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寶藏發現之初,人們對遺書中各類寫本的題記就予以了足夠的重視。伯希和向胡適說他當時挑選敦煌經卷的三個標準,其中之一就是看有無題記可供考訂。一九三六年,許國霖採用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卷編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胡適作序稱收錄的四百多條題記“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後來陳寅恪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作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以史學家的眼光,論述了題記的價值所在。此後,收藏於各地的敦煌寫本題記大多已經整理刊佈,被研究者利用,至於學郎題記,則有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收羅最爲完備。敦煌學郎詩主要是以題記的形式保存下來的,這些題記記錄抄寫時間、抄寫者身份等項較爲明確,有關其作者問題似無可懷疑,因此一直爲大家所忽視。

較早注意到敦煌學郎詩的是胡適,他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中引《寫書不飲酒》、《寫書今日了》二詩,稱之爲“書手的怨詩”。一九六二年王重民先生作《記敦煌寫本的佛經》,論及“寫經生”時,列舉了斯六九二《秦婦吟》卷末張友盛寫的《今日寫書了》詩,說“他在辛苦的寫書中,悟到了窮人只有靠自己的手”。一九六九年吐魯番出土了卜天壽抄本《論語》,卷末有卜天壽抄詩數首,郭沫若先生等對其中一些詩的作者歸屬發表了意見。

總而言之,各人所表述的主要觀點都是認爲抄寫者與詩作者爲同一人,即將題記中詩作的創作權,歸到題記作者名下。這一觀點,至今已被學術界接受,近年問世的有關敦煌文學論著均沿襲此說,認爲學郎詩大都是學郎們信口信手的即興之作,以抒發個人抑鬱不滿的情懷,其中不乏調侃戲謔,反映出當地抄書人的真實情懷。

那麼,這些詩的作者與這些寫本的抄寫者到底是否爲同一人呢?這些詩真如論者所言,是抄寫者的信口信手之作嗎?這一看似很小的問題不僅僅是詩的作者歸屬問題,還是一個涉及整個敦煌學郎詩的性質的帶普遍意義的問題。

弄清這一點,對我們瞭解唐五代敦煌的文化面貌,認識敦煌詩歌的真實狀況,研究文人詩作與民間俗詩在流傳過程中存在的衍化現象及過程等,均有一定的價值。筆者有機會對敦煌詩歌作了初步清理,現就所見結合有關文獻材料,對這一問題略呈淺見。

這裏不妨從世人所熟知的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幾首詩說起。

卜天壽《論語鄭氏注》抄卷後詩詞雜錄

卜天壽《論語鄭氏注》抄卷一九六九年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唐墓,在長達177行的《論語》寫卷後有“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口(抄)”的題記,其下並抄有《十二月三臺詞新》及五言詩六首。據詩末雜寫,我們可以知道,抄寫者卜天壽是“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鳳裏義學生”,年僅十二歲。

關於這些詩詞,郭沫若先生作有《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一文來專門考論,認爲《十二月三臺詞》是當時的“流行歌曲”,五言詩六首中《百鳥投林宿》等五首爲“民間流傳的舊詩”,極有見地。唯《寫書今日了》一首,郭沫若先生認爲“無疑是卜天壽自己做的”。此後,龍晦先生又有《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研究和校釋》等文,指出郭沫若先生對《他道側書易》一首的校勘錯誤,並結合敦煌寫卷中的《補日寫書了》、《寫書不飲酒》等學郎詩,論證《他道側書易》一首是卜天壽所作。

先看《他道側書易》詩,原卷下端略有殘損,缺一、二字,詩如下:

