀，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进攻河南，逼近洛阳。

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等人率军增援洛阳。福王在府中设宴款待三位将军，极力反对援军进城。到了正月十八，驻扎在城外的刘见义和罗泰投降农民军。

福王拿出千金招募勇士，派他们奇袭农民军大营，杀伤不少，但无法打退农民军。

十九日夜里，王绍禹的亲兵们杀死城上的守城者，在城中纵火，打开北门，迎入农民军。洛阳失守，福王一家缒城而出，朱常洵躲进迎恩寺，被农民军搜获。

吕维祺也参加了守城作战，分守北城。城陷之后，农民军中有认识吕维祺，知道他曾经放粮救灾，劝他逃走。吕维祺不肯走，因此被俘。

吕维祺遇到被俘的福王朱常洵，向福王大喊：“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贼！”

就是提醒福王朱常洵，这一回难逃一死，一定要死得有骨气，像一个王爷该有的样子，别跌份儿。福王朱常洵大睁双眼，没有回答。

吕维祺自己死得像条汉子，被押到周公庙，不屈不跪，“延颈就刃而死。”

福王死得有点惨，《明史》中的说法是：“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农民军放火烧掉福王府，大火三日不绝，福王妃邹氏和世子朱由崧侥幸逃走。

对于朱明藩王们来说，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福王朱常洵死在洛阳没几天，二月初四，张献忠长途奔袭，用计攻陷襄阳，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被杀。

朱翊铭是明仁宗五儿子的后代，世居襄阳。大学士杨嗣昌亲自督师，全部负责剿匪，在襄阳开设军府，加固襄阳的城防工事，如同堡垒一般坚固，并把多省的军饷和兵器存贮在这里。

崇祯十四年正月，杨嗣昌坐镇重庆，张献忠却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一天急奔三百里，出奇兵，截杀杨嗣昌的使者，夺取兵符，派人冒充使者进入襄阳城，里应外合攻陷襄阳。

襄王朱翊铭被押上南城楼，张献忠说：“王无罪，王死，嗣昌得以死偿王。”然后请他喝酒：“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籓诛，王其努力尽此酒。”

一起被杀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张献忠又下令火烧南城楼，将朱翊铭、朱常法尸体焚毁。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开封。

李自成攻陷洛阳，开封的城守副总兵陈永福率兵前去救援，而河南巡抚李仙风此时也率兵在黄河以北剿匪，整个开封的城防力量异常空虚。

李自成得知这种情况，乘胜挥师向东，大队人马紧跟在三百人的先头部队之后，于二月十二日午后抵达开封，随即开始进攻西门，第一次开封保卫战正式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