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行动》制片人陈蓉对自己和团队的定位是，既是电视人，又是产品经理，她们做的不仅仅是一档电视节目，更是一个公益生态工程。

文 | 江来

从1000余万到7000余万，产品总销售额的飞跃，是东方卫视大型公益扶贫节目《我们在行动》三季以来扶贫效果和影响力持续升级的最直观写照。重庆奉节脐橙卖出3000万，西藏鲑鱼、土豆卖出了2000万……回顾这一季的战果，制片人陈蓉坦言不少站的销售数字都是她始料未及的，如今谈起也充满惊喜与兴奋。

作为制片人，领衔这档公益扶贫节目的制作，陈蓉不仅要专注于内容的创新和打磨，更看重的是节目给所拍摄的各个贫困县带来的精准扶贫实际效果。

“这就是真正为贫困县带去我们节目的一份贡献，因为只有产业扶贫这样造血式的帮助，才能够激发贫困地区农民的内生动力，才能够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等着别人的施舍和帮助，这是最直接的公益体现。在产业之外，我们也带来了很多个体的、家庭命运的改变，这些也让我们感受很深。”陈蓉说。

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制片人陈蓉

她给自己和团队的定位是，既是电视人，又是产品经理，她们做的不仅仅是一档电视节目，更是一个公益生态工程。

“我们不光是电视人，要做好节目、讲好故事。而且，每个人都是产品经理，我们为当地找寻什么产品，怎么做这款产品，带什么资源来配合这款产品，都是经过我们的手铺设出来的一条路。在整个公益生态链上，我们每个人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们都为做这样一档节目而感到很骄傲。”

引入心愿委托人、拓展文化扶贫

电视公益节目标杆的进化论

去年10月，《我们在行动》在“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典礼上荣获“组织创新奖”，这是上海市首次荣获该奖。事实上，去年接连推出两季的《我们在行动》就已成为以电视创新实践公益扶贫的新样本和新标杆。而第三季如何在内容创作和产业扶贫上再上一个台阶，主创团队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最终呈现出了多重创新。

内容模式层面的最大亮点来自于“心愿委托人”。心愿委托人中既有本地籍明星，如宁静、童瑶、蒲巴甲等，也有参加了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活化石”申纪兰，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情结且对当地情况有更深了解的公益人士，以更大热情投入公益行动中来，扶贫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成长经历结合起来，这一创新的确激发出明星和嘉宾们的更多情感，也大大提升了节目的可看性和承载的意义。

从第一季以来，节目在嘉宾邀请上的原则就十分坚定，包括路上的行程，明星嘉宾需要留出四到五天的时间，“这个条件不能满足的话，即便再有名，我们也不要。在公益这件事情上，我们宁愿找两个踏踏实实给足时间的明星，真实体验农村生活、真实帮扶。”

产业扶贫一直是《我们在行动》的最大特色，而第三季在延续原有的这条路径基础上，还在新的扶贫方式上展开探索。例如，第一期云南楚雄站就尝试了文化扶贫。彝绣是当地具有民族的代表性文化产业，但目前发展规模远远不够，订单量极少、市场渠道单一、工艺操作不规范。

《我们在行动》便通过邀请少数民族绣工艺领域领先的企业给予建设绣娘工作室、刺绣定期培训等资源扶持的方式，帮助当地拓展彝绣产业，同时，节目组还带着从未离开过县城的绣娘们带到北京王府井商场、上海东方卫视春晚、《妈妈咪呀》录制现场，推广他们的绣品和民族文化。

节目组在保留宏观视角、足迹遍布全国各个贫困县的同时，也更聚焦于对不同个体的关怀，针对不同拍摄地、处境不同的人物，节目组设置了差异化的扶贫方式，充分彰显公益节目标杆节目的社会价值。

内容创作、拍摄地选择难度持续加大

硬核团队“迎难而上”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在行动》已完成了三季的拍摄和播出。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在这样较快节奏的创作中，保证节目内容的高品质，持续提供新鲜的观看体验，是个不小的挑战。

陈蓉也认为，“实实在在地帮助人是最最基础的诉求，但是节目的好看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诉求。所以，我们一定拒绝雷同，拒绝节目模式的固定化、内容的同质化。”

三季以来，《我们在行动》围绕产业扶贫主线逐步形成了清晰模式，体验、展示、宣传、订货，这些环节几乎都不可或缺，但节目组力求在每一站在内容策划上做出差异化，避免给观众带来相似感。即便是劳动体验、考察当地农产品的固定环节，第三季的每站拍摄和展示的内容也都各具特色。

节目中，公益大使们在山西平顺这一站共同体验了潞党参种植过程，其中王凯和刘涛则负责农家肥的运送。首次在崎岖山路上运送农家肥，状况不断。王凯与“不听使唤”的独轮车“死磕”，无奈肥料过重，王凯个子太高且患有腰伤，弯着腰推车走一段陡峭山路十分艰难。