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

側書還側讀,還須側眼〔看〕。

郭沫若先生將“側書”校作“札書”,龍晦先生已訂其誤,但龍晦先生同時說:“卜天壽這個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說,比較調皮,字雖寫得好,可能姿勢不正,甚至有側起寫字的習慣。所以他說:‘你說側起寫字容易嗎?我說側起寫可不容易啊!側起寫還要側起讀,還要你側起看呢!’”看起來似乎真是卜天壽信口信手的即興之作。但我們在敦煌寫卷中可以找到一首與此詩極爲相近的詩,寫於伯3189《開蒙要訓》卷末題記之後,題記雲:“《開蒙要訓》一卷,三界寺學士郎張彥宗寫記。”詩如下:

聞道側書難,側書實是難。

側書須側立,還須側立看。

比較這兩個寫本,其差別僅在於字面的少許不同,一、二句在表達上略有差異,一個用反駁句式,一個用遞進句式。但不難看出這種微小的差異,只是同一首詩的不同傳本而已。再看卜天壽所抄另一首《寫書今日了》詩:

寫書今日了,

先生莫鹹(嫌)池(遲)。

明朝是賈(假)日,

早放學生歸。

郭沫若先生說:“這首詩無疑是卜天壽自己做的。十二歲的孩子便能做詩,而且平仄韻腳大體上合乎規律,首句如改爲‘今日寫書了,’那就成爲正規的絕詩了。”在敦煌寫卷所存的學郎詩中,“寫書今日了”正作“今日寫書了”,請看這首《今日寫書了》詩:

今日寫書了,

合有五斗米(麥)。

高代(貨)不可得,

環(還)是自身災。

這首胡適、王重民一再稱引的詩,寫在斯692《秦婦吟》卷末,題記雲:“貞明五年已卯歲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記。”再看下面這首《竹林清鬱郁》詩:

竹林清(青)鬱郁,

伯(百)鳥取天飛。

今照(朝)是我日,

且放學生郎歸。

此詩爲伯2622《吉凶書儀上下兩卷》卷末所寫十首詩之一,原卷有題記雲:“大中十三年四月四日午時寫了。”由於所存文獻的限制,我們未能找到與《寫書今日了》相類似的完整詩作,但從這兩詩與它的相同之處看,已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的關係。

顯然,輕率地認爲卜天壽所抄五言詩《他道側書易》、《寫書今日了》等爲卜天壽所作,是不夠準確的。反之,敦煌寫本中的《聞道側書難》也未必是張彥宗所作,《今日寫書了》也未必就是安友盛的創作。這些詩廣泛流傳於當時的敦煌吐魯番地區,充分表現出它的集體性特徵。這些詩從這一個人傳到那一個人;從這個地方傳到那個地方。有的人加進了一點,有的人潤改了一點。我們很難確知其創作者和確切的產生時間。可以認爲,這些五言通俗詩極有可能是唐五代間流行於西域地區學仕郎中的一種兒童語體詩,相當於今天的兒歌童謠。

對於上述結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三首敦煌學郎詩得到印證。一首是《寫書不飲酒》:

寫書不飲酒,恆日筆頭幹。

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

此詩見於北位字68號寫卷,許國霖《敦煌雜錄》收入。又見於伯2621《事森》卷末“戊子年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故記”的題記下,全詩除“隨宜”寫作“隨疑”外,餘全同。另外還見於伯2937《太公家教》卷背,題記雲:“維大唐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郡學士郎兼口口軍除解口太學博士宋英達。”詩的一、二兩句全同,三、四兩句作:“但作須宜過,留作後人〔看〕。”差異極小。這首詩出於員義、宋英達等三位學郎的題記中,當然不能確定爲其中某一人的作品。

另一首是《今朝好風光》:

今朝好風光,騎馬上天堂。

誰家好女子,嫁娶何家郎?

