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史上很多东西都是被断章取义了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断章取义之人是没有“文化”的,或者有其他的用心。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比方说,“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现在看来就被断章取义的很好。

“国恒”句出自出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恒帝纪·第九条,原文: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在这一段的基础上还有前后段,但为节约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了。它的大致意思基本是这样的:到了汉末的时候,士大夫们想要有出头之日,只能通过去边疆打仗捞取政治资本,其他的出路基本被朝廷的腐朽给堵死了。那些人在边疆捞到了资本,有了兵权,回来就慢慢坐大,时间一久就成了像袁绍、曹操、孙权、刘备这种军阀。所以,汉朝军力强盛,但国家却灭亡了,而这在历朝历代似乎是没有过的。

这段话说得很在理,但要把它与我们忽略的那两段放在一起就有些让人不“舒服”了。王夫之在那两段里大意是说,在,汉朝中后期时,无论匈奴还是羌人,实际上都已经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边境,不构成对汉朝的严重威胁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让他觉得是舍本逐末,并和很多人一起感到深深的悲哀。

原文:(不喜欢可以跳过去)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

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王夫之的终极意思是:汉朝末年穷兵黩武,搞得民不聊生,至使三国兵息后,出现了五胡乱华之举。

说实话,王夫之的这段话至少是我很不爱听,你打着他,他都喘息了,“乱华”了,不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也让我为断章取义之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不爱听、没道理,所以应该被“断取”。

“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就这样被断章取义者用来炫耀汉代的武力,大概意思是因为汉代才有了大汉民族,并称汉帝国之国力强大、对外扩张、持久的强盛统一为独一无二,至今都是中国的骄傲与荣光。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被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打仗不好,心里想着不打仗就能有和平,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温和派”,也就是王夫之那一派;另一派则认为,打仗是有必要的,不打仗是不行的,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势派”,也就是断章取义的那一派。

虽然,我们到现在也真正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我们却知道,这两派一直争议不断,甚至斗争不断。很难说清谁占了上风,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具体事件具体对待的问题,不可能也做不到一概而论的。

但是,对于王夫之这种“温和派”的一些说法,至少是我看来或多或少是有些问题的。还是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有一段是“论”东汉班超和西域的。原文如下:

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盖此诸国者,地狭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万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实不能逾中国一亭长。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势;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挠乱其喙息,以诧奇功,超不复有人之心,而今古称之,不益动妄人以为妄乎?发穴而攻蝼蛄,入沼而捕鳅鯈,曰:“智之奇勇之神也。一有识者笑之久矣。(《读通鉴论·卷七·和帝》)

译文是这样的:史书记载的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就如同儿戏一样。班超率领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对于他们的君主,想杀就杀、想擒就擒,古往今来从没有能像班超这样的奇智神勇的人。大概西域的这些国家,地盘小、兵力弱,君主愚蠢,百姓又不团结,不必有才智勇力控制他们就绰绰有余。远在万里之外,实力孱弱的少数民族,他们即使称王,其实力也超不过中原地区一位亭长。他们即使反叛朝廷,也不足以增加匈奴的势力;他们即使臣服朝廷,也不足以树立中国的威力。像班超这样欺侮弱小凌辱寡少,挠乱这里的人民和动物,以此骗取奇功,班超也不再有人的良心,而古往今来人们还都盛赞他的所作所为,这不是更加鼓动的狂妄的人更加狂妄吗?掘人家坟墓而攻蛄骨,进入小水坑捉几条泥鳅的行为,也说是有“奇智神勇。”有识之士看到此会觉得可笑的。

先辈或者古人的文字不太好评价,但却能引发一片叹息声,而这种叹息让人难免不会有不吐不快之感:西域的一些小部落如中原地区的一位亭长这话不假,但把历史说成“儿戏”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夫之。西域的那些小部落即使反叛朝廷,也不足以增加匈奴的势力;即使臣服朝廷,也不足以树立中国的威力?让人在“有识者笑之久矣”中更想直呼——书生误国!

今天,我们有些学者说,王夫之那段“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的话,实际上是说给他当时生活的明朝的,他说的“汉”实际更多是反映“明”。意思是王夫之想让明汲取汉的教训,别成天打打杀杀的了。当时,明朝面临的情况是,内部有造反的李自成、张献忠,外国是建立清朝的女真。明朝应该和女真议和,进而全力对付李自成与张献忠,等消灭了李自成与张献忠,再将矛头对准女真。

说实话,这不过是一个梦,在这个梦里,王夫之的终极意思是:政治不需要太强硬,明朝从建国以来,从不接受敢公然与明朝抗礼的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协议。所以,他有着让明朝议和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拿笔杆子的遇到了拿枪杆子的,谁和你议呀?不这是一厢情愿罢了。

还是王夫之老前辈,还是在《读通鉴论》里,他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既然讲“理”,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理”,那么,就不是靠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段文章能说清的。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与很智慧的,他们说:“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独以强亡”被剔除背景是正确的。无论到了任何时候,不管是人、部落或者政权、国家、民族都是需要骨气的,而这骨气更多需要的是自身的能力,而不是谁能评论出来的。(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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