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的話

· ofo、摩拜等共享單車已經席捲各大城市。讓我們看看1年多的時間裏，ofo的90後CEO是如何“騎車狂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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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0日，兩個年輕人趴在北京國貿三期外面的欄杆上，在手機上輸入“金沙江創投 Allen”，一張一張翻看搜出來的圖片。

這個自稱叫Allen的人，剛剛衝進辦公室向他們提出了一連串犀利的問題。

“你覺得Allen就是這個叫朱嘯虎的人嗎？”

“好像就是他。他是不是投過滴滴？”

“哇，見到名人了！”

兩個激動的年輕人衝回56樓，接受了金沙江創投1000萬元的A輪融資。

這兩個青澀的年輕人就是ofo小黃車的創始人兼CEO戴威，和聯合創始人張巳丁。

15個月之後，ofo小黃車的融資總額已超過40億元，共享單車也成爲互聯網行業的新“風口”，在越來越多的城市裏，鋪天蓋地的小黃車正在改變人們“最後三公里”的出行習慣。

如今，ofo小黃車已經在中國、美國、英國、新加坡、哈薩克斯坦連接了超600萬輛共享單車，爲全球用戶提供了超10億人次出行服務。

一個5名創始人都是“90後”的年輕創業團隊，究竟是怎樣讓公司飛速成長，並且適應了中國互聯網產業近乎殘酷的“遊戲規則”？他們的挫折與成就，又給其他年輕的創業團隊留下什麼經驗？

戴威說：“創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很長的賽道，在這個賽道上舍命狂奔。”

1年7個月的“面子創業”

整整1年零7個月，戴威和他的同伴們“非常迷茫”，每一個創業方向都是信心滿滿地推出來，但沒什麼響應。他們空想過“生態閉環”，“燒錢”拉過用戶，目標是融到A輪。“但資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現實把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給澆滅了”

2014年2月15日，青海省大通縣東峽鎮。還是北大學生的戴威在這裏支教當數學老師。剛過完春節，薛鼎從家裏跑來看他。在戴威狹小的宿舍裏，兩個大學同學湊在一起寫寫畫畫。

“那時候我們已經討論了半年，想做一些和騎行有關的事，但名字一直定不下來。”戴威回憶說，OTTO、隨行……一個個名字被提出又被否定。“後來想，還是從象形的角度來設計，ofo就是一個騎着自行車的人。這樣全世界一看，就知道我們在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那天我們就把ofo這個名字註冊了。”

有了名字，這是ofo小黃車成長中第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但故事並不會從此一帆風順。

整整一年零7個月，戴威和他的同伴們“非常迷茫”，他們做過山地車網絡出租，兩個月只有一筆訂單；做過高端自行車的金融分期，一共賣出5輛車；做過二手自行車交易平臺；與騎行相關的智能可穿戴設備……“每一個方向都是信心滿滿地推出來，但沒什麼響應。”

2014年年底，ofo將方向轉向騎行旅遊，將自行車租給遊客，帶着他們到處騎行，在這個項目上，ofo拿到了100萬元天使投資，之後趕上了2015年上半年資本市場的瘋狂。

被瘋狂的資本市場驅使，ofo決定：“燒錢！”給每一個註冊ofo騎遊應用的用戶送一瓶脈動飲料。“燒了1個月就沒錢了。現在想想，100萬元人民幣‘燒錢’那不是開玩笑嗎？”但團隊當時頗爲自得，“當時想，照這個燒錢速度，再給我們500萬元，就能做出100萬用戶來，那就是挺厲害的公司啦”。

但資本給年輕人上了嚴厲的一課。

“我每天見好幾個投資人，居然連一個感興趣的反饋都沒有，非常打擊人。我們一開始想，A輪融2000萬，兩週之後覺得不行，就說融1500萬，然後再降到800萬、400萬，還是不行。你拿脈動換了幾千個註冊用戶，資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現實把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給澆滅了。”

2015年4月底，ofo賬面上只剩400元錢，但2個程序員、5個運營還等着發工資。馬上就要從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的張巳丁頗爲憂傷：“覺得這個公司要死了，自己畢業後還是要去修文物了。”

那個“五一”假期，戴威在夜裏無法入睡，就騎着自行車在大街小巷閒逛。“那是一個比較深刻的反思。很多年輕的創業者跟我那時候心態差不多，爲了什麼創業呢？就是爲了面子創業，周圍都能融到錢，爲什麼就我們不行？心態非常浮躁。”