此詩在敦煌寫卷中至少三見:伯4了87、伯3319、斯3713。三個抄本之間存在的極小文字差異,多是因爲形音訛誤所至。再如北6811卷背的一首疊字詩《高山高高高入雲》:

高山高高高入雲,真僧真真真是人。

青水青青青見底,長安長長長謂君。

這首遊戲詩又見於伯3597卷乾符四年靈圖寺僧所抄雜詩中,僅兩、三字有異,“高山”作“高僧”,涉第二句致誤,第三句“青”均作“清”,是。第四句“謂君”作“有君”。

從以上舉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大多抄於一些童蒙讀本和應用文範上,如《論語》、《開蒙要訓》、《太公家教》、《孝經》、《事森》、《吉凶書儀》等,都是學仕郎日常習誦的讀本。這些通俗詩作應該是他們日常吟詠在口,而隨手記寫留下的。

長沙窯所見青釉瓷注子上的詩文

我們這樣說,還可以從出土文物中找到極爲有力的佐證。如伯3597雜詩中有《春日春風動》詩云: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 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此詩即見於1967年長沙銅官鎮瓦渣坪五代宋初窩址出土的青黃釉瓷注子腹部,又見於最近在長沙郊區望城縣唐窯出土的唐代酒器上,詩云:

春水春池滿,春人飲春酒,

春時春草生。春鳥哢春聲。

所不同的僅第一句,顯然爲同一首詩的傳異。

再看《白玉雖爲寶》一首:

白玉雖未(爲)寶,

黃金我未雖(須)。

心在千章至(張紙),

意在萬卷書。

此詩見於伯3441《何晏論語集解》卷六背面,有“大中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學生判官高英建寫記”的題記。另外伯2622《吉凶書儀》卷末詩中也有此詩,如下:

白玉非爲寶,黃金我未口(須)。

口竟千張數,心存萬卷書。

這首詩同樣也見於長沙唐窯發現的瓷器之上,詩作:

白玉非爲寶,憶念千張紙,

千金我不須。心藏萬卷書。

非常明顯,此三者亦同爲一詩。 《春日春風動》和《白玉非爲寶》兩詩,不但見存於敦煌學郎筆下,流行於西北邊睡,而且還見於唐五代瓷窯出土之酒器,流行於長江中游的湖南。可以證明,敦煌學郎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民間盛傳之通俗詩歌,某種程度上已超出了兒歌童謠的範圍。

從現存的敦煌學郎詩和相關的題記看,敦煌學郎詩還有着一些相對固定的程式:

(1)伯2746。請看下面一組題記和詩:《孝經》卷末翟䫹題詩:

歲至庚辰,月繞秋季,日逮第三,寫詩(書)竟記。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翟䫹。讀書須勤苦,成就始似虎。不詞(辭)杖檢(捶)體,願踢榮軀路。

(2)伯3192張口題詩:

書後有殘紙,不可到時歸。雖然無手筆,且作五言詩: 三十餘年在戰場,百生千死位(爲)軍(君)王。形(雕)弓歲歲恆看月,金鉀(甲)年年鎮被霜。

(3)伯3322庚辰年正月乃大慶題詩:

書後有淺(殘)紙,不可別將歸。雖然無首(手)筆, 低(抵)作五言書(詩):明招(朝)游上遠(苑),火急報春知。花須蓮(連)夜發,莫伐(待)曉風吹。

詩前的題記,內容基本相同,第(1)首“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是用敘述性的語言,第(2)(3)首的題記“書後有殘紙”則顯然是非常固定的四句五言詩的形式。

從上面題記中“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和“雖然無手筆,且作五言詩”看,似乎這些詩確實是抄寫者的即興創作,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第(3)首《明朝游上苑》詩爲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證明,此詩見於《全唐詩》卷五則天皇后名下,題《臘日宣詔幸上苑》。關於這首詩,宋樂史《廣卓異記》卷二記有較詳的本事,現迻錄如下:

則天天授二年臘月,卿相恥輔女君,欲謀殺則天,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羣臣鹹服其異焉。

這個被後人用作小說素材的宮庭政變故事,在唐代相當盛傳,以至被西北邊睡的學郎吟泳乃至抄錄。第(2)首《三十餘年在戰場》也顯然爲一首文人詩作,另從(2)(3)首詩中抄寫者留下的錯別字看,也可以肯定它們都不是抄寫者的創作。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斯361卷背《朋友書儀》末,題記“維大唐乾寧二年歲次乙卯三月廿三日李”後所抄《日落影西山》詩:

