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立遗嘱防纠纷

齐志远

生老病死，大道至简，既是人之常情，也是规律使然，任谁不能阻挡，任谁无法避免。可囿于死亡教育的缺失，国人时常游走于“死亡禁忌”的边缘，对生死问题总是讳莫如深。

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成功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个人的财富增长率和储蓄率较上世纪80、90年代有了迅速跃升。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庞大的人口和财富基数下，竟鲜有中国人会以订立遗嘱的方式明确对身后财产的处置。

不得不说，中国人不爱订立遗嘱是不争的事实。正所谓“有因必有果，因果两相连”。国人忌讳遗嘱、避讳遗嘱的现象，主要还是心理层面的原因：有的老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个人的情感好恶，认为谈论死亡就是触碰禁忌，订立遗嘱就是诅咒自己；有的老人法制意识淡薄，家庭亲属观念根深蒂固，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己百年之后的财产分配需征得子女、亲属的同意；有的老人受“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观念的熏染禁锢，用财产作为换取子女孝顺的筹码与后手，担心提早订立遗嘱会让子女有恃无恐，对自己少尽或不尽孝道，搞不好甚至会发生财产纠纷，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订立遗嘱的意义与价值日益凸显。有学者研究认为，遗嘱观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行风险防范，防止出现纠纷；第二阶段是作为一种法律工具，让个人财富的流向符合自己的意愿；第三阶段是当作一项家庭责任，不给家人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古人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遗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与参考，使得人们对订立遗嘱的态度悄然发生着转变：思想前卫的年轻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开明豁达的中老年人亦对订立遗嘱越来越持积极态度。换言之，家庭亲缘的维系，既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也离不开法律手段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