在那些深夜裏，戴威想明白了一件事：“爲什麼走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方向都不是剛需，有固然好，沒有也無所謂。當時我們選擇的產品太弱了，只是一個want（想要），而不是一個need（需要）。”

他開始認真考慮大學生們的“痛點”，大學四年，戴威自己在學校裏丟了5輛自行車。“我們的設想是，自己採購一些車，也讓同學們把自行車交給我們，以‘所有權換使用權’，可以隨時隨地使用ofo平臺上的任何一輛車。沒有貢獻車的同學則要交納很少的租車費。”張巳丁說。

ofo無樁共享單車的模式慢慢成型：自行車被裝上了密碼鎖，手機掃碼後獲得開鎖密碼，按騎行時間或里程計費。

戴威、薛鼎和張巳丁這些ofo的元老們開始在校園裏遊說同學，給他們講解自己的“共享單車計劃”。2015年6月6日，終於有人找來，願意共享自己的自行車。那是一輛破舊的藍色山地車，ofo以最快的速度給這輛車上了車牌，編號8808。

ofo一直在找一條很長的賽道，起點終於出現了。

“封校”的抉擇

“投放車輛+訂單快速增長”，這個看起來順風順水的模式被不停複製，但ofo又迎來創業路上一場艱難的考驗。激烈的爭執之後，學生創業想當然的“用戶至上”開始讓位於能力覈算後的妥協。

2015年9月7日早上8點，ofo僅有的6個成員扎堆兒站在北大校園。他們面前，是一整排黃色的自行車，這是ofo在北大正式上線服務的第一天。

“頭一天晚上大家幹了個通宵，很疲憊，但那天我們就一直盯着後臺的數字看，有500多個用戶註冊，200多個訂單。之前哪怕10個用戶，都是‘求爺爺告奶奶’似的拉來的。這是第一次我們隱約覺得，終於做出了一個有生命力的產品，它是能長大的。”

找對方向，這是ofo小黃車成長中第二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上線第二天，300單，第三天，500單，在上線10天時，ofo日訂單達到1500單。10月底，北大的單校日均訂單超過4000筆。

“投放車輛+訂單快速增長”，這個看起來順風順水的模式被不停複製，先是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1月份拿到金沙江創投的1000萬元A輪融資後，小黃車又進入了北京的20多所高校和武漢、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校園。戴威並不知道，他們將迎來創業路上“遊戲規則”的又一場艱難的考驗。

“2015年的12月份，我們的日訂單就有2萬多單。但到了2016年4月份，多投了5倍的學校，投了這麼多車，結果一天還是2萬多單。”ofo聯合創始人楊品傑回憶說，那時候一直開會分析原因，結論是大量自行車“有去無回”。“比如同學騎車出去買個東西，就不騎回來了，我們得找人往回搬，但架不住每天都有人在往外騎啊，還是個淨流出的狀態。”

ofo的創始團隊展開了激烈的爭執，最後由戴威“拍板”：封校，ofo自行車只能在校園內使用。

“那時候最大的擔憂是用戶會反彈，不過我們畢竟有數據支撐，90%以上的騎行還是在學校裏。確實很糾結，但這是創業的早期你必須要面對的現實：你服務不了每一個用戶，滿足不了每一個人的需求。對ofo來講，就是先讓大部分人有車用。”在這件事裏，學生創業想當然的“用戶至上”開始讓位於能力覈算後的妥協。

儘管用戶對“封校”並非沒有抱怨，但在封校之後，ofo的日訂單數從2萬單“跳升”到8萬單，5月17日達到106322單，突破了10萬單，5月26日，ofo獲得了經緯中國領投的B輪融資。

2016年9月，各大高校一開學，ofo的日訂單數一下漲到日均40萬單，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到每月1000多萬元。但就在一個月前，摩拜單車宣佈進入北京市場。ofo的聯合創始人們在街頭觀察，騎着橙色自行車的人越來越多了。

戴威開始反思當初的“封校”：

“城市就是不封校的校園，如果5月就直接選擇進入城市，那肯定就不一樣了。2016年最遺憾的事，就是進城市進晚了。人更願意待在自己的舒適區，我們當時計劃用兩年時間把全國2000個大學都做完，就天然地覺得，城市等我們兩年後更強了再說吧。”

戴威喜歡足球。“看球的時候我有一個體會，要是有個隊得了點球卻沒罰進，多半會被對手進球反超——給了你這樣的機會你都沒抓住。創業也一樣，在機會面前要謹慎冷靜，但更要篤定地去把握機會。”

