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两代是皇权专制制度的高峰,清朝文字狱之盛,更是远远超过明朝。通过尊孔和科举,清朝统治者笼络儒家士人。萧公权先生《中国乡村:18世纪的帝国控制》显示,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人,他们同样采取了思想控制。因而,统治者运用多种多样的通俗教化,例如顺治皇帝创立的乡约宣讲。

1652年,顺治颁布了《六谕》,六条的内容是:1.孝顺父母;2.恭敬长上;3.和睦乡里;4.教训子孙;5.各安生理;6.无作废为。顺治要求各省区、各旗臣民不要违背伦理道德,过平静生活。每州县都要任命一名乡约,向民众讲演。礼部1659年决定,乡约及其主要助手由各地居民从实岁59岁以上、声誉卓著的生员中指定;若无这类生员,六七十岁以上、名声好的普通人也可担任。每月初一十五,乡约在助手的帮助下解说《六谕》,并将邻里之间的善行劣迹记录。

1670年,康熙为指导臣民的言行举止,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取代六谕成为乡约宣讲主题。1724年,雍正觉得《圣谕》十六条还是过于简单,于是撰写了长达10000字的《圣谕广训》。1729年,清廷增加乡约人数,除了一名约正,还要选出三四个“朴实谨守者”担任“值月”,每月轮流协助约正。在人口特别稠密的乡、村,必须有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讲约所”,每月初一十五,乡里耆老,士子和街坊百姓都要参加。三年期满之后,若约正和值月的工作卓有成效且诚实无过,就会受到各省督抚推荐奖赏,而怠惰废弛者将受到奖赏。

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人,清廷怎样利用乡约宣讲钳制思想?

康熙

乡约要记录邻里街坊值得奖赏和受到惩罚的行为。清初,所有省区都建有“申明亭”,以张贴倾听发布教诲臣民的上谕。犯下不法行为,尤其是违背孝悌之道者,名字会被张贴在申明亭上。改过自新后,名字蔡辉被除去。显然,清廷希望以此加强乡约宣讲的效果,并以精神枷锁规范乡人和市民。

清代皇帝一再要求官员努力,使乡约发挥潜在的教育作用。乾隆在1736年、1737年和1743年多次发布圣旨,让官员以最大热情推行乡约制度。1753年,乾隆命令,除了半月以此的宣讲,官员应利用一切机会,以儒家伦理指导乡人的言行举止,讲演可用土音谚语,便于乡人理解。当秘密社会在全国蔓延时,道光发布一系列上谕,加强乡约。1865年,统治还对乡约宣讲兴趣浓厚。

在内容上,《六谕》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儒家道德伦理最基本的内容。而《圣谕》更强调防止犯罪和反社会行为。有人推论,到康熙年间,官方入学不再是劝人向善的训谕,而是防止臣民危害帝国的工具。而雍正1724年颁布肚饿《圣谕广训》,就表现得更明显。例如,他谈论孝道时说,孝道不仅包含爱父母,还包括忠君和认真履行所有社会责任。在劝告农人和所有纳税人时,雍正用词和蔼,在涉及防止犯罪和维持统治秩序时,则无比严厉。

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人,清廷怎样利用乡约宣讲钳制思想?

雍正蜡像

从康熙之后,各代皇帝不时补充内容到乡约宣讲中,乾隆1737年下令,每次讲约会结束,必须对主要法规法典条款解释;各省官员要刊印法规手册,向所有乡村散发。乡约宣讲员还需提醒听众,如违背圣谕训令,就会触犯这些法条。例如,清廷很警惕秘密社会和非法宗教,雍正在《圣谕广训》中说,“异端”指的就是白莲教、闻香教、天主教教义。

讲约虽然主要针对“无知乡人”,但个社会阶层,各民族的人都有机会参加听讲。这一制度很快在全国推行,全民覆盖。1686年,清廷规定所有军营的武官和士兵,都要阐述自己对于《圣谕》十六条的心得体会。四川、广西、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也要利用翻译宣讲。1690年清廷下令,未获举人头衔的士子,都要出席地方教育官员主持的讲约会。要得到“生员”头衔,参加地方考试时,需默写《圣谕广训》中的内容。

因为一些地方官员积极支持,乡约宣讲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广东阳江县田畔村江伯立有五个儿子,五子江中业赤贫如洗。1800年8月15 ,江中业参加了本村一次讲约会。讲约者讲述了《圣谕广训》中江州陈氏宗族的故事,一些成员诚实劳作致富,使700名族人生活在一起。江中业大受感动自言自语,“吾独不克为陈氏乎?”从此,他更加努力劳作,积累了一定个财富,可以聚集供养所有族人。此外讲约员依靠个人能力和热情,也能对邻居产生影响。

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人,清廷怎样利用乡约宣讲钳制思想?

但是,乡约宣讲体系未能取得统治者期待的效果。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在1850年的著作中说,乡约宣讲“不过是一具空架子”。美国旅行家威廉·盖洛20世纪初认为,它已经堕落成“无关痛痒的无用之物”。

显然,占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生活艰难,社会地位地下,对他们空谈道德伦理的高调显然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各种秘密宗教如白莲教、太平天国等都许诺了一个物质条件丰裕,精神领域完美的乌托邦世界,即便没有实现,也比儒学的高调更具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广东等地,一些约正、值月不仅是教化者,而且成为了当地争端事务仲裁人。18世纪之前,一些地区的相约体系取得了保甲功能,从思想控制工具变成了一种治安控制工具。另外,乡约还在一些地区吸纳了团练的包围功能。例如,曾国藩就用乡约的名字取代地保或甲长。

显然,绝大多数底层农人贫穷艰苦的生活状况,决定了大他们对于乡约宣讲缺乏兴趣。在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哪里会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天大地大不如朝廷大”?

萧公权《中国乡村》(九州出版社)读书笔记之四 所有内容均来自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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