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吕凤子的四阿罗汉

吕去癖

我的父亲吕凤子是举世著名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他一生画作无数，其中有两幅画分获过国内外美展大奖，一幅是1931年获巴黎国际博览会一等奖的“庐山云”，另一幅是1943年获重庆第三届全国美展一等奖的“四阿罗汉”。本文拟对“四阿罗汉”的立意为象的由来做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注释。

庐山云 1931年

吕凤子的“四阿罗汉”是1942年夏在民国时期的国统区重庆璧山，为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而创作的。由于这幅画获得了本届美展各种艺术形式中唯一的一等奖，所以倍受人们关注。更特殊的是，这幅画的艺术形式与作者过去，特别是抗战初期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来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作品，如“逃难”，“敌机又来矣”“背纤”等的一目了然的艺术形式完全不同，它是以披了袈裟外衣的罗汉来议论国事，因而也增加了人们对画意的理解难度。

我是父亲画这幅画时当时在场唯一的人。记得那是暑假中的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他要作画。因办公室太热，他叫我在房前的空地上，用长凳和床板搭一张画桌，上铺一条旧床单，几张旧报纸。我准备完成后，他就拿来笔墨和宣纸作画。从开始到结束约画了两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画罗汉画，感到这与我以前在庙中看到的肥头大耳，背儿抱仔的形态不同，好似个个都是经过刻苦修炼，铁骨铮铮的罗汉。故就问父亲，“你这画是什么意思？”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说，“你看呢？”我想了半天，感到这幅画他是有感而画，见题词的第一句话“朅来闻见，弥触悲怀”似乎是意指近来耳闻一件事，使他悲愤之极。但究竟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只感到这事关系国家兴亡并与政府有关，否则他不会如此悲愤，用披着袈裟外衣的罗汉来议论国事。

四阿罗汉图 1942年

第二年（1943）年初，美展的主办方宣布了“四阿罗汉”获得了第三届全国美展唯一的一等奖。听说在评奖时争论很激烈，焦点是认为这幅画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是指向政府。尤其是题词的第三句“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似乎是指国家希望何在。而且隐隐之中，有暗指国家的希望不在当局的所在地，而在鸡足山？更有人怀疑鸡足山是暗指宝塔山？但怀疑只能是怀疑，没有真凭实据。最后评委们还是只能撇开政治倾向，从艺术的技能，功力，创新等方面来评定了此画为本届美展各种艺术形式中唯一的一等奖。我得悉了这些信息后，心想既然国家已有结论，也就一直未再思考画作的更多寓意。

到上世纪末，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美协在总结近百年来的绘画史时，有人对吕凤子的四阿罗汉图又提出了异议。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美术评论家刘墨和李作义在中国书画报发表的“中国美学会和抗战时期后方的绘画”一文中，点名批判了吕凤子的四阿罗汉图与抗战有关的解释不符，是“躲在象牙塔里搞风花雪月。”

我们兄弟姐妹见了这些指责，都感到有失公正，与事实不符。大家推我代表吕凤子子女，谈谈家属的意见。于是我投稿中国书画报（见2003年5月19日）。在文中我列举了两个事例，一是毛主席看懂了吕凤子的罗汉画，并回赠了一条延安织得黄色毛毯，示意吕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事例二是璧山人民见证了吕凤子在蜀九年的办学过程，对他在培养艺术人才所表现的爱国爱民，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自发地建立了吕凤子纪念馆，将城南中学改名为正则中学来纪念吕凤子的办学精神，以学习和继承发扬吕凤子的爱国精神。由于这两个事例都是真实的，虽然我在文中仍未能完全说明吕凤子为何要用披着罗汉外衣来议论国事的问题。以后美协在总结中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在结尾时提了一句吕凤子的罗汉画“别有一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上纪念吕凤子的文章逐渐多起来，其中有中国文化部供稿的“吕凤子《四阿罗汉》的主题是抗战”，但又有读者提出为什么说四阿罗汉的主题是抗战。这又触使我重新思考了在76年前就问过自己的问题，即为什么父亲在抗日最艰巨的年代要突然改变绘画的形式，画了大量的罗汉图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为了找到答案，我反复阅读了有关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

父亲画中题辞“羯来闻见，弥触悲怀”是指的不久前发生的皖南事变。即指1941年底，国民党内亲日派趁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奉命北移时，发起突然袭击，使领导抗日功勋卓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力竭负伤后身陷囹圄。这个事件性质，已不属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国内战争，而是明目张胆在抗日战争最艰巨的年代，密令所辖军队掉过头来帮助日寇镇压抗日的中坚力量，这是地地道道的背叛祖国和人民的行为，是为某些人欲投降日寇做的准备。身为人民艺术家的吕凤子，悲愤有加，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武器，为捍卫祖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众所周知，民国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内有明文规定，禁止在公共场合议论国事，这就是吕凤子为什么要在抗日最艰巨年代要改变自己为人民熟悉的和喜爱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艺术形式，而用披着罗汉的外衣的菩萨来间接议论国事的根本原因。吕凤子在抗战后期1945年所作的“乃翁”画中说：“我不信佛”，“如此杂剧，打了戏衫”。即我虽不信佛，但我欲披袈裟以作戏衫，我要穿了戏衫来唱戏，我要以佛画说戏，我以佛来戏说当今时政，借罗汉的表演来抒发我心中的悲怀与愤概。

乃翁 1945年

再看画面，吕凤子的“四阿罗汉”一画的确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似乎以救世济民的罗汉形象间接反映了画家对当时百姓苦难生活的悲悯之情，也对国民党政府不积极抗日，反而迫害抗日功勋的事件悲情难抑。画中题：“羯来闻见，弥触悲怀，天乎？人乎？师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期竟大笑也，凤先生又志。” 突显画家对当局时政表现的不满，明显有责问自残兄弟的事件是天灾或人祸的悲愤，尾句转折的“不期竟大笑也”，又表现出作者虽悲戚却不消沉的豪迈个性，反映了吕凤子独有的乐观情结。

最了解父亲这些绘画构思变化的，应该是黄齐生先生。吕凤子结识黄先生是1940年经知名画家和他的学生谢孝思先生介绍的。通过交谈，父亲得知了黄先生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舅父。1937年黄曾去延安访问过，对红军长征的事迹与延安的情况都比较了解。黄齐生后来回家乡贵阳后继续办学，当地政府怀疑他是共党，欲加以迫害。黄遂来重庆避难，当然也想在陪都找一份工作。由于黄的经历在爱国，教书，育人等方面与吕凤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吕不畏避嫌，毅然以正则艺专的最高薪，即五担米一月的薪水聘请黄齐生为正则艺专的文史教授。从1940年到44年，黄的活动范围虽主要是正则学校园内，但他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系密切，且主要接触的都是中共的领导层。所以他了解政府封杀的皖南事变，并告诉吕凤子事件真相是情理之中之事。最有力的说明，是1944年黄第二次应邀去延安访问时，吕凤子请黄齐生带了两幅罗汉画去延安，其中一幅罗汉画是专赠毛泽东的。如黄不了解吕罗汉画的寓意的由来，他是绝不会带这样一幅画去送毛的；毛如不了解吕的罗汉画的来龙去脉，也绝不会回赠一条延安的黄色毛毯，示意吕要注意保护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