日落影西山,

姑(孤)界留與君。

煎(剪)刀口樓赤(柳尺),

煎(賤)一妾且遂(隨)身。

含禮(匣裏)口莊類(妝粉),

留口與後人。

黃泉無用處,

度蘭(徒勞)作徽陳(微塵)。

這首詩又見斯5381殘卷,即題“康大娘遺書(詩)一道”,略有異文,第一聯作“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羣”,末聯前多“有情憐男女,無情亦任君”一聯。據劉銘恕先生考證,此詩又與孟架《本事詩·徵異》第五所載相類,《本事詩》錄唐開元中幽州衙將張某亡妻孔氏詩云:

不忿成故人,掩淚每盈巾。

元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

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

黃泉無用處,恨作球中塵。

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

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

與康大娘遺詩《日落影西山》對照,內容雖有差異,但二者間’淵源關係卻非常明顯。 敦煌學郎詩中的文人作品,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證。如斯361“康大娘遺詩”後又抄有五言詩四句:

長行(信)窮(宮)中草,

年年愁處生。

惟親(侵)珠口口,

口(沒)事(使)玉皆(堦)行。

這首詩抄寫訛脫較多,但我們仍不難辨認出即崔國輔的名作《長信草》:“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增行”。(《河嶽英靈集》下)此詩也見於長沙唐窯出土瓷器,可見唐時極盛傳。另如伯2566《妙法蓮華經》卷端抄有這樣一首七言絕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

萬物茲(滋)生於此日。

江南有(鴻)雁負霜運,

水底魚兒帶冰出。

卷末有題記雲:“開寶玖年正月十六日抄寫《禮佛懺滅寂記》,書手白侍郎門下弟子共押衙董文受記。後有人來,具莫怪也。”詩與題記及卷背《禮佛懺滅寂記》筆跡相同,知即董文受所抄。董文受又見於英人韋勒《斯坦因所獲敦煌畫解題目錄》第三號《雙身觀音》題記:“信弟子兼技(伎)術子弟董文受一心供養。”知董文受爲沙州伎學院學生。這首極通俗的詩被今人誤爲《景教創世頌》,實際上是晚唐五代著名詩人羅隱的詩,《甲乙集》卷九即載有題爲《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的詩: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芽是今日,

遠天歸雁拂雲飛,近水游魚迸冰出。

再如伯3666《燕子賦》卷背文德元年十二月至大順元年十二月的有關雜寫之間,抄有以下一首七絕:

直上青山望八都,白雲飛盡月輪孤。

荒荒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此詩《全唐詩外編·續補遺》卷八據《弘治黃州府志》卷七收作白居易佚詩,題《東山寺(在黃梅縣)》:

直上青霄望八都,白雲影裏月輪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其實此詩亦非白居易佚作,《全唐詩》卷八五八收入呂岩名下,爲《絕句》三十二首之十四,又見《重刊道藏輯要》室集《呂帝詩集》,詩如下:

獨上高峯望八都,黑雲散後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這三首詩僅一、二句存在着很小的差異。呂洞賓詩較爲複雜,後人僞託、他人作品雜入較多,不能論定,但這裏完全足以說明絕非出自敦煌學郎的創作。

經過上面的舉例和論證,我們可以發現,敦煌學郎詩實際上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童謠兒歌式的語體詩,屬學郎集體創作;(2)民間流傳之通俗詩,屬學郎日常吟誦者;(3)民間俗詩的改作,此類作品中或許包含有抄寫者(學郎)即興創作的成份;(約文人詩作。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全部敦煌學郎詩中存在着學郎的即興創作,但學郎詩中的絕大部分應該屬於我們以上分析的四種類型,這個結論當與事實相距不遠。

1991年12月一稿,1993年3月改定

刊《文獻》1994年第2期,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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