“錢”與“人”的雙重考驗

一個數字足夠說明ofo令人目眩的擴張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萬多輛單車，8個月後，這個數字擴大了100倍。但同時，“刺刀見紅”的互聯網江湖，在他們面前徐徐鋪開。“最重要的是解決好兩個問題，錢和人。”

2016年10月16日深夜，一輛輛小黃車被從貨車上搬下，整齊地碼放在北京西二旗和中關村兩個地鐵站的出站口。車子擺好了天還沒亮，卸車的年輕人誰也沒走，靜靜擦起了車，像是父母打扮將要出嫁的女兒。第二天不到7點，第一批早起的上班族走出地鐵站，守了一夜的ofo員工手持宣傳單圍了上去……

進入城市，這是ofo小黃車成長中第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我們沒有準備好，但我們進城了。”戴威說，一週之前，ofo剛剛獲得1.3億美元的C輪融資。從這一刻起，沒有人再把他們當做一支青澀的學生創業團隊，“刺刀見紅”的互聯網江湖，在他們面前徐徐鋪開。

再後來的故事就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捨命狂奔”：

2016年11月，ofo宣佈正式開啓城市服務；

2周後，日訂單超過150萬單，成爲繼淘寶、京東、滴滴等互聯網巨頭之後，中國第9家日訂單過百萬的互聯網平臺；

12月，ofo進軍海外，在美國舊金山、英國倫敦、新加坡開始運營。

一個數字足夠說明ofo令人目眩的擴張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萬多輛單車，8個月後，這個數字擴大了100倍。

在通往一家成熟企業的漫長道路上，在一路衝刺的不容喘息中，新的挑戰又出現了。“最重要的是解決好兩個問題，錢和人。”戴威這樣告訴記者。

作爲大概全中國見識過最多投資機構的“90後”，戴威喜歡刁鑽但不冷酷的投資者。

“好的投資者能夠問出非常尖銳的問題，讓你被問得很疼，他一下挖到的都是我們在現在這個模式中暫時沒有解決的問題，但他不會上來就跟你提‘對賭’‘回購’之類的條款，不會這摳一點兒那扣一點。只要聊得好，我們不會糾結估值，甚至會打折讓大家進入。”

ofo的辦公地點搬到了中關村的寫字樓裏，和老牌互聯網公司成了“鄰居”。辦公區過道里擺着各式各樣研發中的小黃車，連茶水間和休息區的桌子也成了“工位”。兩米多高的空心大白鴨“肚子”裏是張大通鋪，上面凌亂地堆着毯子，徹夜加班的工程師們會在這裏小憩片刻。

“公司幾十個人的時候，大家一塊出去喫個串兒喝個酒就把會開了，現在我們光總部就有600多人，不能再憑熱情憑感情就讓它以最高效運轉，只有組織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基礎的安全。不過現在因爲擴張速度，制度設計上還是會落後。這是非常痛苦的，就像長個兒的時候腿疼一樣，因爲你長得太快了。”戴威說得相當坦白。

“市場、運營、產品、研發……在這些崗位上，大量成熟的人才乃至團隊在進入ofo，你們這麼年輕，會不會擔心因此失去對公司控制力和話語權？”

對這個尖銳的問題，答案同樣坦白：

“現實生活和打遊戲是類似的，你能長到多少級，不取決你的在線時長，而在於你打了多少怪，過了多少關。你能夠應對變化和挑戰，有足夠強的抗壓性和執行力，就能和職業的成熟團隊很好地融合起來。”

這種坦白中正蘊含着某種青春洋溢的熠熠生輝。就像朱嘯虎對ofo的評價：“有些共享單車模式太重了，互聯網要靠輕模式迅速佔領市場，以後再慢慢做重，這是互聯網的一貫打法。戴威的思路很清晰，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年輕化）。”

也像在ofo辦公室寫字樓的電梯裏，一張年輕的面孔興高采烈地開着“腦洞”：“從12樓到9樓就應該修個大滑梯，我每天‘嗖’一下就滑下去，多爽！”他的肩膀上，扛着尚未組裝完成的鮮黃色的自行車架。

戴威也在開着“腦洞”：

“以5年爲限，我們還是要先在廣度上鋪開，等到2022年，希望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城市裏，都能找到我們的自行車。就像是2014年的那個冬天，在小宿舍裏我們想，有一天全世界都會認識這個名字，這個騎着自行車的小人，我們一定會成爲一個全球化的公司。”

來源：“投資數據庫”微信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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