而后，刘涛提议放弃使用独轮车，两人一起徒手将农家肥扛上山，肩扛、手提，各种方式都用上，两人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袋农家肥运上了半山坡。这个片段播出后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都获得了广泛传播。

在陈蓉看来，不做任何设计和干涉的真人秀创作中，贫困村种种体验环节的拍摄，更有效的创新法宝在于从农作物出发、设置拍摄内容，将不同农作物体验中最精华的部分、最能够打动明星的部分，融入体验过程中，这样记录下的内容往往最为珍贵、不循规蹈矩，传递出的情感力量也最为浓厚。

每季拍摄前，主创团队都会提前几个月的时间分两步踩点。第一步，首先着重考量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是否适合拍摄，因农产品种植的季节性较强，选择的农产品需要与拍摄时间有效匹配；第二步，在确定了贫困县、农产品后，需要深度采访某几个村子特色的感人故事，人物的挑选需要与产业紧密挂钩，“这些故事的老百姓一定是贫困户，或者和当地特色产业有关的农民代表，如产业的带头人。”

而节目组对人物和故事的典型性和情感共鸣价值要求很高，在陈蓉看来，普通人身上一定能挖掘出感动人的东西，“如果我在大本营听导演们反馈的故事觉得不感动人，那就要再多采访，把步子再放大一些，尽量挖掘出能够感动城市人的素材，让大家也能够投身到精准扶贫工程当中。”

从“电视人”到“产品经理”

最大挑战是做决策

从操刀这档公益扶贫节目起，陈蓉就愿意将主创团队的角色定位从“电视人”升级为“产品经理”，而作为制片人，她便是“产品总经理”，不仅要把节目做得好看，把精准扶贫的信息、贫困户的故事真实地传递给电视观众，同时还要通过各方面资源的调配整合，配合产品做好包装、设计、宣传，包括物流、运输、冷链配送，以及完成与企业最终销售的配合，让大家对于产品产生购买的欲望。

而在她看来，这个新身份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做决策。与以往做节目不同，这里的任何决策都不只是关系创作层面，更直接关系着每个贫困县产业发展，因而都显得至关重要。

“以往我们就算选错嘉宾了，或者在嘉宾挖掘故事上没有那么完美，带来的都是只是小小的创作上的遗憾。可是这次的决策也许关系到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县的产业、很多贫困户的命运，所以这个决策特别难做，不允许犯错。所以我自己都会非常小心地在踩点过程当中聆听各款产品的情况，最终做一个决定。”陈蓉说。

西藏站的拍摄地和产品选择，是第三季的一个经典决策案例。实际上，在第三季确定进藏拍摄前，不少核心导演曾提出反对意见，拍摄成本高、路途遥远、高原反应的不可测等是主要因素，但陈蓉认为，西藏是中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即便再艰难，做到第三季，还没有去过西藏拍摄，我自己内心说不过去。”

而在对亚东、江孜、定日三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考察后，鲑鱼和土豆都是很打动节目组的特色农产品，一时间难以抉择。经过几次电话会议后，陈蓉对这两条线都割舍不下，“无论是鲑鱼还是土豆，今年我们不帮他们宣传，也许今年就卖不出去了，老百姓生活真的太艰苦了。”她开始考虑两个贫困县、两个农产品并行拍摄的可能性。

拍摄任务本就十分紧张、挑战重重，这无疑将带来难度加倍，在拍摄队伍配置、明星邀请、时间安排上都将增添新问题，而经过一番挣扎、拍摄计划的推演，最终陈蓉拍板，“两条线都拍！”

如今回想西藏站拍摄，即便每个工种都遇到了更大挑战，六人出现严重高反被送回低海拔地区，但最终有惊无险，拍摄顺利完成，且效果颇佳。在陈蓉看来，虽然做决策和拍摄过程中都面对了更大压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实际上，在前两季已经树立精准扶贫的电视样本后，第三季创作之初，陈蓉和团队肩上的压力不小。“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内容的开拓、销量的开拓，方向在哪里。但真的是有了各方人士的帮助，让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发现真的亮点还挺多的。”

“第一是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决策，各方领导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可持续性，并且愿意扶持团队做这档节目；第二，能够做成这档节目和大环境也很有关系，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深入人心，各方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愿意一起配合做这个项目；第三，更多明星主动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邀请明星也越来越简单了。真诚、不功利，踏实、不浮躁，这些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节目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脱贫攻坚的最后决战时刻，一年两季的快节奏创作之下，陈蓉和团队即将在短暂休息和经验总结后，进入第四季的创作周期。接下来，这支已经打了十余场硬仗的队伍，还要继续在内容打磨和社会资源整合上同时发力，陈蓉透露，也希望节目在扶贫模式和路径上还将有进一步的突破。

在挑战了文化扶贫后，节目或还将开拓旅游扶贫等新方式，并在“扶贫+”展开新一轮探索，与贫困县所面临的最切实问题相结合，如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等，都可能在节目在“扶贫+”的模式拓展下得到观照。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